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召平 罗洪 曹玲玲 邹洁 杨艳林 向艳萍

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和渔业资源保护同渔民民生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全面禁捕政策背景下，渔业生态补偿、渔民生活补偿制度是解决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恶化和渔民民生问题的重要内容。该文以岷江流域地区宜宾市、泸州市为例，依据两地渔民现状、政府转产转业措施及进展，深入分析渔民转产转业困境。

关键词：岷江流域  转产转业  困境  末代渔民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91（2021）05（c）-0104-03

A Study on the Difficulties of "Last Generation" Fishermen's Switching to Production in the Minjiang River Basi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mprehensive ban

ZHOU Zhaoping  LUO Hong  CAO Lingling  ZOU Jie  YANG Yanlin  XIANG Yanping

（Yibin College， Yibin， Sichuan Province， 644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fishery resource protection and fishermen's livelihood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mprehensive fishing ban， the fishery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fishermen's livelihood compensation system are important content to solv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eterioration and fishermen's livelihood problem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This article will take Yibin City and Luzhou City in the Minjiang River Basin area as examples. Based on the status quo of fishermen in the two places， the government's measures and progress in switching industries， the article will deeply analyze the plight of fishermen switching industries.

Key Words： Minjiang River Basin; Change of industry; Dilemma; last Fishermen

目前，根據渔业统计年鉴等有关资料显示，长江流域退捕涉及的规模大、范围广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实施长江流域全面退捕，是遏制长江流域资源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继续加剧的重要政策安排。那么在这一政策实行后，大量的渔民面临着退捕后的生存生活问题，政府对此的关注、补偿成为渔民转产转型的最主要因素。

1  全面禁捕后渔民未来生存陷入迷茫

全面禁渔后，职业渔民失去经济支柱性工作，收入来源迅速单一化，大多数渔民年龄较高，且文化程度偏低，就业渠道局限性较高，渔民就业保障一定程度上受到严重影响，并且渔民社会养老保险投资少，未来享受的效益低，医疗保障不全面，最低生活保障落实情况较差。

据调研，明显地感受到渔民对于捕鱼的依赖性较强，且因不具备其他职业技能，短时间内无法快速实现转产转业。因此，在全面禁捕政策实施后，他们这一社会群体将处于社会弱势地位，在未来转产转业选择面小、竞争力弱，陷入生存困境。

1.1 “无江无地”下生活保障困难

根据走访调研结果得知，平均每家渔民可耕种土地面积小，仅仅只能满足日常家庭需要，没有剩余农产品能够去进行市场流通。且岷江流域隶属四川省，四川多山地类型，土地连贯成片率低，无法使用系统机械化操作，大部分以靠人力进行农业种植，收益率低。加之气候多变、地震等不确定风险较多，未来生活保障难以确定。

在人类社会起源之初，采集、狩猎是人们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远古时期，人群往往会选择依山傍水之地作为主要栖息地，以动植物为主、水产为辅来解决生存问题。据《尸子》载：“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渔。”据考古学所获证据显示，我国古代捕鱼历史可上溯至旧石器时代。全面禁捕政策实施后，意味着传统渔民将失去江河捕鱼资源，且绝大部分渔民没有土地可以作为替代生产，形成“无河无地”的生活困境，生活保障困难。

1.2 落后观念下社会保障的未来投资少

该文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在2012年和2015年两期数据进行分析。传统观点认为，渔业是大农业的组成成分之一，所以渔民应该在农民所属范畴内。因此，该文采用推理的方法根据农民群体的社会保障现状来反推渔民社会保障现状。在CGSS2012年样本数据中可知，有3 318个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2 696个农民没有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呈现1∶0.81的比例;在2015年样本数据中，有3 493个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1 849个农民没有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呈1∶0.53的比例。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的可支配收入逐步增多，可以让他们在满足基本生活的前提下，有足够的能力可以让他们选择对自己未来进行“投资”保障，这就是比例发生变化的最可能原因之一。但养老保险的吸引力却没有提高反而呈现下降趋势，针对这种社会情况，各地政府纷纷采取措施，但常见的手段就是“捆绑缴费”规则，就是参保人享受养老待遇的前提是参保人的直系家属已参保，这种规则让养老保险商品化趋势逐渐增强。从客观数据来看，这种捆绑缴费规则让各地的参保率有一定的上升。但因为参保人每个月能领到的养老金较少，使得农民群体缺少可持续参与的动力，导致退保、断保等现象经常发生。根据CGSS在2012—2015年的西部地区农民参保数据中分析，对比2012年的59.51%参保比例，2015年参保比例为71.33%，仅仅只高出11.82%，增速并未有大幅度提高[1]。

据调查，传统的“末代”渔民大多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辈人，在他们青年阶段，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尚不完善，且覆盖面窄、社会化程度低，处于农村的传统渔民很难了解到该制度的未来优势，甚至完全不知晓这一制度的存在，加之农村地区本身经济落后，大部分当地人以务农、捕鱼为主，生活圈的社会状态局限，许多人形成了“买保险不如解决当下问题”的观念，以至于到如今出现无受保的状态，即使在政府的补贴下，也难以维系传统大家庭的长期生活。由于我国城乡居民、农民等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社会保障待遇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导致各社会群体之间相互比较和心理不平衡的社会现象，这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渔民作为我国社会群体之一，总体来看远景迷茫，社会幸福感不足。渔业从事者多数受教育的程度偏低，处于比较明显的社会弱势地位。此外，由于气候等多种不稳定因素导致渔业这一行业风险较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渔业保险的运行难度。2020年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渔民作为我国的公民理应享有时代成果，解除自身的后顾之忧。但因为国家还未出台养老保险统一的改革更新方案，让城市居民、农民、渔民在缴费比例方式等方面水平一致，社会保障方面发展不平衡现象还未得到有效改善[2]。

1.3 职业技能单一导致社会转型原动力不足

大部分“末代”渔民从掌握工作技能开始就长期从事捕鱼行业，即便存在一些其他工作技能，“不熟不生巧”的作用产生，以至于所掌握的技能少之又少。目前，信息社会的高速发展，各大团体对人才学历知识要求高，渔民无法适应和加入这些工作岗位，只能从事简单的基層苦力劳动，大大降低渔民社会幸福感[3]。

1.4 市场经济背景下创业先天条件不足

据苏宁易购、企查查联合跟踪调查的《2017—2019中国创业数据报告》，2017—2019年无创业经验进行创业的人群中，成功率只有23.3%。根据中国第一财经报数据表示，初创企业存活率不足1%。创业需要承受极大的风险，而对于渔民群体来说，已无法承受创业的风险。

年轻一辈的渔民往往具有主观创业优势。首先，年轻人进行创业具有足够的身体素质资本和敢闯、敢拼的奋斗精神去支持他们进行创业;其次，年轻人适应社会节奏的能力、创新力和市场分析力会更强。如今社会发展高速阶段需要更多创新型企业出现带动经济加快发展，而年轻人活跃的思维恰好满足这一社会需求。市场经济背景下机会多，利益收入周期短且空间大，是较快解决渔民转产转业困境的“快速通道”。在创业初期往往会有较多资金、人力成本的投入，而在市场经济快速变化的环境下，年轻一辈渔民客观创业素质低，自身不确定因素过多，可能会因为家庭原因放弃创业，加上渔民本身文化程度较低，资本力量有限，还会面临“有去无回”的境地，导致生活负担愈发加重，甚至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

2  政府举措下渔民转型可持续性较弱

2.1 转产转业可持续性资源有限

转产转业要长期进行，就必须具备资金与人力资本的持续供应。政府部门专业人员的时间精力相对来说较为有限，无法对渔民提供长时间的转产转业支持，此外进行大规模、技术含量较高转产转业的培训工作成本较高，且如果要达到较好成效所费的周期过长，政府无法全部承担。因此，培训工作以低竞争力、周期短为特征出现，导致渔民实际素质提升呈现虚空状态[4]。

2.2 市场对人才要求增高，技能培训遇到突破瓶颈

“末代”渔民群体总体文化素质偏低，且长时间没有进行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进行社会职业转型的自身能力基础薄弱，只能选择最基础性的岗位技能进行学习。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化发展，知识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现实情况下本科大学人数的扩张，每年的本科大学生毕业人数只增不减，工作竞争愈发激烈，对于渔民这一弱势群体来说更加处于不利的社会生存状态。因此，政府大多选择社会基层职业技术技能去对渔民进行转产培训，错开中高知识层面的工作竞争来扩大保障范围，快速融入社会。从短期来看，进行基础性职业技术培训不失为一个解决问题的快速手段。但从长期来看，特别是对青年这一辈渔民来说，这种方式显然不具长远眼光，因此如何进行更具知识竞争力的职业培训，找到适合同客观情况相协调的途径成为突破转产的瓶颈[5]。

2.3 社会保障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缺少渔民主体性公共参与

我国的政策制定一直以来都是自上而下进行，政府主导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等。在具体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往往会面临与客观条件偏差较大、效果较差的情况。渔民在社会保障制度制定以及实施过程中参与度较低。从反面来论证，如果渔民参与度提高，其益处较为明显。主要是渔民对于自身群体以及当地了解情况较政府更为透彻，从他们所获得的意见会更容易符合现实状况，且在实施过程中可有效降低其他渔民的防备心理，配合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但如今由于政策的制定上，渔民参与度低，在进行摸清现实状况时难度较大，真实情况不能得到最大化程度的反馈，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阻力较大。

因此，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需要渔民的主体性公共参与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许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往往难以有老百姓的参与，因此渔民的公共参与会出现一定的困难。当前，政府只是单向的输出政策，而渔民被动地接受政策，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双向沟通[6]。在对于渔民的转产转业问题上，加大渔民的参与可以更加有效地去解决问题。可以从点做起，各个城市自主收集相关现实情况以及渔民意见，之后汇总统一做出资源分配安排。

3  结语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岷江流域“末代”渔民的转产转业问题是当前亟需解决的一个时代难题，国家和社会各界对于“末代”渔民的民生问题应该加强关注和重视，深刻清晰地认识渔民的同城镇居民、农民社会保障的区别，具体根据转产转业困境，有针对性地提出“末代”渔民转产转业对策。

参考文献

[1] 郑沃林，吴剑辉，郑荣宝.养老观念、健康状况预期、社会公平感知对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J].经济经纬，2020，37（1）：41-49.

[2] 潘盼盼.舟山渔民社会保障体系研究[D].浙江海洋大学，2018.

[3] 刘雯.捕捞渔民转产转业的困境及对策研究——以舟山为例[D].浙江海洋大学，2017.

[4] 王丽君.海岛渔村转型——基于岱山南峰渔村的调查[D].浙江海洋大学，2020.

[5] 黄轩流.珠海万山区海岛渔民转产转业与对策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18.

[6] 王增，张凌飞.基于乡村振兴的生计渔民转产转业路径选择研究——以青岛市为例[J].乡村科技，2018（12）：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