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油关，或者南坝—我还是习惯叫南坝，是我回避不了的地方。回避不了，不是植入了我身体或精神某种元素，而是每次出山都得经过。

第一次到南坝是师范毕业分配到南坝中学。在叮当泉下车，问售票员多少行李费，售票员说：“快下车，学娃子，不收钱！”那时，我差一个月满19岁。之前的三年在江油读书，一年来回途经四次，仅有对荞凉粉、油饼子、烤玉米和叮当泉的一点印象。叮当泉边立着汉守将马藐妻李氏故里碑。报到当天，没来得及安寝室，不等总务主任安排住处，一位读高二的老乡硬拉我去他们男生寝室住。“从哪里转来的？”上铺的同学问我的老乡。“不是转来的，是分来当老师的！”我的老乡说。

初来南坝，我还是一张白纸。南坝也是一张白纸，“江油关”“龙州”什么的我一无所知。两张白纸叠合，只是我这张白纸上歪歪斜斜地写着泰戈尔、徐志摩和戴望舒的诗句，像柴垛一直码到白纸外面，且被青春的欲望点燃。青?划子，上面盖着牛毛毡，眼看就要着火。

中学在镇子西侧的台地上，围墙外面的村子叫后坪，再后面是一轮刀刃一样的山脊，叫巩固梁。从镇上到中学，走叮当泉，爬石阶，总共多少级早忘了，我不止一次数过。

一个二十出头的少年，从叮当泉拾级而上。白纸一样的天空，白纸一样的面庞，白纸一样的黄连树，只有内里的欲望是橘色的，火苗燎到的胸腔和肾上腺是橘色的，带一点缺氧的紫乌—像心脏病患者的嘴唇。有时，少年爬上最后一级石阶，并不急于走土路回校，而是转身去到台地口，坐在盖口的铁旋草丛，看台地下的镇子—马路、街道、江河、江中的渡船以及河对岸的近山和远山。逢场天街上热闹。冷场天清寂，但叮当泉下的马路上总是热闹，过路的客车停在路边，餐馆吃客进进出出，卖荞凉粉、油饼子和烤玉米的叫卖声很响亮。没有客车来的空档，叫卖声暂时停下来，从铁匠铺传出的打铁声成了主旋律。

冬天，课间操的间隙，我会和教物理的Z出校门跑一趟。出操场往南，西拐，跑上牛心山再跑回来。20分钟足矣。牛心山传说是唐朝李氏的祖坟，宋时已成为龙门山中的核心文化符号，明清直至民国都是这一地区最肥厚的文化堆积层。那时我们年少，心思不在文化上，又或多或少受到反传统的影响，注意力不在那些悠久古老的东西上。我们看见的只有柏树、白菜和萝卜缨子上的白头霜，以及一堵堵用唐宋碑刻残片砌成的石墙。多年后我才知道，这些残片里有米芾、吴道子的手迹。

不记得第一次去镇子上是做什么了。叮当泉前面是马路，马路兼做街市，每次离校返校都要经过。张家铁匠铺的动静特大，文皮匠的补鞋摊总是很冷清。丁字路口的饭馆“醉一杯”是三年后才留下印象的。

除开马路，镇子就是一条独街，南北走向，与公路和涪江平行，两条东西向的横街将其与公路连接。南北走向也是断裂带的走向，24年后的5·12地震便是沿着长街将镇子撕裂成废墟的。邮局在南侧的横街，很可能，我第一次去镇子上是寄一封信，给某一家诗刊投稿，或是给写诗的刘强寄信。那时，邮局的绿色总是给我一种希望，就是屡屡退稿和失恋也是希望。趴在柜台前装信、糊浆糊、贴邮花儿有种满足。有时，浆糊糊在手上没东西擦也很满足;有时信已经封上，忽然想起什么又拆开，在末尾加句话。

也许第一次去镇子上是去财税所楼下的裁缝铺做一条裤子—直筒裤，有做过裤子的老师带着。在这个家庭作坊，我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腰围—1尺9寸。南坝三年，我在这家裁缝铺做过三条或四条裤子，除开一条灰卡其的喇叭裤其余都是直筒裤。裁缝铺没有学徒，只有一位跟我母亲年岁差不多的女裁缝，很胖，无论她拿着皮尺在我身体的哪个部位丈量，我都不曾萌生过性的意识。

镇子上没有少数民族，附近的山上也沒有，但每次穿过集市，看赶集人的相貌和穿着，听他们的口音，怎么都觉得到了少数民族的地盘上。久了，才知道讲这些口音的人是从石坎、水观和高庄来的，他们把“高庄”叫“篙庄”（“庄”要发轻声），把“水观”叫“虽观”（“观”也要发轻声）。学校的学生也有讲这种口音的。那时，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同居一山一水，为何讲话的口音却有着天壤之别;后来去了青川、剑阁、武都和汉中才知道，这种口音是从北方浸漫过来的。

南坝镇子及镇子周边有很多小地名，叮当泉、牛心山、古龙、旧州、落河盖、书台子、葛麻岩、桐子梁、何家坝、凤翅山、垭头坪……下细想来，每个名字都很有意思，特别是古龙、旧州、书台子、落河盖，感觉文字背后有大把的根须，有主根有须根，往地下扎得很深。那时，我不知道南坝也叫江油关，“江油”还可以写作“江由”;也不知道“古龙”“旧州”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背景，只知道书台子是李白读过书的地方，落河盖是马藐妻李氏投河自尽的地方。那时我没有嗅到历史的气味，不是南坝没有历史的气味，是我没想到要去嗅，无意中嗅到了也分辨不出;能分辨出的是弥散在空气中的淀粉厂和活性炭厂的煤气味，锯木厂水青?的气味和酒厂的酒糟味。

也有一种不用分辨就能嗅出的气味—荷尔蒙的气味。不是弥漫在空中，而是发自我们青春的隐秘的身体。我们时刻被这种气味包围、裹挟却不肯承认，一旦回到狭窄的单人房间又自甘沉湎其中。

荷尔蒙是青春的藤蔓破绽后弥散的气味，也是破冰的时代的气味。我们跳进初融的冰河，一万个青春的卵破裂。周末，当我们在校园的香樟林和区公所的葡萄架下歇斯底里地跳起迪斯科，当年轻的屁股和满头的长发疯狂地摇摆，荷尔蒙成了时代的正能量。

我第一次看见南坝时间不是在旧州的涪江大桥上，不是在去何家坝的渡船上，也不是在学校背后的巩固梁—提着录音机放着《猛士》，而是在叮当泉上面台地口的草埂上。日记毁了，不知道具体是哪月哪天。某一天吧—我们经历的每件事都只能说是某一天，我躺在草埂上—一小块向外倾斜的草坪，我们在田边地角看见的那种，就一床晒簟大。草坪在盖口，仰卧在上面很舒服，可以看见整个镇子。

我仰卧在草地上，先是看见高大的黄连树的枝条，粗壮的虬枝，开了花发了新叶，有头年的黄连果仍挂在上面。继而看见的是镇子，一个被涪江压得扁长的半圆，半边镇子半边沙地，公路在叮当泉下，一条独街看不出弧度，连同街道两旁的瓦屋灰蒙蒙毫无美感;集市不足百米，永远在丁字路口。随后，我将视线移到江面，江面上的渡船，对岸的码头，以及三国时便叫何家坝的村子……我的视线停在对岸的何家坝，没再投向更远的地方。忽然，隐隐约约，我听见歌声，邓丽君唱的《何日君再来》，接着传来《猛士》，一种打击乐的混响。《猛士》浇灭了《何日君再来》的旋律。

就在那一瞬，我看见了南坝时间。浅浅一层，像灰烬，又像铅云，一种混杂了彩色颜料的灰烬，朝霞或夕阳映照的铅云，很薄，铺得很均匀，镇子任一地方任一物件上都铺着一层。因为很薄，不可测量，不过再薄也有自己的刻度。

我把头转过去，看自盖口通往学校的土路，看见Z正提着收录机朝我走来，《猛士》的混响（今天听来仍有些疯狂）便是从他手中的收录机传来的。

转过头去回望土路的当儿，我的视线在不远处的牛心山停留了片刻。准确地说是在牛心山的五棵古柏上停留了片刻，牛心山也积着一层浅浅的南坝时间—殊不知它是一座历史的火山，没有测量仪可以测得它时间的深度。

这以后，在我的感知中，南坝时间虽说不是线性的，却是相对平面单薄的，说白了，它是一种时代感和时代氛围，春的气息，初夏的气息，其间夹杂着倒春寒。春暖花开的时候，是荷尔蒙的气味;倒春寒来了，是柴火熄灭的灰烬的气味，是热尿撒进余烬升腾的气味;初夏提前，又是花香里充斥着下水道的气味。

迪斯科是南坝时间的一种。早先它是被堵塞的洪水，在每一个年轻人的体内，被自己堵塞，被传统堵塞。也未必是洪水，很多时候都是清澈之水，像夏日漫过灌木丛、漫过草地的溪流，像不可逃避的漫过我們青春的白雨。

迪斯科从龙门山之外传来，从南方的平原传来，但我的感觉却是从四面八方传来，包围了南坝。其实迪斯科在我们体内，我们需要的只是打开—允许打开，准确的操作就是按下播放键，playbutton，且不让弹起。

这是一个隐喻也是事实，迪斯科打开的不单是欲望、青春的压抑与苦闷，还有千头万绪的人性，包括对个性的期待。

初夏的夜晚，空气中弥漫着香樟树的气味。成熟的香樟果掉在地上，被迪斯科的舞步踩烂，散发出的香味尤为浓烈。白炽灯橘红的灯光照着香樟树下的水泥廊道，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围观的居多，上阵的很少。周末，围观者中也有个别高中女生。舞场也是一段水泥廊道，两旁没来得及修剪的冬青树纷乱，每一个前来跳迪斯科的人的心绪也纷乱—压抑，又不甘压抑;羞涩，又鄙视羞涩;欲望如注水蓄积，找不到出口，多少人在想早知道喝半瓶“柳浪春”。

《猛士》一直响着，就像激流和漩涡，不断上涨，将胆大的人带进去。胆小的人躲着，朝前走几步又往后退，心里羡慕着那些胆大的。我是舞会的组织者，胆小又压抑，但不能退缩。我从冬青树边上跳到水泥廊道中间，假装很投入，吸引更多的人跳到舞场中央来。“我站在地平线的尽头，把寂寞抛向星斗……”播放《猛士》的间隙播放了《摇摇摇》，我边跳边唱，感觉肋间渗出的不是寂寞是恐惧，肾上腺分泌的不是寂寞是欲望。

迪斯科是南坝时间中最不确定、最为模糊的一段。每个人都渴望摇摆，每个人又害怕摇摆，每个人在摇摆中都会幻想脱去裤子的屁股和脱去衬衫的胸乳，酷似我们在橘色的灯光下看见的压抑的病态的脸。有时真感觉在栅栏里。不只在他人的栅栏里，也在自己的栅栏里。思维清晰的时候，身体接触到栅栏的时候，能觉出钢条的冰冷和硬木上芒刺的尖锐，闻得到铁锈刺鼻的气味。

文学是不是栅栏？文学是栅栏还是打开栅栏的钥匙？我至今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想象自己和每一位跳迪斯科的人身体里都套着一个栅栏是文学的功用。肉的栅栏，精神的栅栏，套在外面的像铁丝网，套在里面的如孙悟空头戴的紧箍咒。大多数时间，欲望隐没的时候，我感觉不到身体里的栅栏，我没有过多的想法—叛逆的想法和反叛的冲动，感觉有足够的空间可供我活动。

然而，欲望来临的时候，或者说欲望强烈到不可抗拒的时候，我感觉到了栅栏—一本本书、一句句格言、一条条座右铭，以及成文和不成文的条规……栅栏之外即是悬崖。“悬崖勒马”是劝诫和警示，“粉身碎骨”是惊吓。欲望不等于性，换种说法也叫爱。被压抑的欲望还有一个形而上的、极富审美意义的名字—柏拉图式的爱情。只有爱囤积到一定程度，像仓库中堆上屋顶的棉花包，一旦遇到火星被点燃，这个人才敢无视栅栏，不管悬崖勒马还是勒牛……他是人，是人便可为爱舍身。爱即是最高的自由。

迪斯科，连同周末的交谊舞会，是南坝时间掀起的波澜，死水狂澜，喘一阵气，流一身汗，至多与自己暗恋的异性跳一曲快三步，也可能一个人在角落跳踢踏舞，欲望便消解了。栅栏虽没被砸烂、拆除，但在幻觉中被移出了很远。

雪花膏的气味不是爱，手牵手不是爱，右手隔着的确良衬衫搂着异性汗湿的腰也不是爱。爱不在场，不在香樟树和葡萄架下。少年离开舞会走出校门，走出操场和浸漫在朦胧月色中的土路，坐在白天坐过的草地上，看着泊在江畔的黑黢黢的渡船，少年懵懂地发现—爱在彼岸。

没有具体明确的对象却心中有爱，且不是信仰或宗教的抽象的爱，是我们年轻时真实的爱情故事。诗歌是爱的天梯，沿着诗行攀行，便可看见乌有爱人。乌有也是有，感觉中有，在空气中显形，在月亮上露脸，黑睫毛从《吉檀迦利》探出，与在集市上遇见的卖柴禾的麦肤色女子吻合。

在南坝。1986年初夏，我穿了平生第一条牛仔裤。已记不清裤型和颜色，但穿上后的紧绷感至今难忘—紧张、羞涩。不用照镜子便能觉出自己埋伏着豹子的青春的肉体。紧张又蠢蠢欲动，穿着牛仔裤走在校园里有一种犯罪感。很长时间都不敢穿进教室，只敢周末穿。犯罪感来自对自己身体的意识，那时候，无论在解禁的文学中还是在解禁的思想中，身体的核心都是性。

而今想来，那时穿牛仔裤彰显的不是性而是个性。冰雪解冻后稀里哗啦的散碎流泻，亦可说是叛逆。叛逆不是和一切现存的事物对着干，只是和一切虚假的事物对着干，其本质是求真。

迪斯科时间里有集体时间也有个人时间。我把自己关在几个平方的寝室里，按下播放键，跟着《猛士》的节奏摇摆，跳起一个人的迪斯科。

音乐里没有枷锁，音乐让我获得解放。我拆除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栅栏，随着音乐疯狂地摇摆，最先抖落的是栅栏上的钢条、木条、铁栓以及腐朽的螺丝钉和闩铆，其后是我身上僵死的东西，来自娘胎的污垢和来自基因的病毒，青春的忧伤和寂寞，以及用来封堵欲望的软木塞和橡胶圈。

我一个人跳迪斯科，也不是跳迪斯科，或许说是由迪斯科引发的半失控的身体的律动更准确一些，可以比作一场酣畅淋漓的灵肉之爱。汗水、喘息、抽搐，与传统的短时隔绝，获得的只是一种个体现时的存在感，甚至连这样的存在感也没有，就像一株遗落在夏日旷野的抽穗的麦子。它是我个人时间的刻度，也是南坝时间的振幅，如一小段镁条不可思议的燃烧一闪即逝，但却划过了我的青春，留下了永久的灼痕。

2019年，南坝镇改名为江油关镇，南坝开始从官方文书中消失，想必慢慢也会从老百姓口中消失。南坝的这种消失与我这些年的心境很吻合，在我的感觉和记忆中南坝也已消失。

一个人一生，命定会与某个地方结缘—出生地之外的某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获得发展和幸福，或者遭遇失败甚至毁灭。

南坝于我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这样说吧，在南坝，我度过了人生中最好的三年—19岁到22岁，半梦半醒地度过。三年时间，南坝对于我是一块土地，我自己也是铺在南坝之上的一块土地。我得到开垦，犁头从我肌肤耕过，带铁钉的耙从我肌肤划过，无数的锄头在我身上刨过。我贫瘠，也有局部的肥沃和潜在的收获。使我得以开垦的犁和耙有来自南坝本土的，更多则是从外面引进的，包括迪斯科、弗洛伊德、尼采和叔本华。

我走遍南坝，却没看清南坝，甚至没看见南坝。我呼吸南坝的空气，吃南坝出产的食物，跟本方本土的南坝人打交道，却不觉得与南坝有关。

叮当泉就在路边，上行一二十级台阶即可瓢饮。坐在叮当泉上面的草地上即可看见江面的渡船，每日晨跑的终点即是李白入诗的明月渡，去落河盖散步绕不过竖立在田埂的古龙州碑刻……

在南坝，我生活在别处—在江油，在绵阳，在泰戈尔的诗里，在北岛、顾城的灵性中。即使有几根连线，像根须，将我与南坝系在一起，我也只属于具体的人与事，像栖息在电线上或江边石头上的鸟儿。在南坝，我是漂浮的，就像从垭头坪或巩固梁投下的阳光，无论怎么灿烂、热烈或者和煦，天黑之后都会消失。

我真正感觉到南坝的存在、南坝的分量是在离开南坝之后。那根线绳一直都在，我在南坝感觉不到的线绳，离开后反倒绷紧了，勒进了肉，勒住了神经。那是一根被压抑的抽象的线绳，我的乌有爱人，用脱水的欲望拧成的线绳。

有时一个人与一个地方的关系会变得很复杂，就像史铁生与地坛。经常去，经常在那里寄放灵肉，经常借此与世界隔绝，身体会长出根须，扎进泥土，攀援到天空，超出你的视野;那里的尘埃、草木和空气也会进入你的身体，改变你的模样和气质;更别说在那个地方流过伤心泪，动过死的念头，或者在那里长久地沉沦，漫无目的地游荡，或者被噩梦惊醒，发出过凄厉的尖叫了……

南坝与我的关系，不是我在南坝三年形成的，而是在我离开后形成的。种下一棵树，人走了，树活下来，一年年生长，始终与植树的人有关。南坝三年，我与南坝的关系仅是一段逝去的光阴，懵懂地在纸上改写人生的光阴—把僵化的正楷改写成行书或行草。具体地讲，即是我与几个具体的南坝人的关系—几位老师，几个学生，几位家长。我离开后，这种关系起了变化，不是结束，是变得更为具体，几条线绳变成了一条线绳，且不再与南坝有关，像飘过南坝的云或穿过南坝地界的鹿子，彼此碰巧遇见，仅仅还带着南坝的记忆和气味。很快云散了，鹿子毙命于盗猎者的射杀，我与南坝的关系由人事关系变成了单纯的地域关系—地域文化从地下浮出，像春发的青草，转移了我的兴趣。

很多年，我路过南坝或重返南坝，都只是一种感怀，不再有对具体人事的印象，甚至不再有对自己青春岁月的印象，看山是山，看街是街，看叮当泉是叮当泉，看任一地点都是同一眼光，不再有厚薄褒贬，连一点祭奠的意思也没了。

一次次路过南坝或稍作停留，感觉此南坝已非彼南坝。彼南坝已经消失，被时间的灰覆盖，成为陌生的事物，连废墟都不是了。而眼前的南坝，无论震前震后，都已是新南坝。

2008年5·12地震后，公路改为沿江，不再经过叮当泉下的镇子。公路改道为我避开了镇子，镇子重建后彻底变了样，南坝不只从我个人的感觉中消失了，也从我的视觉中消失了。

抗震抢险及灾后重建期间，我数次路过南坝，或穿越飞扬的尘土，或驻车凭吊废墟亡魂，尚有余悸和惨痛感。重建完成，一个新南坝诞生，我再次路过，无论是停车在路边摊吃荞凉粉还是将车开进镇子吃荞根子，无论荞凉粉荞根子的味道正宗还是变了，我连身在南坝的意识都没有，就像途经外省的某个小镇。

20世纪80年代。一所有着内校园和外操场的中学。高大的香樟、桉树和修剪齐整的冬青树。“井”字和“田”字形的水泥廊道。一排排的青砖红砖房，人字架的学生礼堂，20世纪50年代的颜色里混合了20世纪80年代的色彩。除了呛人的煤烟味，校园里弥漫的便是寂寥和树叶腐烂的气味。

清晨六点十分。少年匆匆地穿过校园，走过一排红砖房，穿过一道开在砖墙上的小门，登上新教学楼的三楼，打开广播室。片刻，校园的广播响了，喇叭里唱起了《童年》。罗大佑的声音：

池塘边的榕树上

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

操场边的秋千上

只有蝴蝶停在上面

…………

接着是《外婆的澎湖湾》。叶佳修的声音：

晚风轻拂澎湖湾

白浪逐沙灘

没有椰林缀斜阳

只是一片海蓝蓝

…………

校园里刚刚还安安静静，只是操场上有一两个跑步的人影。广播响起，男生穿了短裤，女生端了瓷盆出现在宿舍前面的走廊。

有时，少年也放《校园的早晨》，王洁实、谢莉斯的声音。那词那曲，太熟悉了，听着，确乎能嗅出朝阳的味道。清新的空气，白纸上的朝阳。

有时也放《捉泥鳅》。“池塘里水满了，雨也停了，田边的稀泥里到处是泥鳅，天天我等着你，等着你捉泥鳅……大哥哥，好不好，咱们去捉泥鳅？”包美圣的声音，但少年不知道包美圣。站在三楼看渐渐变得明亮的操场，操场就是一口池塘，雨后一片泥泞，连煤渣铺成的跑道都是泥泞，雨水瓢泼，雨线抽打着泥泞，如同无数条泥鳅在翻滚。少年怎么记得最末一句是“大姐姐，好不好，咱们去捉泥鳅”？或许，少年有种恋母情结。

少年是中学的团委书记，广播室归他分管。起先都是学生会的干部開广播，后来他闲不住便亲自去开。一张课桌一张办公桌，一部唱机，一摞黑胶唱片（记忆中红颜色的居多）。

我已不记得唱机和唱片的样子，牌子更是不记得，也不记得唱片表面塑胶的环纹和颗粒状了。唱针是细还是粗、长还是短，包括形状，也通通不记得了;但还记得唱针搭上唱片的样子，像一只蛰伏的蜻蜓，唱机转动起来，唱针划过唱片。开始有一小段空白，接着过门儿响起，随后才开始唱。

我很满足那种开广播放唱片的感觉，像行使一种权利，不受制于人，什么时段放什么歌由我决定。而今想来，这种满足不单是自由行使权利，还关乎行使权利所获得的聆听与审美。不只关乎自己，也关乎每一个学生，特别是多愁善感的女生的审美。

多数时候，我开了唱机，并不在广播室守候，而是下楼走远了去听歌，或处理些事务。黑胶唱片的一个面有5首歌，让唱针自行划圈转动就行了，把5首歌唱完通常需要18分钟，我会预计着上楼去翻面，有时没等翻面就做广播体操或打上课铃了。

在校园播放歌曲，空间感一下出来了。空间高出了教学楼和那些香樟、桉树，延伸到了一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操场和围墙外面的梨园、麦地和农家。我感觉歌声是一群鸟，鸟儿所至，无论是树枝、房舍、围墙、麦地或电线杆，都是新拓展的空间。

掀动树叶和女生眼眸的歌声也是时间，或者说混合了时间，一种朴素的带着灰调的缓慢的时间。这样的时间在上午的课间操尚有几分斑斓紧迫，到了下午的课外活动则显得慵懒漫长，有竹扫把划过泥地的痕迹，有墙头树下东倒西歪佯装读书的同学，有从操场传来的拍皮球的响声，有走在两边是麦地的土路上的放早学的女生的身影……它们是南坝时间中特别的一段。特别却不过于另类，与镇子上的时间衔接得很好—镇子上从早到晚也放着港台歌曲，四处弥漫的时代气息成了彼此之间免费的黏合剂。

这样的时间是由黑胶唱片展开的。黑胶片完好无缺，校园中的时间便完好无缺，黑胶片受损了时间便会出现裂痕和停顿。有几次，我刚下楼走到围墙边，或正走在二楼楼梯的拐角，或正在办公室与某位学生谈心，广播里的歌声突然出现了异常，翻来覆去地唱着那几句，显得怪异而可笑，甚至有些不怀好意。有时，出现这样的状况我没注意到，便有学生跑来提醒我;有时第一时间听见，我会条件发射地跑上楼，手助唱针跨过损痕或换一张唱片。

唱针在受损的黑胶唱片上打滑，也会有一小块时间打滑。一小块时间在大时间中显得异常，像镜面上出现的损点，扭曲的声音和反复的唱词让时空的维度改变。有一两次，我的第一反应并不是去换唱片，而是愣在那里—有时愣在楼道，有时愣在墙角，有时愣在厕所，感觉误入了别一时空—被扭曲的可以倒带的时空，像传说中的虫洞。觉察到虫洞的不只是我，还有个别愣在原地显得比我更惊讶的女生。

记忆中，南坝时间里有各种各样的氛围。或许不是记忆，是直觉。寂静是最常见的，哪怕广播里正在播放歌曲，某幢平房正在放录音机，寂静在初夏的水泥廊道上投下大片绿荫。午睡时间一个人靸着拖鞋走过校园，明显能感觉到明亮的光线中寂静的吸附力，有种恐惧感。周末，学生离校后，校园里除了寂静还有空茫，似乎有大事要发生。

从锅炉房弥漫开的煤烟味也形成了一种氛围。在下午课外活动时间尤为明显。有时还飘着浓烟，一些颗粒落在头发上。有时我会回避这样的氛围，走出校门，去到麦地或台地口。有时我也会迷恋，张开嘴和鼻翼自虐般地吞咽着煤烟味。

校园里还有很多细微的难以描述的氛围，微弱，虚幻，转瞬即逝，有的像晃动的光团，有的像直径不足五厘米的小旋风，有的则如花坛里甲壳虫放出的让人过敏的臭气……夏日的午后，暴雨骤停，什么氛围都浇灭了，偌大的校园归于寂静。

种种氛围即是种种预示。有时午睡起来，会感觉围墙外、玻璃窗外便是旷野、荒野，我置身在荒野中;有时打开广播，把唱针搭在黑胶唱片上，一个人站在走廊，手扶栏杆看着校园，也有身在荒野的感觉;有时校园里书声琅琅，一个人坐在操场边桉树下的断墙上看农夫刨地，也会感觉身在旷野……每每那时，我便生出一种预感，一种有事发生的预感，甚至是生命起源的预感。谈不上悲喜，也谈不上不祥，仅仅是预感而已，就像种子萌芽破土，就像恋爱和失恋，就像灵感来临草就一首“朦胧诗”。

1987年4月的一天，一位大胡子走叮当泉的石阶上来，踩着满地竹扫把划过的痕迹走进校园，敲开了少年“窄而霉”的寝室的木门。一同敲开的还有他闭塞而苦闷的文学之心。

时隔三十多年，模糊的印象中是个倒春寒的时节。没有布谷鸟的叫声，一层阴灰蒙着天空也蒙着少年的心。下午四点快接近傍晚的光景，不记得把自己关在“窄而霉”的小屋里做啥—最大的可能就是读诗写诗。这之前，少年读到北岛、顾城等几位朦胧诗人的作品。少年原本有一颗诗歌的种子，或者说文学的种子，它是他血液里固有的，也是时代的风吹落在他身体里的—像一粒蒲公英或胡杨的种子。少年的身体贫瘠，又只找到徐志摩、戴望舒这样肥力欠缺的养分，他的诗歌的种子很长时间都处于萌发状态，就像种在蒜地边遇上春旱的向日葵。朦胧诗为少年下了一场酣畅淋漓的雨，他的种子萌发了，一夜间看见了三两片绿叶。雨下得太大，甚至有些磅礴，有些颠覆少年的想象，溅起的泥泞糊在了新发的胚芽和绿叶上。大胡子敲开少年的门时，少年或许正在梳理他诗歌的胚芽和幼叶。

多年之后，当我梳理人生轨迹和记忆时，我才发现这个接近傍晚的下午对于我一生的意义。虽然已变得淡漠，在我杂芜、遍布沟壑的人生中如一株不起眼的灌木。它不是什么转折，但绝对是一次焊接，古典与现代的焊接—顾城们是遥远而抽象的，准确地说是文本的，大胡子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他站在我面前，正经地跟我谈诗，不正经地跟我谈人生，长满络腮胡子的脸还显得很年轻。他是我遇到的第一位诗人—真正的诗人，也是我的桥梁，通过他我读到了海子，读到了翟永明，读到了聂鲁达，通过他我感受到了当时弥漫在盆地内、而今想来仍颇有质感的“非非主义”“新古典主义”的气息。

那个傍晚，大胡子站在少年的书桌前翻看完了少年的整个笔记本。笔記本上全是滂沱大雨后的泥泞，真正诗歌的胚芽和幼叶都被淹没了。他漫不经心地一边翻看一边问这问那，最明显的，是一些未必是诗的句子竟成了他捕捉少年个人情感的线索—且捕捉得极准确。

“窄而霉”的小屋的光线愈加地暗了，随他一同来的两位同伴等不及先走了，大胡子留了下来。“这娃儿的东西有点意思，我还想跟他坐会儿！”这是大胡子跟同伴说的原话。少年心潮起伏，其实也盼着他走，和同伴一起离开，他好平复自己的心情。那时候，少年一个人在南坝写诗，屡屡投稿但从未投中;现在遇到大胡子，遇到了高人，大胡子就是裁判，大胡子的话就是宣判。

这是发生在1987年春天的南坝的往事。对于我个人的人生，它是一次有着质变的破冰。大胡子的目光、气息和说过的话是一把破冰刀。说不上引爆，但又确是一次历时很久的暗爆，从这个接近傍晚的下午一直爆裂到20世纪90年代，有几次爆破、几条裂口甚至延伸到了新世纪。

不记得大胡子是怎么离开我那“窄而霉”的小屋的，开门出去时说过什么话，是不是带走了我的那个笔记本，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从此他成了我的兄长和朋友。那年6月，我发表了处女作《小插图》和《歪帽子》。

差不多也是这个春天，或许是稍晚一点的春夏之交，初二的一位女生出事了，被同班一位男生强暴。那是一个周末，干了坏事的男生跑了，女生在寝室哭哭啼啼，返校的同学报告给了学校。干坏事的男生在一辆去江油的班车上被抓获，女生被女副校长带去卫生院做了检查（而非找法医）。强奸成立。

那个周末我在学校，因为沉浸于诗歌没有听见任何的风声，等到周日夕会得知，并不觉得是一桩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件，仿佛来自报端。

我对事发现场颇为好奇。周末的女生寝室，有时整间寝室一个人都没，有时只剩一人。现场已被清理，生活恢复正常，出事的床位已被腾空，放上了一口木箱和两个小背篼，再无想象中的皱痕和血迹。干坏事的男生是通校生，周末的夜晚他敲开女生寝室，是有预谋还是同女生约会时激情犯罪？我认得那位男生，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HJX），他是个看上去不善言谈却身怀暗力的男孩。多年以后，我在班车上遇见他。他没怎么变，还是不善言谈，且更显木讷了。对于一个曾经的强暴者，我看他的目光里难免会带有轻蔑和畏葸。

坏事一桩接一桩，不祥之感逐一得以应验。我班上的一名女生在自己家中被性侵，侵犯者竟是她父亲的一个手下。女生刚开始发育，有着天生的忧郁气质，与我读过的抒情诗很吻合。侵犯者不是激情犯罪，是早有预谋，他是在给女生父亲送照片、女生父亲不在时性侵的。侵犯者给女生写了一封很长的情书，表达了自己赤裸裸的饥渴。女生受了惊吓，不敢跟大人讲，也不敢跟老师讲，一个人背地里哭，晚上失眠，白天没精打采。我发现了女生的反常，取得她的信任后一再追问，终于获知事情的原委。我很震怒，立即约见了女生的父亲。侵犯者是一位招聘干部，归组织部管。我们没有报警，由我执笔给组织部写了封信。组织部很快来人调查，约谈了侵犯者，并给予了行政处分。其间我见过侵犯者，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青年，他情书中抒发的欲望我也有，只是我懂得克制并予以文学的净化。我身体里有一个他，但我绝不让这个猥琐甚至龌龊的他抛头露面。

接下来，还是这位女生，拿着一封信哭哭啼啼找到我，哀求我跑一趟，去阻止一桩即将发生的自杀事件。

如果自杀被阻止或自杀未遂，那我读到的只是一封信，如果自杀得逞就是一封遗书了。读信的时候，我有过这样的闪念：也许摊在手头的信已经是遗书了。我读完遗书—真是那种感觉，不由分说便动身去了写信人的所在地，以至忘了向校方请假。

事后想来，不是这位女生的面子大或魅力大，也不是她刚受过伤让人怜悯，更不是流传的那样我与她有什么私情，我只是想尽快赶去拯救一个人，拯救一个像这位女生一样的花季少女。即或是抵达时少女已自我了断，我也尽力了，可免去一生的悔恨。

当初女生说“跑一趟”，我并不知道这一趟有多远，也没有去思忖。等出发到了绵阳中转的时候，站在车站大厅的地图上，我才发现这一趟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想。也正是这一趟，成全了我第一次穿越川中丘陵的经历。沿涪江而下，穿过江油、绵阳、三台、射洪、遂宁，至今我脑海里还留存着涪江及丘陵公路蜿蜒的细节，道路边桉树枝阳光闪烁的细节，山穷水尽忽又柳暗花明的细节，并记住了丰谷、芦溪、金华、柳树、西眉这些镇子的名字。

还好，当我赶到，那封促使我跑这一趟的信还是信，没有变成遗书。我在一口川中丘陵典型的池塘边的土坯房见到写信的女孩时，女孩还活着，虽然悲观厌世、萎靡不振，但并未成为一个亡人。

1987年初夏，在南坝，我已经预感到了结束或者告别。我与迪斯科、与南坝、与弗洛伊德命名的“自我”的结束。当然，还有与以具体的人事的结束。与江油关关口涪江大桥上压腿的少年，做扩胸运动的少年，牛心山以及山顶南看是五棵、北看是四棵的古柏，在南坝与何家坝之间来回摆渡的木船，以及叮当泉和叮当泉坎上的黄连树……都是一种隐秘的结束，一种预感中的告别。 还有几位美丽的抒情诗般的女神—学校其他班级的小女生，我从未跟她们说过一句超出一位团委书记应该说的话。一位住在我寝室前面的高中女生（同事的女儿），睡前刷完牙捣鼓漱口水的声音总是让我停下手中的笔，走到窗前去窥视她仰望星星的高傲侧影。一位初二女生，已经开始发育但自己并未意识到，与每一位她喜欢的老师相处都没有障碍，她不是异性，老师也不是异性，她完全是个精灵—造物主精密制作却无丝毫机械属性的精灵。另一位女生带着些许的邪恶，稚嫩的毛绒绒的邪恶，有很长时间她看见我都会躲开，如是半路遇见便会夺路而逃甚至跳下高坎。她也是个精灵，但一直被我忽略，这助长了她毛绒绒的邪恶的生长与固化，直到我离开南坝收到她用红墨水写的一封信，我才发现这个精灵一直有着忧伤的鱼钩般尖锐的心思。

好了，那些在我的感觉和心思里悄悄结束的事物已经布上灰烬，被阻断了燃烧。明火已经熄灭，余烬或明或暗。什么时候齐秦取代了迪斯科，在大街小巷传唱;我穿上紧绷的牛仔裤走上讲台，再无异样之感。我感觉灰烬像头皮屑不只扑在肌肤，也堆积在颅内和肾上腺……啊，爱情、眼泪、筲箕里洗净的没人动过的葡萄，以及我想辞了教职去海南岛的打算……一个时代腾起，一把火烧过，灰烬纷纷扬扬，灰烬里有尚未烧过心的东西。

如今追忆逝水流年，我与南坝的告别要比大胡子的到来还早。苹果花正开，春雨一场接一场。春雨淋落了苹果花，带来了倒春寒。我蜷缩在牛心山对岸山坳里一栋木屋的后院，用压抑的欲望抵抗着寒冷，为作新赋强说愁般地哀悼着提早凋落的苹果花。煤油灯的光照映着竹篱笆和半开的木门，春雨淅淅沥沥像一根根冰冷的铁丝。苹果树下的菜地空着，播下的种子尚未萌生，雨夜的荒寂酷似我们受挫的青春。在这个山坳的春夜，我第一次看见了我的废墟。

南坝三年，留下了一张照片。我长发抵肩，穿着红衬衫和牛仔裤，靠着一堵砖砌的围墙，红衬衫没扣纽扣，扎着衣角。摄影师是Y的新婚丈夫。多年后，这张照片以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名头上了央视12频道。一个穿着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的叛逆青年，怎么看跟现代派、迪斯科、反传统、朦胧诗都很搭。小眼睛透出冷漠的蔑视的光，手腕显露的筋骨是他未来某种精神的写照。

那是6月，草木葱翠，大地蒸腾，学校后面梨园的青梨已有几分诱人，毛绒绒沾了露水，透出些许色情。记得我们从学校北面的围墙外侧转到后面的梨园，在梨园长满青草的空地上拍了好些照片。梨子尚青涩，离成熟还有一段时间，看梨人的树棚空着。欣欣向荣的梨园，连同长满熟草的空地，在我眼里也如同废墟—生命力汹涌的废墟。

与南坝正式的告别像一出独幕剧。舞台是一间烟火气很浓的厨房，时间是午后，背景是上了水粉的墙壁和一些柴火。没有音乐，只有一位中年妇女充满怨气的絮叨。她一边做饭一边唠叨，操刀的动作比平常大，揭锅盖的手颤抖得厉害。灶孔里的火燃得熊熊的，空气中的柴烟味混合着腊肉香。我坐在灶门前，一言不发，看着火苗，眼泪已干……

“把旧衣服旧裤子都收拾上，破了的补了穿，往后一段时间没钱给你买新的！”中年妇女转过头去，对坐在过道里缝纫机前的女生说。缝纫机前的女生不言不语，埋着头把缝纫机踩得溜溜转，算是对母亲的反抗……女生的闺蜜端着一小筲箕淘洗干净的新鲜葡萄从外面进来，喊了声老师，把筲箕递给我。这个一直不为我注意、被我描述为“有着毛绒绒的邪恶”的女生高中毕业去了新疆，如今在广州一家空军医院。“好吧，我闯海南去了！”我站起来，看了眼筲箕里还滴着水的新葡萄—葡萄串上有好些还是青的，冷不丁丢下这样一句，扬长而去。

这是我和南坝最后的告别。每次想起，我都感觉骄傲，我也算在年轻时候有过一次含笑上刑场的举动。唯一有些后悔的是没有摘下一颗葡萄喂进嘴里，辜负了送葡萄的人的一片好心。

三十多年了，我已不记得我离开南坝时的真实情景。但我记得是在9月下旬的一天，秋意已浓，从绵阳参加诗歌座谈会回来拿到调令，我是抱着观望的态度离开南坝的。之前，已经有人离开南坝去了川中，我坐在叮当泉坎上的草埂上目送早班车离开。想必我是提着简单的行李，从锅炉房前面的阶梯下来，穿过剪裁规整的冬青树行道走出校门的。我头天晚上喝了酒，有四五个年轻同事给我饯行，但没喝醉。小说《桃花江》开篇有一节关于离开的场景描写，虽是虚构，但过程同真实的离走很相像。

纸箱有点沉，但还能对付。他把牛仔包和收录机背在背上，把纸箱和被盖卷抱在胸前下了阶梯。经过十字廊时，他咬着牙没有歇气。十字廊是他以团委的名义组织周末舞会的地方。冬青树又长深了，需要修剪。参加笔会回来，校长从办公室出来把调令递到他手里，也是在十字廊。

班车启动的一瞬，我或许有种挣脱了吸附力的拔出的阵痛感。或许是解脱，因为我已经失去了，对南坝厌倦了。

这以后，南坝于我便是一个废墟。我遗弃的懵懂的青春的废墟，叛逆的废墟，文艺与精神的废墟，处于遗忘状态的一种隐性的存在，偶尔会出现在梦境中，有时也出现在文字里。一栋房屋拆除，房料被运走，构成屋基的石条被搬走，留下一个独立于房屋和屋主人的狼藉的废墟。废墟上长什么草，开什么花，有什么虫子和野兽光顾，再与屋主人无关。即使从南坝路过，稍作停留，也不再有关。一个从我分离出的废墟，渐渐成了一个单纯的镜像。就像江油关不再与三国有关，明月渡不再与李白有关，牛心山不再与唐朝有关，那些被村民砌进圈墙的古代碑刻不再与米芾和吴道子有关，这个镜像也不再与我有关。

2008年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作为我个人青春废墟的南坝在短短几十秒的时间里变成了真实的物质世界的废墟。

地震发生后的第五天，5月17日，我去到南坝。没有影像传出，但有传言。从高庄步行至江油关关口涪江大桥桥头，大桥已经崩塌，在江中呈现出一条碎裂的废墟带，站在桥头看见的南坝也是灰蒙蒙的一片废墟。我的脑壳出现了短暂的空白，一种被震惊的懵懂的空白，继而是痉挛和隐痛。

站在何家坝的渡船上，一个废墟的南坝尽收眼底。楼房夷为平地，没有夷为平地的被撕裂，坍塌出犬齒状的创面，像被利齿撕裂的肉身。

我从救灾官兵刚刚清理出的变得陌生的小路上走到原先的镇子，找到小学的位置。整个小学夷为平地，校园变成了废墟。穿着橘色服装的救援队员正在废墟上搜救。第五天，多数废墟已挖掘过了，救援队员聚集在尚未挖掘的几处废墟上，汗流浃背。我绕过废墟，走在面目全非的校园里，不时传来尖锐的铁器的声音和电机的马达声，我听而不闻，感觉到的只有明亮的死一般的寂静。我爬上废墟，从一座废墟到另一座废墟，最后登上了一座挖掘过的最高的废墟。我四下看，远处、更远处是更高的废墟。我闭上眼睛，双手捂住脸。我没有哭，我感觉我安静得像废墟上的一坨铁、一块砖。

从17日来到21日离开，我在南坝待了整整四天。在废墟间游走、观望、沉思、流泪，继而记录。继而搜集线索，访问特殊的幸存者和目击者，陪他们沉默，呻吟，哭泣。排队在指挥部的大锅里吃饭，在中学老友X的抗震棚里过夜。

废墟。四天里我面对的全是废墟，以及在废墟搜救的专业救援队员和抗震救灾的官兵。每天清晨和傍晚，我都会去到叮当泉坎上过去草埂的位置，看坎下南起葛麻岩、北到明月渡、向东一直延至江畔的废墟。从触目惊心到麻木，有时也站在变电站外面的坎上看坎下的废墟，目寻区公所、储蓄所、邮电所、丁字街、醉一杯的位置。废墟接着废墟，废墟堆叠废墟，再没有标志物可寻，余震不断，尘埃腾起，震前很明确的建筑物在废墟中变得模糊、不可目击。这是一个陌生的南坝，一座陌生的废墟之城，与过去无关，与我记忆或忘却的南坝无关。

之后很长时间，大约三年，我经常从南坝进进出出—去平通抚慰死难学生家长，去北川地震遗址现场，去江油和绵阳与劫后余生的兄弟见面……南坝不时出现在眼前，有时还稍作滞留，看着它由废墟变成工地，由工地变成新古镇，多数时间尘土飞扬。幸存者开始了新生活。

某日路过—震后一年吧，我搭乘的班车被堵在江油关关口的涪江右岸，隔着窗玻璃，我看着南坝，看着开始重建的尘土飞扬的南坝，忽然间想起过往，我心的闸门和眼泪的闸门哗一下被打开，突然泣不成声。

那次哭过之后，我再去那边寻访和探究，便是以一个地方志工作者的身份，寻访和探究的是马藐、邓艾的江油关，李龙迁、李白、武元庆和王行俭的龙州，而非那个少年的南坝。

阿贝尔，1965年生。1987年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出版散文集《隐秘的乡村》《隔了河的会见》《飞地》等和长篇小说两部。现居四川平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