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李沅

摘 要：Y县客运三轮车随城建规划力求智能化和日趋机动化的发展要求，经历了从人力到电驱的车型换代，也历经了从“无政府”的默许经营到政府介入试图长期合法化管制的尝试，最后由于运营主体素质参差和社会舆论面对三轮车司机引发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的谴责与刻板偏见，演变为促成Y县三轮车禁运的“最后一根稻草”。反观政府在构建三轮车管理秩序的过程，仍存在着行政程序是否正当，政策制定参与度与接受度的考量以及2018年初“一刀切”后的生计转型设计等问题。

关键词：生计困境;利益共同体;社会保障;有限理性

在道路网不发达的Y县，三轮车能满足普通民众的出行需要，它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更重要的是，大多三轮车车主属于边缘角色，“一刀切”的取缔方式很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导致群体性事件。通常的地方政策理性往往忽略民众的非理性诉求，以带有惯性的单向理性计算去建构地方性管理条例，当这套规范不足让民众信服时，便将其披上“大传统”的外衣，以其强制性和权威性使地方性的意志得以在制约中得以贯彻。

民众、三轮车司机以及政府三者基于自己的经济理性与机会成本的计算，看似作出了各自最合乎生存发展的价值选择，但由于熟人社会中利益冲突的“难为情”，仍在“禁运”与“不禁运”间徘徊。如何弥合好三者，尤其是三轮车司机与政府的主体间性，变成了一项极为重要的民生任务。

1 三轮车发展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