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靓辉，张会琼，李调丽，孙紫坚，安天浩，薛陈利

（1.北京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100012；2.中色地科矿产勘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012）

0 引言

地质资料是地质工作者在地质工作中形成的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文字、声像、图表等记录和成果资料，是投入巨大的财力、人力和物力后获得的宝贵财富（郭慧等,2017;王斌等,2019;梁银平等,2020），是国家的一种重要数据资产，其价值的体现重点在于开发利用。我国传统的地质资料管理重“保管和保密”，地质资料以项目为单位立卷归档，以“件”为最小管理单元（汪艳梅,2020）；资料的定密单元为“档”，大部分资料都被定为涉密资料，资料流动性极差；资料服务方式主要是借阅者到馆手工检索、复制、借阅的被动服务模式（张明霞,2020）。传统管理模式下的馆藏地质资料只是一座“呆矿”。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于地质资料作为数据资产认知度的提高，地质资料开发利用逐渐成为了地质资料管理的重心，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引导政策并投入了大量财政资金支持，经过20年的探索，地质资料的开发利用取得了显著成果，但还存在社会资金参与不积极、开发需求不明确等问题。本文基于对我国地质资料馆藏情况和开发利用现状调查，结合国家级、省级、行业内等不同层级机构的案例，就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建议，以期为提高我国地质资料的开发利用程度提供参考。

1 我国地质资料馆藏情况

我国的地质资料馆藏机构主要有三大类（严光生,2012）：第一类地质资料馆藏机构主要有全国地质资料馆、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以及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的地质资料馆藏机构；第二类地质资料馆藏机构主要有中国地质调查局直属单位以及有色、冶金、煤炭、建材等行业单位的30余家地质资料管理机构；第三类地质资料馆藏机构主要是各类涉及地质工作的企业、事业单位的地质资料管理部门，数量不详。

据网络公开信息统计，截至2020年底，第一类地质资料馆藏机构的馆藏资料达53万余档（表1）；第二类和第三类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因其服务范围仅限本系统或本行业、本单位，总体馆藏情况未知。据了解，有色地质行业资料馆的馆藏约2.4万档；2004年成立的中色地科公司资料室馆藏资料800多档。

表1 全国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质资料馆藏情况

2 我国地质资料开发利用现状

自2000年以来，国务院和自然资源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表2），投入大量的资金，开展地质资料信息化建设，大力支持地质资料的开发利用。经过近20年的探索，馆藏地质资料的开发利用程度明显提高，地质资料定密更加合理规范，主要馆藏机构纸质资料全部实现数字化，馆藏机构的服务网络与信息化管理系统日益完善，全国、各省、地质行业的地质资料开发利用和服务均得到了大幅提升。

表2 地质资料信息化的相关政策

2.1 地质资料定密情况

地质资料要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的前提是资料可以流动、可以被加工，但由于多数地质资料含有明显或隐藏的涉密信息，而且定密比较宽泛，一档资料中只要有涉密信息，整档资料都涉密，大大限制了地质资料的流动性。地质和保密主管部门也一直在探索解决地质资料涉密难题的途径，早在2007年，原国土资源部与国家保密局共同制定了《全国涉密地质资料清理工作的若干意见》。经过10余年的探索，第一类馆藏机构的资料基本完成了将原来按档定密的资料全部转为按件定密或按页定密，释放了大量不涉密地质资料，大幅提升了地质资料的流动性，但由于涉及部门多、工作量大等原因，仍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2018年，国家保密局将中国地质调查局确定为密点标注和解密试点单位，探索高效的定密解密工作体系，基本形成了一套密点标注和解密公开工作机制，解密了一批中小比例尺地质资料，并向社会公众提供共享服务，极大缓解了地质资料开发利用与保密之间的矛盾（李杰,2020）。但第二类和第三类馆藏机构因受权限的限制，对于存量资料无法开展重新定密和解密工作，对于新增资料则仍按照老办法按档定密。

2.2 地质资料数字化程度

地质资料数字化，即将许多复杂多变的地质信息转变为可以度量的数字、数据，是地质资料开发利用的基础。在2002年之前，我国馆藏的地质资料主要以纸质版形式存储；随后，在国家政策引导和专项资金的支持下，第一类和第二类馆藏机构的资料已全部实现图文数字化（即纸质资料转化为了栅格或矢量数据），建立起了目录数据库，完成了以“档”为单位的地质资料“元数据”和“文件级目录”的提取（张明霞,2020;高学正等,2020;齐钒宇等,2017），建设了各种各样的专题数据库，极大的提高了地质资料检索效率，促进了馆藏机构全面掌握馆内数据内容，实现了数据的精细化、科学化管理（高学正等,2020;齐钒宇等,2020），但第三类馆藏机构则大部分还停留在目录数据库的阶段。

2.3 服务网络与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情况

地质资料服务网站是馆藏机构提供资料服务的展示窗口，也是机构为用户提供服务的主要通道。目前，我国地质资料馆藏机构的服务网络主要3种模式：一种是专门地质资料服务网站（机构的门户网站）；一种是嵌入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务网站的服务栏目（张骞等,2019;吴轩等,2017）；一种是地质云节点模式。各馆藏机构当前的服务网络模式见表3。

表3 各馆藏机构服务网络

信息化管理系统是支撑机构提供资料服务的平台，我国目前主要有两个大型的资料管理系统，一个是自然资源部地质资料信息管理服务系统：是一个全国统一、动态更新、多级联动、权威发布的地质资料管理和服务体系（贾立梁，2018），该服务系统目前主要整合的是第一类部、省级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另一个是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搭建的“地质云”共享平台，该平台目前主要整合的是第二类资料管理机构，而且第三类也正逐步以分节点方式加入进来。

2.4 地质资料开发利用典型案例

全国范围内，以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建设的“地质云”平台汇聚的数据最多，专业类型最齐全，信息产品最丰富。“地质云”平台以分布式节点接入方式，整合了包括全国地质资料馆在内的直属单位所形成的海量地质调查、油气、矿产、地质环境、地质灾害调查等面上的资料数据（黄少芬和刘晓鸿,2016）；接入有色地质行业单位、地勘院校、省级地质调查院等节点，补充各节点所形成的特色地质资料和数据。在此基础上，开发出了各种类型的地学信息产品，为公众提供服务，如全国钻孔数据库、地质剖面图数据库、各类专题图件等产品。即将上线的“地质云3.0”，将显著扩大地质信息线上共享服务规模；地质数据服务实现从“可看”拓展到“可计算”，初步构建地球系统科学“一张图”大数据体系，强化中大比例尺、矢量实体等数据的共享与服务（于德福和李磊,2020）。

省级范围内，上海市实现了多单位、多部门、多领域、多专业、多层次地质资料信息的综合集成，除了地质行业的公益性地质资料以外，还汇聚了上海市城市建设档案馆、上海市建筑管理办公室窗口等其他领域的工程勘察资料。形成了包含近70万个地质钻孔、6000万条地质环境监测信息、1000余幅地质专题成果图的地质专题数据库，3万多档成果地质资料的图文数据库。在服务方面，依托三维可视化地质资料数据管理平台，构建了多层次地质资料信息服务框架体系，通过与政府、企事业单位合作、共享的思路运作，建立地质资料信息共享机制以及基于地质资料信息二次开发的定制服务机制（刘映,2019①;杨丽君等,2020）。

行业范围内，以北京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为支撑的首个“地质云”行业节点“地质云·北京有色”节点，数字化加工有色地质资料4000档，并在线上共享其资料元数据及文件级目录；根据课题任务，结合国家重大需求与行业资料特色开发出157个具有行业特色的地质信息产品，通过节点提供社会化服务。组建的“矿产资源基地综合地质调查”、“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综合地质调查”、“有色金属矿产勘查”等7个特色专题中汇聚了大量的相关地质信息产品（张会琼等,2020②）。“地质云·北京有色”节点的上线，使得有色地质行业地质资料的开发利用往前跨越了一大步，同时也带动了其他行业单位对地质资料开发利用的热情。

3 讨论与建议

（1）涉密仍是阻碍地质资料开发利用的主要问题之一。尽管相关部门一直在探索适合地质资料的定密原则，而且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这一问题并未彻底解决，仍需要地质和保密主管部门紧密合作，结合地质资料特点，进一步改革地质资料定密规则，缩小地质资料涉密范围，确保真正涉密的内容得到绝对保密，而不涉密的重要信息能够自由公开，以提高数据的流动性。

（2）地质资料数字化程度低。上述案例可知，各级别的服务体系中共享的地质资料或产品，大多数还停留在将纸质转化成栅格数据阶段，数据存储的层面或是单元素的数据库，并未完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将资料转化为可流动的数据。建议在完成资料数字化的前提下，开展地质资料知识碎片化处理，逐步构建基于地质资料的知识图谱，为智能化提供基础数据。

（3）当前的服务网络和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大多以项目形式开展，重复建设情况广泛存在，有些系统建设完成后，未得到及时有效推广应用，系统缺乏持续活力。建议加强服务网络和信息化管理系统的策划论证，明确建设目标任务，缩短建设周期，系统建成之后应积极推广应用，持续更新，保持系统活力。

（4）需求不明确，地质资料信息产品价值实现难度大。前文所述案例中，地质资料开发主要依靠财政资金支持，承担单位按照项目设定的目标任务来实施，开发者主要根据现有资料来开发设计产品，缺乏明确需求，产品价值难以实现。建议紧密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和提升自然资源管理服务水平等开展需求分析，深度挖掘数据价值，创新地质信息产品类型、内容和形式；大力宣传成功实现资料开发利用价值的典型案例，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到开发利用中来，以形成良性循环。

4 结论

我国馆藏的海量地质资料，在国家政策引导和专项资金的支持下，地质资料管理工作重心已由“保管”转向了“开发利用”。各馆藏机构由相互独立运行向互联互通、互惠共享转变，并形成了国家级、省级、各行业级别的地质资料开发与共享服务体系，地质资料价值得以体现，但仍然存在定密宽泛不够精准、数字化程度低、信息化系统重复建设、资料利用需求不明确、高度依赖财政资金等问题，需要地质资料生产者、管理者和使用者共同参与探索和创新，真正将地质资料这座“宝藏”开发利用起来，为社会经济发展作贡献。

注 释

①刘映.2019.上海地质信息化建设及服务应用[C].全国地质云建设技术培训研讨会，2019-8-30.

② 张会琼,熊靓辉,薛陈利,孙紫坚,安天浩,郭牧凡.2020.国家有色地质数据库建设与共享成果报告[R].北京矿产地质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