周树山

曹丕论及同代作家的著作有两篇，其一是《典论·论文》，推出了“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的七个作家，依次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后世称为“建安七子”，并论述了这七个人的文章风格及得失，见识高远，立论精当。其二是《与吴质书》，抒发了建安二十二年大疫后，几个文友罹难而逝的伤感心情。这两篇文章无一语言及曹植。曹植的《与杨德祖书》举出了六个作家，除了杨修是受书人，不能不语及外，另五个作家皆在曹丕所言七子之列。对同代作家的看法，兄弟二人似乎没有分歧。但曹植也同样没有谈到他的兄长曹丕。笔者查阅了曹植的全部诗文，对曹丕的文坛地位及文学成就，曹植从未置一词。曹丕当皇帝前，曹植语涉曹丕的有一首诗：《侍太子坐》，一个“侍”字，尊卑分明，看出曹植已是臣下侍从身份。其诗末二句云：“翩翩我公子，机巧忽若神。”这“机巧”二字指的是宴乐席上的弹棋之技，与文章诗赋无关。

曹丕、曹植兄弟是辉耀建安文坛的双星，纵有七子，也无法掩蔽这两颗星辰的夺目光华。为什么这两个星座关注和赞赏的都是那些疏离的小星星，而彼此虽近在咫尺，并都由同一天体衍化所生，却相互视而不见，讳之甚深呢？

从心理上说，排除尊崇，人们愿意赞赏和推重那些不如己的人，这可以使自己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毫不避忌地说话，来显示自己的雅量和灼见。而对于和自己比肩并立的人表示激赏则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会带来两个危险：一是褒人则是贬己，二是即便是赞赏也不容易使对方服膺。《典论·论文》开篇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能够进入“相轻”范围的，都是和自己差不多的文人，所谓“伯仲之间耳”，若远不如己者，其轻自见，何必再表示轻蔑呢？丕、植在建安文坛旗鼓相当，所以他们两个才有资格“相轻”。

从人伦上说，亲者疏，疏者亲，骨肉兄弟反倒易于在心理上产生疏离感。丕、植二人生于显贵之家，封建大家族的伦理纲常教育和实际环境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兄友弟恭一类说教只会产生逆反心理。穷门小户，经济生产上相互依赖的兄弟反倒易于共处，而皇家显贵等级森严，共同注目的就是孤家寡人的权力，其疏必矣！在文坛上，两人经常受父王之命搞同题作文，自小就因争宠埋下嫉妒的种子。这种子渴饮权力的毒液而飞快生长，结出的乃是仇杀的果实。由妒而恨，由隐而显，兄弟反目甚于陌路，当然不会心平气和地相互评诗论文。

从政治斗争来说，丕、植的矛盾人所共知，无须细说。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使两个人结下了永难解开的死结，即便这两个互相诅咒扭打的灵魂到了上帝面前，万能的上帝也会无能为力。曹丕同父同母或同父异母兄弟共二十五人，作为帝王的曹丕仇视和戒备所有的弟兄，因为他们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敌人。丕有异母弟曹冲字仓舒，自小聪颖过人，幸哉于建安十三年早夭。曹操失此爱子甚哀，丕劝慰之，操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真是一语中的！丕当了皇帝后，还心有余悸地说：“若使仓舒在，我亦无天下。”帝王之家这种兄弟关系只能使丕、植这两颗文坛双星相背而驰，在茫茫天庭里越走越远，永远不能指望其中的一颗将自己的光芒照射到对方身上。

1987年仲夏，拙作《曹植》赴上海演出，有一个人出来写一篇文章，指责剧作为曹植翻案，并说曹丕很推重自己的弟弟，将曹植列为“建安七子”。曹植在历史上并无恶名，所以无案可翻;至于后面所言，那就是常识性的错误了。正是：文坛双星何相轻？孤家寡人坐龙庭。钟鸣鼎食帝王胄，千秋万载翰墨名！

后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孔融死而士气灰”，是把孔融看作最后一个敢于触逆鳞、对统治者说三道四的士人。事实上，因触怒权贵死于非命或一生倒霉的知识分子，孔融不是第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

王粲封侯及文人从政

建安七子中，王粲（字仲宣）的政治地位最为显赫，他曾被曹操封为关内侯，魏国初建时，又官封侍中。长期的动乱之后，王粲参与了朝廷礼仪制度的重建工作，又因他博闻强记，曹操出行时，他都随侍左右;佩紫怀黄，极其风光，令他同时的文友们眼热得不得了，他们虽然文采斐然，下笔琳琅，但政治地位都很低，什么“文学”呀、“军谋祭酒”呀、“丞相掾”呀，说穿了，不过是些无足轻重的文牍小吏，比之王粲那真真差远了。

王粲封侯，并非因为他的诗文出众。的确，王粲是个好的作家和诗人，他的《七哀诗》写尽天下乱离之苦，至今读来仍令人酸鼻。钟嵘在《诗品》中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曹植曾被封为平原侯，平原兄弟指的是曹植和曹丕，就是说，除了曹植兄弟，堪称建安文坛的栋梁外，仅次于他们的，就是刘桢和王粲了。可见在建安七子中，王粲是个顶尖的人物。文才顶尖，就能当官吗？不然。文学和政治有不同的运行轨道，有不同的游戏规则，大约也得有不同的心理素质。文人气太重的人不宜从政——起码不能从封建之政——这大概是不争的事实。曹植文人气太重，他看不起文学，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结果差点儿死在自己哥哥手里，如同囚徒一样在封地被囚禁了一辈子;李白文人气太重，跑到皇帝那里，想“为君谈笑静胡沙”，结果只耍了一通文人性子，给唐玄宗和杨贵妃留下了一点谈资笑柄，就被“请出”了宫廷;苏东坡文人气太重，他的下场大家都是知道的了，几次贬谪，最后差点儿死在海南岛……所以中国从古至今，从来没有只因文章好、见识高就能当官的。

王粲被封侯，一是因为他高贵的门阀地位。朝中有人好做官，历来是封建社会的铁定法则。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在朝中位列三公之位。十七岁时，朝廷就让他进宫当黄门侍郎，他的政治前途一片光明，只要学会做官那一套规则，摸清其间的门路，不在关键时刻“站错队”，他就会飞黄腾达。可是王粲命运不济，赶上了乱世，他只好到荆州刘表那里去寻求发展。刘表以貌取人，看王粲长得身材短小，相貌不佳，就没太重用他。刘表死，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横行中原，王粲趁机向刘表之子刘琮进言，使刘琮举荆襄之地以降曹操，所以他有了在曹魏政權中封侯当官的最重要的一条资本，那就是政治上的功劳。有了高贵的家世，又有了政治上的功劳，王粲封侯看来顺理成章了。但他还有第三条，就是他在少年时代就在士大夫中形成的名气。王粲虽然貌不出众，但少年早慧。和人行路，读道边碑文，阅过则能背诵;看人下围棋，风卷残局，他能将棋局重新铺排好，不差一个子，不差一个路数。人不相信，将一局残棋用布盖住，叫他另行铺排，绝对毫厘不爽，屡试皆然。他读的书多，知道的典故多，写文章一挥而就，不必打腹稿，拟提纲……他的出名，与当时名闻天下的大学问家蔡邕的推举有关。有一次，少年王粲到蔡邕家里去，蔡邕正与众宾客座谈，听说王粲来到，慌得倒趿着鞋出去迎接他，众人见了这样矮小的貌不出众的少年都很不解，蔡邕却给大家介绍说：“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靠着名流的抬举，王粲很早就声名大震。这三条加在一起，王粲封官加爵，才顺理成章。

那么，王粲的关内侯究竟有多大呢？这种事不太好说。只知道曹操破邺城平定冀州后，有功者封侯的就有几十人，光是关内侯这个爵位，被封的就不止王粲一人。后来写史的人批评曹操，封侯之滥从此始。但王粲毕竟登上了曹魏政权的高层，他不能算作一个文字帮闲，他的的确确是从政了。从政的滋味如何？现在我们手头很少能找到资料来评说此事了。但是，有限的史料中还是让我们窥知一点内中消息。王粲一入官道，功名之心必然很重。他不是那种通达雍容、事情看得很开的人，他性格“躁竞”，又有着文人的敏感，同僚中谁得亲重，谁受疏淡，这都要在心中引起痛苦的思虑。魏国初建时，有三个人同拜侍中，除王粲外，另两人一为和洽，一为杜袭。王粲因强闻博识，曹操出入游观，王粲多得和曹操同行，以备询问，王粲对此自然很感荣宠。但是曹操更器重爱敬的却是和、杜二人。一天晚上，曹操召见杜袭一人，竟然谈到了半夜，王粲就感到受不了了。他一直没有很好地休息，辗转反侧，苦不堪言，见杜袭夜半没归，就坐起来说：“不知公（曹操）对杜袭说些什么呢？”这种躁竞争宠、心不能宁的焦虑大约每个官场上的人都曾或多或少地体会过。王粲此言一出，立刻遭到和洽的奚落和嘲笑，和洽笑答曰：“天下的事怎么能说得尽呢？您先生等到白昼和曹公亲近就可以了，对此郁郁不平，难道想昼夜兼之乎？”王粲的反应，史书上没有记，但和洽的话是很伤人的，同僚间倾轧的心态跃然纸上。和洽看透了王粲的心情——他焉能看得不透？人同此心，他只是沒有说出来而已——但他奚落他，嘲笑他，对他的白日得宠狠狠刺了一刀，和洽的妒恨也发泄出来了。同对一个主子负责，同向一个主子争宠，官场同僚的心态和妾媵争风吃醋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王粲的官爵或许辉煌，在同埒文人中也可以仰着脖子走路，和别的文人坐在一起时，可以顾盼自雄，找到良好的自我感觉，但不能说他活得轻松幸福。

王粲有才，有功，也曾有过贵族世家的出身，王粲在仕途上是否还会有大的发展呢？很难。他的文人性格决定他官路仅止于此矣！建安二十二年，他随曹操出征，罹时疫死于途中。和他同年罹灾死去的，还有建安七子中另外几个文人，即徐干、陈琳、应瑒、刘桢。至此，除了曹植，建安文人零落殆尽。他死后，还有一件趣事正史未记，见于野史，姑记于此，聊备一噱：曹丕带众人给王粲送葬，在坟地对众人说：王仲宣好驴鸣，大家都学一声驴叫送他上路吧！于是他首先学了一声驴叫，众人皆作驴鸣。这一年，曹丕战胜了曹植夺嫡的企图，已被曹操立为太子。太子学驴鸣送他上路，王粲也算备极哀荣矣！

可是，仅仅隔了一年——建安二十四年，魏都邺下发生了魏讽谋反事件，王粲的两个儿子被魏讽所引，也受了牵连。曹丕毫不手软地将王粲的两个儿子杀掉了。当时，曹操正带兵征讨汉中，听到消息叹道：“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这话也不过是说说而已，王粲到底还是绝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