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长青

已有的生态小说研究，“生态”和“民族”两个概念并不孤立。介绍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意识，或者论述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生态书写其实并不鲜见。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如杨海涛《民间口传文学中的人与自然—西南少数民族生态意识研究》[1]、雷鸣《危机寻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现代性反思—对少数民族作家生态小说的一种综观》[2]、王静《人与自然：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生态创作概述》[3]等。尽管如此，如果生态文学研究中的“民族”话题不再局限于作家的生态意识或者作品的生态书写，而是作为切入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研究的特殊视角，甚至上升到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理论，那么则更有可能推进当前的生态小说研究。“作为方法”的“民族视角”给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研究带来的持续拓展，其实已经被包括洪子诚《“作为方法”的“八十年代”》[4]、王尧《作为方法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5]、徐岱《作为方法的文化批评》[6]等同类论述间接证实。这些论述直接促成了学术研究热点的形成和研究趋势的产生。正因为如此，本文从作品、作家、研究三个维度，探讨民族作为研究方法之于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的特殊意义。

作品对区域生态环境和民族生态观念的刻画

大量生态小说作品以少数民族地区作为背景进行叙事，如孔捷生《大林莽》中的海南岛五指山区原始热带森林，张承志《黑骏马》中的内蒙古草原，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鄂温克人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