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启东

清乾隆版《中江县志》所载《万柳逵龙图》

“八 景”在中国历代方志中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一方面，从编纂实践看，在民国以前的方志中普遍存在；另一方面，从编纂理论看，其利弊存在不小争议。本文拟以德阳市现辖县（市、区）的历代方志为例，对其记述形式与内容，所蕴含的传统思想、客观价值及其对当代地方志编纂的启示进行初步探析。

一、“八景”的形式与内容

“八景”在历代方志中普遍存在。德阳所辖6县（市、区）现有可查的旧志最早是清康熙版，最迟为民国版。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内，从时间上看每一个时期都有“八景”。从地域上看，除绵竹编纂的清嘉庆版、道光版两部《绵竹县志》和《绵竹乡土志》外，其他县（市、区）至少有一版旧志记载有“八景”内容。

“八景”主要出现在旧志的《形胜》《地理》《古迹》和《艺文》4门之中。通常集中在一起，冠以“八景”之名。个别不集中罗列八景，在介绍某处山川、桥梁、古迹、寺庙和楼阁时，指明此为“八景”之一。

“八景”的命名，皆由4字组成。大体有两种命名类型，最多的一种是：前两字一般为场所地点，后两字为景观，如：东山叠翠、仙桥宿雾、宁国响壁等。少数的一种是前两字描摹景观特点，后两字载明地点，如：柏拥仙宫、桂香禅院、屋空宝塔等。亦有极少数不明所指，如：诗里清风。

柏拥仙宫意境图

清同治《续汉州志》关于汉州（广汉）“八景”的记载

“八景”所列景观主要为两类，其一为自然景观，以山水为基本对象；其二为人文景观，以建筑物为基本对象。

“八景”的记述方式和内容在不同地方或不同版本中差异较大。有的仅存其名，如：清同治版《德阳县志》仅记：“旌阳旧有八景曰……曰……”有的仅有“八景诗”，如清乾隆版《罗江县志》，诗名即为“八景”之名。多数“八景”，每一个景观有简单介绍，如清同治版《续汉州志》、清康熙版《中江县志》及《历代汉州志》。有的既有诗也有简介，如清嘉庆版《罗江县志》；有的还有手绘画，如清乾隆版《中江县志》、清嘉庆版《中江县志》。

同一区域历代所编方志中，“八景”基本不变。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印制成书的《中江县志》所列中江八景为：宁国响壁、棲妙飞霞、三台续脉、万柳逵龙、红崖晓映、西江夜调、圣泉文石、宝城瑞魁。到清道光十九年（1839）编成的《中江县志》，两书编纂时间虽相隔100余年，所称“八景”尽数相同。其他方志亦如此。

还有在“八景”之外，另采他景，忝列其后。笔者在德阳地区点校刊印的现有历代方志中只发现1例，即清乾隆版《什邡县志》。该志在《名胜》门的《邑景》载明蓥华叠翠等八景，并紧随其后“采增四景”且和“八景”一样，以4字命名一景观，并在其下简明描绘其景象。

二、“八景”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思想

历代方志既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传统文化的代表；既根植于传统文化，也直观反映传统文化。仔细考察历代方志“八景”，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思想。

“八景”观察选择和介绍都以一个点为基准。所有志书选择的这个基准点无一例外，从大里说是县城，从小里说是县署。如清嘉庆版《罗江县志》载明：泮林古桂的位置在“治东三圣宫后”，景乐梵钟为“城东一里玉京山”。为什么会统一选择县署、县城为“八景”方位原点？一方面，县城是一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县衙是一县权力中心。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官本位思想”。如此说，还有一个理由是，古代县城几乎都在城之中心建有鼓楼。此楼不仅是当地的地标性建筑，且位置具体明确，以此来指示方位肯定比以偌大一个县城来标示方位更准确，却无一书编者选择。

“八景”反映出朴素的中庸平衡思想。以“八”为数择景是平衡思想最直观的体现。作为双数，正好可以前后、上下左右、东西南北等方面进行平衡对称。可以肯定，不是所有地方，其景致可入志的都正好是“八”个，这只能是编者刻意选择的结果。其次，从“八景”方位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平衡思想。尽管不是东西南北各两个，但几乎所有“八景”中，东西南北均有一景位列其间。如汉州“八景”，西湖夜月在西；东岭朝霞在东；金雁晴澜中的金雁即鸭子河，又名湔江，位于广汉县城北门之外；而奎楼文笔中的奎星阁则位于城东南角的城墙转弯处。“八景”景观类型的选择亦讲求平衡。既有山川又有河湖、既有天象又有地理、既有自然景观又有人为构造。如德阳“八景”中，马鞍春早为山色，石亭秋月为水景，牛耳朝阳是天象，东山叠翠是地理，鹿头晚照全然是自然景观，金阙灵云主要是人力营造的建筑。

“八景”蕴含有天人合一思想。志书编者通过对景观的选择，写成“八景”入志，就已是人对自然的一种能动反映。这样的“景”蕴含人的审美、情趣和追求，已然“天人合一”，且更进一步，人对自然的审美还是一种在自然基础上的再创造。如马鞍春早指的是德阳城东边山岭在早春时节，草木抽出新芽表示春天来临的景象。虽有实地实景可寻，但毕竟城东龙泉山脉皆如此这般，以现在的眼光看，并无什么特别美妙之处。但当时能成“八景”之一，更多是实景与人的想象结合，升华其美景的结果。还有一个更直接的佐证是，清乾隆版《什邡县志》对“八景”中天人合一思想，有非常自觉的认知。其在“八景”之后说：“风景、山河从相附丽，向因兵燹，一邑名胜半委荆榛。今承平岁久，非独山辉泽明，燃然改观，即一草一木无不欣欣向荣，旷怀流览，触景含情。观斯风物之甚盛，是征治化之攸隆也，乌可忽诸。”

“八景”表现出比较明确的风水观念。这在德阳地区各县的“八景”中皆有体现，中江“八景”最为明显。中江“八景”有“三台续脉、万柳逵龙、圣泉文石”三景。“三台续脉”的介绍中明确称：“城南亚松山，左临玉江，右与玄武、铜鱼二山逆峙，三峰耸翠，灵秀攸钟，为合邑风脉佳处。”万柳逵龙则称：“铜鱼、松亚两山，当邑治之东南，土断而川分，谈形势者因使插柳成荫，以弥其缺。”

德阳市东湖山（东山）景色

“八景”蕴含了灵异仙道等祥瑞观念。从其命名即可见出。如汉州“八景”中的泮鲤呈祥、卜台示印；罗江“八景”中的景乐梵钟、龙洞仙踪、马驰灵井等。

三、“八景”的价值分析

“八景”具有地理、文化和审美三方面要素。地理要素主要包括其方位，构成该景观的山川、林木、楼阁等实体和早、晚、午、夜等时间（有的景色只在特定时间出现）。如“棲妙飞霞”中的“治西一里、隔江与五城山对峙”指其方位，“其势峻拔而秀丽……飞云缥缈，常有紫气”乃是其景观实体，“朝晖夕映”是其时间。文化要素主要指以“八景”为对象与之有紧密关联的文人传说、故事等。如“卜台示印”就有关于严君（西汉隐士）隐居雒城（今广汉）治犀河时为人占卜吉凶祸福，甚灵，卜者甚众的传说。审美要素指由“八景”的地理表象和文化内涵引发读者产生的美感。地理、文化和审美要素所具有的价值，就是“八景”的主要价值构成。三者之间，地理价值居于基础性地位，文化和审美价值根植于地理价值。另一方面，文化和审美价值充实丰富了地理价值，审美价值进一步升华了地理和文化价值。

据查，德阳历代方志“八景”没有完全子虚乌有的，有极少数载入志书时就说“今已不存”，表明它以前定是存在；更多的以“八景”所记为线索，现在去寻其旧址，还能找到或确定。这是“八景”地理价值的直接体现。

而且，有的“八景”还详细载明当地独有产物，内容甚至比其他门类更丰富，如中江“八景”中关于圣泉文石的记载。清康熙版《中江县志》云：“圣泉，在玄武山，下产石，成龟蛇形，名曰圣泉文石。今中江上下二十里许，石有纹，如龟蛇、松柏、梅竹、葡萄、芭蕉、花草、人物诸形状。”“文石”指现在所称的中江花石。而在该志《食货志》《物产》篇《杂产》目下仅记有“文石”二字。两相比较，“八景”甚至比其专记地方物产的门类具有更高的地理价值。

“八景图”与传统山水画一样，注重描绘山水景观之胜，形象而又气韵生动。但它比山水画有更多的地理信息。“八景图”一般会在图内注明各构成要素的位置及其名称。如清嘉庆版《中江县志》宁国响壁图，就标注了金刚殿、天王殿、经楼、僧舍位置。这样很好地表现了各景观要素间的空间关系，突出了景观的整体性，是一般绘画所不具备的。因此，“八景图”被誉为是一种特殊的准地图，是“八景”地理价值的又一体现。

与“八景”相关联的传说、故事，以及以“八景”为对象的诗词文赋和绘画都是“八景”文化价值的基本构成。以此观察，“八景文化”外延广泛，内容丰富，颇具价值。查阅德阳地区历代方志，只要有“八景”一说的，都有介绍，绝大多数有“八景诗”，少数绘有“八景图”。惟有一处例外，清同治版《德阳县志》仅存其名：“而孝泉亦有古雒县八景，曰东野天光、曰西林日色、曰孝感灵泉、曰层空宝塔……”不过，应当说明，孝泉作为县治的时间早且短，可能没有“八景诗”，也可能有而未能流传后世。但孝感灵泉所指的邻姑泉，层空宝塔所指的龙护舍利塔，至今仍存。而且，历代以它们为对象的题咏绘画颇多。

可以预见，以“八景”为对象的文学艺术作品，随着时间流逝反而会越来越多，以“八景”为核心的文化积淀会越来越深厚，“八景”的文化价值也会越来越大。

“八景”的审美价值首先直接体现在景观本身。但“八景”的审美价值不限于此。以“八景”为对象的绘画如清乾隆版《中江县志》的“八景图说”，一景一图，线条简明，画面丰富，堪称美图。“八景图”不仅可作为准地图使用，也可作为绘画欣赏。而历代方志说明各自“八景”的文字，均简明生动，层次清晰，特点突出，堪称美文。如介绍什邡“八景”之一“孤峰殿阁”的文字：“巢凤山，平岗逶迤，突起一峰，屹立而止，下临湔水，一望平林，旷远无翳。山上殿阁，层层如画。”同时，画、文和诗还给读者产生审美联想的平台，由此大大拓展了“八景”审美的内涵和范围。

在历代方志中，以“八景”为题的绘画与诗歌数量，记述“八景”的说明文字的生动性明显超过其他门类。从这个意义上说，“八景”是历代方志中最具审美价值的部分。

四、“八景”记述对当代地方志编修的启示

地方志纂修者对“八景”的态度历来都存在分歧。推崇赞成者虽不多见其从理论上发声，但从其将“八景”入志的行为可见其实际态度；反对者以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戴震、章学诚等为代表。

“八景”在修志实践中广泛存在，历久不衰，应有其深层次道理。本文前述的“八景”地理、文化和审美价值或许是部分原因。但是，批评也正是认为蕴含文化和审美价值的部分存在附会浮夸、水平不高、徒增篇幅的弊端。如戴震认为，将山川用来“点缀嬉游胜景”是“小视山川”的陋习。章学诚将“八景”列为修志“八忌”之一——忌妆点名胜，认为它“浮夸形胜、附会景物者，在所当略”。

耐人寻味的是，有的志书编修者，明知“八景”有上述弊病，却都仍在实际编纂中将“八景”纳入志书中，清同治版《德阳县志》在收录旌（德）阳“八景”和古雒县（现孝泉，属德阳）的“八景”后说：“旧新志于老志概从删削，识者韪之，乃旧志又备载，有明无定住，夫雒城八景七律诗则不知所谓。大抵郡邑列景志题，盖缘京师八景、西湖八景、潇湘八景而滥觞也，夫胜地不常，今已大半荒凉，试取其名而玩之，殊无异致，独复强列诗歌以眩远迩，累牍连篇牢不可破，而志体坏矣！古之称善志者不以是焉。兹十六景原系旧题，姑附形势之末而存其概。”可见，“八景”有利有弊，不能一概而论。

戴震、章学诚等人的观点对于维护地方志客观严谨记载一方历史与现实的“史志”性质，反对空泛浮夸虚妄的学风，维护历史的真实严肃性具有正面意义，值得我们在编修当代社会主义新方志时警醒注意。但方志中的“八景”并非一概无用。除前述价值之外，“八景”还是“彰一邑之盛”的重要内容和载体，这不只是自我炫耀，还能引发读者心中朴素、诚挚的爱家乡、爱文化、爱美的思想情感。所以，尽管章学诚反对在方志中滥收诗文，却主张在地理考和名胜条下适当收录“以证灵杰”。

还应看到，“八景”中虽确有浮辞，但更多是载而有物、录而有据。如：“圣泉文石”所记即为现今的中江花石，不仅确有，且就出于其所说河段，其他地方难寻。再如“西湖夜月”所指房湖不仅存在，广汉还依照其描述复原其景致，引来游客无数。

既然历代方志中“八景”有益有弊，应在当代方志编修实践中施行“拿来主义”，从以下几个方面扬长避短。

以更广阔的视角观察记录社会发展。德阳地区历代方志中所列“八景”没有纳入一处当地生产、生活场景，而其他地区的历代方志中却不乏生产、生活场景。如安徽《五河县志》所记五河“八景”之南薰观稼、东沟渔唱、西坝农歌等。笔者以为，产生这一缺失的根本原因是，德阳地区历代志书编修者多为文人与官员，缺少对社会生产的体察体验造成视野狭窄。“八景”入志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不变，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个问题。当今社会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变化日新月异，要编修出高质量的当代地方志，编纂者必须持续保持对时代发展变化的敏感与全方位关注，对发展演进的原因和趋势有深刻认知、准确把握，并将其反映到编纂实践中。

广汉复原打造的“西湖夜月”景观

处理好真实与生动的关系。要坚守地方志“一方之信史”的基本属性。志书所言，言而有据。志书文风必须朴素平实，在此基础上，注重行文的生动性，增强志书的可读性。中江“八景”之一“宝城瑞魁”的记述：“宝城山，尊重异常，西北悬崖刻‘魁’字，方正五尺许。遇乡试岁，字迹鲜明，五里外皆见之，是科必有中试者，名曰宝城瑞魁。”其文字并无浮夸修饰之辞，但读来生动形象，犹如亲眼所见。当代方志，当追求此种文风。

崇尚简明的文风。当代地方志编纂普遍存在字数越来越多、部头越来越大的趋势。究其根源，除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客观原因外，还有记述相同内容过多，收录连篇累牍之弊。所以，我们在编修中要强化记述的凝练概括，在收录艺文词赋，甚至公告、文件时，坚持如无必要，一概不纳原则。

丰富记述形式。和方志的其他门类相比较，“八景”的记述方式更加丰富。有图绘其形，有文记其事，还有诗文咏其情致。丰富的记述表现形式，带给读者多样多角度的感受认知甚至审美享受。编写当代方志应从中汲取有益因素，探索尝试用更加多元化的方式来编纂地方志。我们看到，现在编修图志、音像志、口述史的越来越多，这些有别于传统志书的形式也受到社会各界的喜爱和欢迎。相信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记录叙述的方式和手段还会进一步多样化。方志工作者和方志工作应顺应这一发展趋势，在丰富发展地方志记录叙述手段上深入开展理论研究和实际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