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

计文君近年的小说，总是在寻求变化。作为近十年来重要的小说家之一，她的变化当然会引起批评家的兴趣。但是，要想准确地描述这种变化，又是困难的——她是一个既给自己出难题，又给批评家出难题的人。坦率地说，这样的作家，并不多。

在我看来，她近年的小说，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带有强烈的自反性，成为一种可以称之为自我指涉的小说。无论在绘画、电影还是小说创作领域，如果我们承认现代艺术的每次变革，首先都来自对媒介自身的重新理解，涉及媒介自身的变革，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去理解计文君的这种“自反性”特征，究竟给她的小说带来了什么？

她以前的作品如《剔红》《开片》《化城》《琢光》，仅从题目就可以看出她的旨趣：它们既是对小说内容的比喻性概括，又是对小说技术本身的分析性描述。刻刀在坚硬的石头、密实的木板、柔软的髹漆上的运行，以及制作工艺品所需要的切磋与琢磨，与小说写作所需要的精雕细刻异曲同工，所能达到的至高境界自然就是“化城”——她曾经自我表述，“小说是言语的化城”。我们当然可以直观地看到，这其实与她的小说所呈现的成长性的人生主题相辅相成。

在我认识的作家中，说到对中国古典小说修为，计文君绝对应该名列前茅。它带来的一个后果是，计文君早期的作品多与经典文本有涉。极端地说，她的不少作品甚至可以看成是对经典之作的隐蔽式“戏仿”，比如《红楼梦》《西厢记》《牡丹亭》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