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面对既往改革中剩下的“硬骨头”和持续改革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新任务和新挑战，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命题，更加重视改革的方法论，推动改革方法论的自觉性跃上了新的历史高度，开启了改革方法论整体化构建的新路向，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国化的新局面，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方法论的新境界。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方法论;新境界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1.02.002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1）02-0009-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改革方法论也提出了创新性要求，这种要求在根本上反映了新时代改革的“全面深化”逻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国化的道路上接续进行面向新时代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會主义改革方法论体系，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方法论推进到新境界。

一、方法论的自觉性跃上新高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改革方法论上具有高度的自觉性，这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党的相关文献中都得到了直接体现。比如，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1]67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他又提到，“在推进改革中，要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坚持辩证法”[2]47。在2013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演讲中，他重申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开放” [1]346—347。习近平不仅强调改革方法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且进行了深入研究和阐发。2014年5月，《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其中第四部分就以“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坚持正确的方法论”为专题，梳理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改革方法论的重点论述，足见党中央对改革方法论的高度重视。

从客观上讲，改革方法论自觉性的凸显，首先与新时代改革所处的基本方位密切相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3]511—512。这里的“新的历史起点”，从宏观上理解就是我国进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起点，提出了重构中国发展方式等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问题新任务[4]，迫使改革者进一步把握新时代改革的新规律以迎接新挑战，依据新形势和新要求，实现改革方法论的“再次起航”和“二次充电”，提升方法论建设的自觉性也就势所必然。

其次，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也倒逼改革在方法论上先行。当前，改革的时空坐标已从运动战转向了攻坚战，从浅水域挺进到深水域。这种时空转换意味着改革已全面走出舒适区，“难”和“险”呈系统性加剧之势。“社会主义改革的‘阶段难局”是个世界性命题[5]，今日改革之难主要难在骨头难啃和凝聚改革共识难度陡增，制度性、结构性和技术性变革以及阶层流动风险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四大险滩[6]。面对难关和险境，改革的领导者不仅要有知难而上、舍我其谁的勇气，更须具备弹钢琴的艺术、走钢丝的智慧，借助辩证法的导航仪和指南针作用，强化顶层设计，增强改革的方向感和预见性，唯此才能闯关夺隘、化险为夷，变被动为主动，将改革进行到底。

再次，经济发展遭遇“三期叠加”并进入新常态的历史境遇，也推动了方法论意识的跳跃性发展。经历“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过渡性阶段后，新常态成为我国“十三五”“十四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改革是应对“三期叠加”和新常态的基本策略，其中也包括了积极构建与新常态相对应的改革方法论形态。新常态对改革方法论提出了多方面的重构要求，但核心一点是为重新把握经济发展的质量度关系提供方法论支持。在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成为中心，从原来主要看增速有多快转变为主要看质量和效益有多好，这意味着经济发展从过去以增量为主导的质量度关系型转向以提质为主导的质量度关系型。面对这种转换，改革者只有创新方法才有可能正确指导新常态下的改革实践。比如，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只有辩证地处理好存量和增量、减量和变量的关系，才可能实现从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转变。

从主观方面看，改革方法论意识的显著跃升，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续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修养和方法论研习的结果。习近平不仅本人是“善学、善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中心”的典范[7]，而且力促全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看家本领。他特别重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工作，要求党员干部“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思想方法搞正确，增强工作中的科学性和全面性”[8]。在浙江工作时，他就结合省情，将整体性、普遍联系和矛盾分析等辩证法创造性地转化为“地瓜思维”“山海协作”“腾笼换鸟”“把困难当机遇”“跳出浙江发展浙江”“跳出三农抓三农”“用倒逼之苦换来发展之甜”等具体的改革策略。值得注意的是，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的四十三次集体学习中有四次涉及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而且每次都结合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些重大现实问题开展。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隆重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带领全党重温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不断从中汲取理论智慧和方法论营养以引领新时代的改革与发展。

新时代改革方法论意识的强化，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规律。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是全新实践，既无现成的理论可循，也无相似的经验可鉴，所以初期的改革更多采取了让实践打头、由实践破题的办法，走的是先易后难、差序推进、试验总结的试错式道路。随着改革渐次展开，规律在实践中日益开显，改革者不断总结和积累经验，逐步深化对规律的认识并将其升华为理论，这些被理论化从而具有理论理性的认识（包括方法论）被运用到改革实践中，发挥着指导、引领和规范实践的作用。回溯几十年的改革历程可以发现，改革已在整体上完成了一次“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螺旋式递进过程，新的改革实践也势必引发改革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再度创新和升级。

二、方法论整体性构建的新路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也站在了全面深化的新起点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改革作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判断，其中一条就是郑重宣示新时代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2]30。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把“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写入党章。新时代改革的新特征决定了必须更加牢固地树立全面深化改革是复杂的系统工程的理念，必须更加自觉地认识到要推进这项系统工程，不能再满足于零敲碎打和修修补补，某个领域和层次的单兵突进也难再有实质性突破，只能以整体性思维将各领域、各层次和各方面的改革衔接起来，统一推进，实现联动和集成，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防止手忙脚乱、顾此失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强调“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9]109。

我国的改革是从经济领域启程的，当时改革最主要的难点是冲破“姓资姓社”的思想牢笼，改革的系统性、协同性要求不像现在这样高。经过长期努力，改革日趋深化，从经济改革中逐步催生出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领域改革，过去的子系统改革演化为新时代的全领域、全要素参与的巨系统改革，形成“全面的深化”和“深化的全面”的纵横交织格局。面对全面深化改革这个“巨无霸”，党中央所做的一项优先和重点工作，就是积极创新改革认识论、主动加强方法论建设。对新时代改革方法论取得的重大成就，2018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专稿的评价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丰富、全面、系统的改革方法论”[10]。此处“丰富、全面、系统”三个核心词的并列并非偶然，结合上文分析，可以说它们真实反映了也恰恰抓住了新时代改革方法论建设的整体性特征和体系化取向。党中央正是通过强化方法论的整体性构建，提升改革的战略站位进而统领改革。

所谓方法论的整体性建设，就是将各种改革方法纳入一个系统，区分它们的不同性质、类型和层次并实现其彼此照应和协同耦合。上文已述，前半程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特征尚不显著，与之相应的改革方法论主要采取了单项建设和数量累加的进化模式。进入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性逻辑”对改革方法论提出了体系化建设的诉求[11]。因此，新时代改革方法论的建设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整体性和系统性成为其显著特征。

其一，新時代对方法论进行整体性建设的目的是突显方法论的原则性。毛泽东说过：“办法是跟着方针来的。”[12]349他说的方针其实就是原则，而他说的办法也不是一个，因为仅靠一个办法是难以判别其背后的原则的，只有在多个办法构成的整体中才能反映出来。所以，突出改革方法论的整体性维度，就是要强化方法论的原则性。当前，个别地方和部门出现的为改革而改革、做秀式改革、萝卜式改革（以特殊利益者的条件为标准制定改革政策以“合法”套利）等乱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悬置了改革方法的原则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地察觉到了上述危害，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来重铸改革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前提和社会主义原则，旗帜鲜明地提出改革方法论的政治属性和价值关怀，主张“既要谋子更要谋势”[9]101。

其二，全方位的辩证思维是方法论整体性建设的逻辑抓手。面对新时代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敏感性，党中央遵循“‘一与‘多的统一、‘上与‘下的联动、‘变与‘稳 的协调、‘底与‘顶的兼顾、‘点与‘面的配合、‘管与‘放的互补、‘先与‘后的贯通、‘破与‘立的结合”等辩证方法[13]，力求穿透全面深化改革波谲云诡的复杂表象而达及其内在规定性，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和全党全国人民支持下，冲破特殊利益纷扰，重新谋划改革的总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重新标注改革的战略高地和主攻方向，重新统筹改革的工作机制和推进方式，力求整体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促进，恰当处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等六项重大基本关系。全面深化改革宛若中医辨证施治，既养血润燥、化瘀行血，又固本培元、强筋壮骨，极大地促进了改革措施的彼此催化、协同共振，实现了改革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实际成效上相得益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效果日益彰显，改革的综合效应也在充分释放。

其三，全面性和层次性是改革方法论整体性建设的结构特征。一方面，新时代的改革方法论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全面和最丰富的，这主要体现在其来源、范围和内容上。从来源看，除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新时代改革方法论还吸收了现代科学方法的众多精华。例如，在国家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改革中，习近平提出将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作为生命共同体加以建设。此外，习近平关于避免科技创新的“孤岛”现象并建立各主体——方面——环节有机互动的创新体系[1]85—86以及关于“风险综合体”[9]82等论述，体现了系统论、协同学和运筹学方法的运用。从范围看，新时代改革方法论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个领域，融入于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项工作。从内容看，新时代改革方法论体大思精，全面贯通了马克思主义物质观、矛盾观、联系观、发展观、实践观和群众观，包含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求实思维和创新思维[14]。另一方面，新时代改革方法论的层次性更加突出，既有把方向、管立场、守底线的原则性方法（涉及改革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为了谁、依靠谁、改什么、不改什么等），又有站高位、观长远、控大局的战略性方法（关于改革的顺序、重点、关键环节和敏感地带等），更有针对末端治理、瞄准问题、对症下药的策略性方法（包括改革时机的捕捉、氛围的营造、节奏的掌握、力度的拿捏等）。

上述三种方法既有层次上的区分，也有很强的互补性，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力图实现宏观政策稳、微观政策活、社会政策托底的目标。原则性方法就像旗帜，规定着战略性和策略性方法的价值高度与政治底线，防止闯禁区、踩雷区。在方法论上不讲原则，只治事、不治制，就会偏航向、丢民心、栽跟头，所以习近平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在改革中“不断增强作决策、做工作、抓管控的原则性”[9]220。战略性方法好比统帅，它在原则与策略之间架起桥梁，“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3]45—46。战略得当，改革就容易开好头起好步;战略缺位，则会导致改革的具体策略因缺少整体把握和统一指挥而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合力，甚至因相互抵牾而造成全局工作目标落空。策略性方法如同工兵和前卒，它们庖丁解牛、吹糠见米、打通最后一公里，关系着改革的最终效果和成败，在改革中如果不认真研究策略，遇到问题和困难就会不知所措、无从下手，以至于绕道走、躲着行，全面深化改革也就成了坐而论道、禁中清谈。

三、方法论的中国化呈现新局面

改革是“为了推动党和人民事业更好发展，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不能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硬套在自己身上”，否则“不仅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而且还会因水土不服造成严重后果”[2]20—21。因此，实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原理与改革开放实践的互动和转化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新内容。在新时代，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探索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努力推动改革方法论的进一步中国化。

（一）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认识、分析和解决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国化改革”

首先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例如，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声音，认为我国经济领域改革遇到的主要困难和阻力，表面上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但深层次原因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且缺少深度和力度，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由此认为新时代改革的重心应转到政治体制改革上。对于这一点，理论界也有争论。面对认识上的茫然和徘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地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出发，重申经济体制改革仍是新时代改革的重心，强调要毫不动摇地继续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习近平就曾引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15]591，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的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以及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其他方面体制改革进度的道理[1]93—94，有力反驳了试图动摇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心的错误思想和言论。

其次是用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话语解码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基本原则[12]534，也是新时代改革方法论话语的鲜明特色，它注重“洋话中说”“行话浅说”“长话短说”，用民族语言演绎唯物辩证法的深刻内涵。譬如，用《东周列国志》中的“审大小而图之，酌缓急而布之;连上下而通之，衡内外而施之”，诠释普遍联系、主次矛盾等辩证法，提醒人们在改革中注意上下联动、内外结合，区分大小主次、轻重缓急。新时代的方法论话语还擅长打比喻，如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类比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市场和政府关系，把改革的先易后难比作“好吃的肉”与“难啃的骨頭”[1]116，将改革的破题与触底比作“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9]102等。这些形象传神的比喻，散发着浓浓的“中国味道”，将两点论与重点论等方法解释得简洁明了、生动有趣。巧用谚语、俗语、流行语，将方法论的专业“行话”翻译成街头巷语，如用“死水一潭不行，暗流汹涌也不行”形容改革的活力与有序的关系，用“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1]93、122说明发挥改革主体能动性、善抓机遇的重要性，用“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2]36批评不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这些话接地气、贴近群众，产生了很强的“共情力”。此外，还注重用连环、排比等句式提升方法论的话语效力，力避洋八股的故弄虚玄、“党八股”的高高在上、土八股的陈词滥调，如“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1]374、403等，极大地增强了方法论话语的传播力和感染力。

最后是用故事讲述全面深化改革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之“道”。善讲故事是古今中外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的共同特点，更是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过人本领[16]。习近平的方法论话语就内嵌着深深的“故事情结”，他的故事亲切温馨、幽默诙谐，通俗易懂又发人深省，动之以情又晓之以理。比如在阐明要将摸着石头过河同顶层设计统一起来时，习近平将20世纪80年代内地人企图游到金门却因不懂平潮和涨潮之变而被潮水拖到鼓浪屿的故事娓娓道来，以此告诫人们改革不能“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而要重视在改革中看门道、识水性、摸规律。他还用国产手机成功逆袭的故事阐释“供给侧一旦实现了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进行回应”的道理，说明我国在当前形势下，要将供给——需求矛盾统一体的供给一方作为主要方面，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这种故事化叙事中，矛盾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辩证关系也获得了富有中国气息的表达形式。

（二）将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智慧上升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即改革方法“马克思主义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机遇[17]。一是在解决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问题中提出了方法论的新概念和新范畴。问题意识是改革方法论的逻辑起点，是改革方法论得以诞生的母体、胚胎[18]。新时代改革方法论的新概念和新范畴不是从“方法论一般”中通过逻辑演绎出来的，而是在回应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问题中产生的。比如“底线思维”就是针对如何在当今复杂系统改革中防止颠覆性错误的问题提出来的，意在表明必须对改革潜在的重大危机和风险有充分的战略估计和预判，在行动上有所守、有所为，做最坏打算、求最佳结果。引入“协同”概念，一方面是为了求解全面深化改革中各子系统改革产生协同作用时的大约“临界值”，另一方面是通过改革的协同作用使全面深化改革释放系统的协同效应、产生“稳定态”，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动态平衡。再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专门针对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剩、中高端需求快速增长并外流而供给跟不上的当前中国经济现状开出的药方，它兼顾供给和需求两侧，以解决需求为着眼点、以解决供给为着力点，坚持以两点论分析问题、以重点论解决问题，区别于以绝对性和实体性思维方法为特征的西方供给学派。这既是一种改革举措，也是一种体现整体和辩证思维的改革方法论。

二是基于新时代改革的具体特征形成了新的方法论范式。新时代改革的复杂性、系统性决定了改革方法论的范式有别于从前。例如，过去我们将摸着石头过河作为重要的改革方法论范式，但如今这一招不太够用甚至不太管用了，因为改革进入深水区，石头下沉了甚至被埋起来，不那么好摸了，况且水流湍急，容易被冲走。再者，新时代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再是要素性的，而更多是结构性的，仅凭经验和感觉远远不够了，更需要理性抽象。这时，要把我们在以往摸索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提炼出来，为过河制定相应的方案和路线，摆脱视野困境，防止脚下打滑，减少摸石头的盲目性和危险性，增强过河的针对性和安全性。依据这种新形势，党中央适时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方法论新论断，推动改革方法论从过去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单向范式向新时代的“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双向范式转换，力求在改革中达成基层与顶层、实践和理论、合目的与合规律的统一，力戒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在新时代的改革中回潮。再如，基于“改革中产生的问题只能用改革的办法解决”这一新时代改革的问题解决方式，并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过程论思想和关于社会主义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9]的方法论原则，提出了“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改革过程论范式。

总之，如果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方法论比作一把钥匙的话，那么它既打开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论之门，也打开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之门。它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理论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出了新的历史性贡献，也极大地增强了新时代改革实践的前瞻性，进而提升了改革的质量、效益以及人民群众对改革的获得感。这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方法论的根本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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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蒲恩灿

收稿日期：2021-03-29

作者简介：付清松，男，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發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