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孙中山撰写的经济建设专著《实业计划》，其着眼点在于创造国民生活的幸福，再由国民经济趋向国防经济。书中对西南建设的构想，以四川作为发展之根据，从构建交通网络，缩小东西经济差距;合理开发四川的矿产资源，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农工产业协调发展，振兴旧有工业等方面，较全面地阐述了建设四川对促进国民经济建设的作用。《实业计划》提出的这些构想具有科学性、前瞻性，虽然在半殖民半封建的旧中国可实施性较低，但给后人以启迪和借鉴，对近代中国治蜀兴川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孙中山;《实业计划》;四川;经济建设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5-0021-03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名文，字载之，号逸仙，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原名为《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是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根据国际环境及时代需要苦思精虑撰写的一部经济巨著，是实现我国工业化的具体计划，更是战后经济建设的基本方案。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有言：“极具规模远迈汉唐，精神会通现代世界经济的变局”，并称之为“中国建设唯一之实典。”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说：“中国西南一部，包含者四川，中国本部最大且最富之省份也。”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史学界对《实业计划》中有关四川经济建设的关注甚少，研究区域多集中于长江流域等。四川重要的战略地位在抗战中已被充分地证明，因而战后建设更尤为重要而艰巨。本文从《实业计划》中对四川交通网络的构建、矿产资源的开发及农工产业的调整三个方面分析孙中山这位历史伟人的远见卓识，及对四川开发的高度重视。同时指出他的这一思想未能完全实现的主客观局限性，及对今天治蜀兴川的重要启示。

一、《实业计划》的主要内容

《实业计划》诞生于1921年，孙中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欲借助国际力量开发中国，因而不辞辛劳地拟定了《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以经济开发为主，供各国投资参考，使各国知道开发中国为有利之举而踊跃参加。事情虽未如愿，但他远大的目光、周详的计划，成为中国建设所应遵循、参考的方案。

实业计划有六大计划[1]，具体内容如下所示：

由上述的六大计划可知，孙中山对于国计民生、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等都能周详地兼顾，对国家建设的各个部门有着完整统一的规划，交通、工矿、农林、水利彼此都紧密地联系、切实地配合。此外，发展我国实业的必要措施均包括在内，如修筑铁路和公路、修治运河与水道、建设商港及市街等;又如移民、垦荒、冶炼、铜铁等农矿事业，更是兴实业的根本;再如水利灌溉、造林防灾无不与实业有密切关系。《实业计划》有三个重点，一为畅裕民生，以求民富;二为巩固国防，以求国强;三为繁荣世界经济，以求互利。

二、《实业计划》对建设四川的设想和开发步骤

四川位于我国西南部，四面环山，前有屏障，后有背倚，具有进可退、攻可守的战略优势。以孙中山《实业计划》中的四川交通而论：“陆路有西南、西北、高原等铁路系统联系，水路有扬子江、嘉陵江、金沙江、黔江、岷江等航运线，空运路线还可尽量发展。此外，四川的公路日趋畅达，可与邻省取得贯通。若以国防工业之区域而论，工业原料均可自给，甚为适合战略决战的要求。至于四川的资源无一不备，若能照《实业计划》开发利用，国防工业更有无限的发展。”

孙中山对开发地处西南的四川非常重视，一方面，出于四川在国防上的意义，他试图通过建设四川，让其成为民族复兴的基地，另一方面，他欲缩小东西部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使两地间经济发展趋于平衡。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关于建设四川的构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矿产资源的开采

矿业和农业是供给工业原料的主要源泉。四川的天然矿藏极其丰厚，除煤、铁等矿产外，还有金、银、铅、汞、锑等矿产资源，种类较多，且当时大部分未经开发。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第六计划中所提到的：“四川等地皆有原油……四川等地皆为我国铜产最盛之区……四川等地之矿藏，产额亦富。”若能照《实业计划》中的设想：“用近代机器，并由政府经营。除既为政府经营外，应准租与私人立约办理，当期限既满，并知为确有利益者，政府有收回办理之权。”四川的矿产资源不仅能满足抗战中所需的能源供给，还可用于战后的工业建设。同时，政府若能雇用专门技师予以指导，银行再予以经济援助用于购买、制造各种矿业器具与机械，以供给采矿者使用[2]，四川的矿业定能日渐兴盛。此外，矿产资源可供于各地的建筑工程，如《实业计划》中第二计划：“钢铁与士敏土厂为现代建筑之基。”主张在我国长江沿岸建造士敏土厂，以供应各大工程之需要，如筑港、鋪路、造堤等。四川位于长江上游，沿江的石灰原料较为充足，若能在沿岸大量建厂制造，必能满足建筑工程所需。

（二）农工产业的调整

四川盆地早在一千多年前就被称作天府之国，除了农作物以外，四川的经济作物种植也十分发达。以桐树为例，遍布于嘉陵江、乌江、沱江等流域，四川62县桐油产量巨大，为全国之首[3]。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谈及：“中国为农业国，其人数过半皆为食物生产之工作。中国十八省之土地，现乃无以养四万万人。”四川人口众多，劳动力低廉，且煤、铁等资源较充足，若将农器制造厂设于矿源所在地附近，则不必由外国输入，即“工力及物科易得之所。”

同时，孙中山主张：“粮食工业，即从粮食的生产、储存和运输、制造和保存、分配和输出四个方面振兴粮食生产，发展农村经济。”四川在中国西南部，居民以米为主食，若设磨米机房，由中央一处管理，不仅可便于粮食储存，还可以节省储蓄成本。此外，在分配和输出方面，孙中山建议：“前此中国曾为以茶叶供给全世界之唯一国家，今则中国茶叶商业已为印度、日本所夺。惟中国茶叶之品质，仍非其他各国所能及。”四川素为产茶大省，若除厘金及出口税，以机器代手工，设立制茶新式工场，不仅生产费可大减，品质更具改良。

由上述可知，农业的生产与工业的制造有着密切的联系，农产品可影响工业所在地的粮食供应，农副产品的供应则影响该地工业生产种类的选择。四川的丝织业、棉织业素来发达，成都更享有“锦官城”之美誉，但或因技术、资金和人才等资源的匮乏，兴办工业的难度较沿海城市大;或因墨守成规、相习传授使技术改进迟缓;或因资金短缺使铁路修建搁浅，因而四川工业发展落后于东南沿海城市。《实业计划》中提出“衣服工业”的主张，即“应用科学方法于养蚕制丝之事，应于每一养蚕之县设立科学局所，指导农民，受中央机关监督，使农民可得善价。”关于棉麻业，若能按此计划充分利用四川的特产——丝、棉、麻等农业原料，由中央监督设立大工厂，并运用机器加以制造，定能增加产额，增进国家富源。

（三）铁路交通建设

工业原料的供应与产品的运销均离不开交通运输。因采用的运输方式或有不同，运输时间和容量有差别，则造成运价的高低，影响工业制造与销售的成本。民国时期四川的交通以公路、水路为主，但其运输力过于薄弱，阻碍着四川的经济建设及发展。《实业计划》的第三计划中说到：“中国西南一部，所包含者，四川，中国本部最大且最富之省分。在中国此部建设铁路者，抑亦于西南各省全部之繁荣为最有用者也。”若在西部地区特别是四川建设一个稠密的铁路网络，使之与中部、东部、南部铁路联成一体，有利于彼此间的互助交流，使西南地区从一个静态、闭塞、落后的区域变成为一个动态、开放、发展的区域，使四川的工业品及农产品广而运销，丰富的矿产资源还可沿途设厂开发，从而为当地的建设打下基础。

此外，孙中山还欲整治长江上游，改良宜昌至重庆一段，“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由此之道，则在中华西部商业中心，运输之费当可减少至百分之十也。”他认为此项工程实施此后，可在交通方面弥补西南铁路系统之不足。

三、《实业计划》中建设四川的意义及局限性

《实业计划》的精髓在于实现国民生活的幸福，再由国民经济趋向国防经济，其中关于四川经济建设的许多构想大多符合客觀经济规律，具有科学性、前瞻性，给后人以启迪和借鉴。首先，构建交通网络，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其次，合理开发四川的矿产资源，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最后，农工产业协调发展，振兴旧有工业。可见，孙中山建设四川的设想，继承了林则徐、左宗棠等人的研究成果，并大大超过了他们，对近代中国开发四川的影响巨大、意义深远。但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自鸦片战争后，领土被割让，主权遭破坏。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政权频繁交迭，在这样一个国弱民穷的局面下，建设四川所需的资金、劳力、机械等均为遥不可及之物，因而孙中山对四川的建设计划也仅仅是设想而己。孙中山在晚年也重新认识到：“中国实业之发展须待革命之成功”，必须“重新开始革命事业，以求根本改革”。

此外，还有列强的不允许。近代中国是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它们力图把中国变为资本、商品输出的市场，因此无偿借款给中国用于开发建设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签署不平等条约，将筑路、开矿、建厂等权益用于抵押以换取资金。根据资料统计：1894至1937年间，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投资总额约为17.4亿美元，但在同一时期它们通过投资利润和借贷本息的形式却从中国掠夺了34.4亿美元[4]。可见，《实业计划》不符合列强侵华的目的和利益，在国弱民穷的环境下，想利用外资来“开发富源、振兴实业”，好梦难圆。所以，欲利用国外贷款建设四川、开发西南乃至发展全国的计划是不现实的，因而“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5]

四、结语

一个国家的建设离不开科学、合理的计划。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对西南建设的构想，是以振兴四川作为发展之根据的。但由于当时的中国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若不改变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中国的局面，《实业计划》中振兴四川的蓝图就是空想。不过，孙中山提出了开发西南的宏伟蓝图对近代中国治蜀兴川的建设还是意义深远、影响巨大的。

参考文献：

[1]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六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 郭问宇.国父实业计划与四川经济建设[J].四川建设，1944（1）.

[3] 西南资源与经济建设[J].经济研究，1939（1）.

[4]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焦敬超（1987—），女，汉族，四川成都人，单位为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