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凡骅

（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十八大以来，环境治理的督查和问责空前严厉。随着执行的标准越来越严格，环保治理政策在落实过程中渐渐遇到来自部分农村群众的阻力①。有些村民不仅对政策变迁造成的利益受损不满，而且对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也有抵触情绪，不利于新的环境治理政策建立正面的政策形象，形成积极的政策效应。

目前学界对这一现实问题的研究仍欠充分。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环境政策制定、环境技术革新、发展生态旅游和政府采购等方面。一些学者关注环境治理的公民参与问题，例如宋元清认为，互联网的迅猛普及为环境保护领域的公众参与建立了新渠道；刘媛媛指出，我国现阶段环境保护领域的公众参与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环保非政府组织作用有限等问题。宋元清和刘媛媛的研究对理解环境治理政策落实为何会出现间断有一定启发，但是未能进一步分析政策的间断变迁对环境政策执行效果的具体影响。整体来看，学界对环境治理政策变迁基层困境的研究相对匮乏，从政策过程视角探究环境治理政策基层落实难题，而这正是本文研究的价值之所在。

一、研究框架

关于政策变迁，公共管理学界有三种主流的理论模型。倡导联盟框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认为，政府须创造理性、开放、常态化的对话体制，促进政策妥协和政策学习[1]。多源流理论（Multiple Streams Theory）认为，一个议题受到重视取决于特定时刻问题源流（Problem Stream）、政策源流（Policy Stream）和政治源流（Political Stream）等多种因素的耦合[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