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媒介仪式”理论是“仪式”视角下传播学的重要理论之一，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媒介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媒介仪式”理论为我们提供一种批判的视角去理解媒介，本文聚焦媒介仪式的理论层面，通过文献梳理回顾其理论溯源，并进一步厘清媒介仪式与其他相关理论的关系，更好地服务于未来的研究。

【关键词】媒介仪式;库尔德里;仪式

中图分类号：TN9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246/j.issn.1673-0348.2021.15.066

媒介仪式的研究最早起源于西方学界，英国传播学者尼克·库尔德里于2003出版的《媒介仪式——一种批判的视角》一书，立足当时处于新媒体的电视媒介，提出了一种崭新的不同于功能主义和新涂尔干主义的媒介仪式观，试图揭示媒介仪式的建构主体，权力等深层次问题。而此书于2016年才被译为中文在国内出版，虽然此前有国内学者引用了尼克·库尔德里的观点，但是大部分学者还是仅仅聚焦于作为媒介事件的那部分仪式，注重分析媒介仪式功能的探究，而忽略了媒介背后的权力问题。另外，尼克·库尔德里撰写这本书的时候，还处于电视媒介盛行的时期，如今随着web2.0、3.0时代的到来，新媒体冲击了传统电视媒介的传播力，媒介仪式也应有一些新的变化。在用该理论解读新媒介时，最根本的还是抓住理论的内核，因此本文立足媒介仪式理论本身，以求更好地解读新媒介环境中的传播问题。

1. 来源：从仪式到媒介仪式

“仪式”这一概念，最早来源于生物学，生物学家将鸟类求偶过程中，雄鸟做出的“舞蹈”动作或是“吟唱”行为成为一种仪式，“仪式”一词作为一个专门术语出现在19世纪，它被却认为人类经验的一个分类范畴里的概念。社会人类学关注日常生活中的世俗仪式，最早是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以安德鲁·朗和威廉·史密斯为代表的“仪式主义”学派。而“仪式”制造或维系社会整合这种我们普遍意义上的解读是从伟大的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对社会的认识发展而来的。作为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重要的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其1912年发表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将宗教分为信仰和仪式，分别作为宗教的观念形态和行为形态，宗教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与整合，这种目的通过仪式实现，他认为仪式是连接个人与社会的工具，能够强化社会核心价值观，从而形成个人的身份认同，促进社会整合以及“情感的统一”。区别于之前仅将“仪式”视为一种行为的解读，涂尔干认为这是一种能够达到精神整合的一种行为，强调了仪式在个人社会化过程中所担负的不可取代的作用。他认为仪式无时不有、无所不在，是建立在一个群体所必需的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方式。对仪式的理论研究纷繁复杂，流派众多，且研究侧重点各不相同，学者薛艺兵广泛吸收人类学已有成果，对仪式现象进行了人类学解释，主要分为四个角度，分别是：1、从仪式行为角度，仪式是一种超常态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表达某种精神价值。2、从仪式情境角度，仪式是虚拟的世界，主要是指仪式行为方式、仪式表演手法、仪式场景布置、以及仪式行为者心理时空具有虚拟性。3、从仪式表达角度，仪式是象征的体系，包括象征符号、象征意义和象征方式三方面。4、从仪式功能角度，仪式是社会的表象，在呈现上各有不同，但归结起来都能引发特定的动机和强烈的情绪。

随着大众媒介的出现与发展，仪式的媒介化呈现成为可能，媒介仪式也相伴而生，仪式借助于媒介的表现形式得以展现，同时仪式的范围也不再拘泥于宗教庆典，电视媒介及互联网新媒介让仪式的直播成为一种重要的媒介活动，所有关心某项仪式的人们聚集在电视、电脑面前收看，技术的赋权使得现在的人们不仅可以随时随地收看仪式直播，还可以参与到实时互动当中，这种观看行为本身也成为了一种仪式，因此在库尔德里看来，媒介仪式不应只聚焦于媒介事件仪式本身，应聚焦于观看、设计媒介仪式的全过程。

2. 厘清：媒介事件与媒介仪式

在库尔德里对媒介仪式正式做出界定之前，传播学界对媒介与社会互动的关注由来已久，但直到詹姆斯·凯瑞对媒介研究的传播观和仪式观进行了明确区分，仪式才成为一个较为显性的话语框架在媒介研究中引起重视。凯瑞认为仪式是一种文化传播，传播的仪式观强调的不是信息在空间中的传递，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大家共享同一个意义空间，是文化空间的建构。凯瑞的仪式观不拘泥于宗教盛典，日常生活中的交流行为也是能用仪式观解读的，这对后来的仪式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大约同一时期，戴扬和卡茨的《媒介事件》也第一次提供了对实证案例的仪式解读，并明确地将某些媒介内容的类别定义为，而非仅仅类比于仪式。根据马克思韦伯的三种权威类型——“合理性、超凡魅力和传统”，把媒介事件分为“竞賽”、“征服”和“加冕”三种电视脚本，他们把媒介事件形象地比作“大众传播的盛大节日”，是电视传播的高光时刻或“带光环的电视”。2008年，戴扬对负面媒介事件又进行了补充，回应凯瑞对他理论的疑问，提出了“幻想破灭、脱轨和冲突”三个脚本，取英本开头，因此又称为3D。值得一提的是，凯瑞的仪式观先于戴扬和卡茨，而且在书中所提及的观点与《作为文化的传播》存在有不少交集，然而《媒介事件》一书中却并未提及凯瑞一书，究其原因，媒介事件的理论来源正是以涂尔干为代表的传统人类社会学，而凯瑞的仪式观则来源于芝加哥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者、英尼斯以及吉尔兹的理论思想，在媒介仪式一书引入国内之前，国内学者在理论研究层面，聚焦的更多是传播的仪式观与媒介事件的对比与联系，刘建明教授曾针对这一问题，与樊水科、郭建斌教授进行商榷，思想碰撞中也加深了学界对两个理论的认识，但同时也反映出国内学界对于外来理论研究的表面化问题，未能落到实处，实现理论的本土化研究。此处对这两个问题不再过多赘述。回到媒介仪式与媒介事件的问题上。

在媒介事件提出后的十年里，虽然媒介事件被证明是一个有效的理论框架，它却两个严重的理论缺陷。第一，在媒介事件中，媒介仅仅被看作一个新的举行仪式的语境而已，仿佛仪式形式和意义都外在于媒介，且亘古不变。第二，媒介事件继承了涂尔干宗教社会学的功能主义倾向，只谈社会凝聚，不谈社会隔阂，只谈维系某种社会观念，却无力解释文化的演变。库尔德里把媒介事件框架对涂尔干理论的直接应用叫做“新涂尔干主义”。

因此库尔德里在《媒介仪式》里提供了一个新的看待媒介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区别于新涂尔干主义的功能主义倾向的后涂尔干主义与反功能主义倾向。他既承认媒介作为仪式性空间与社会观念系统的互动关系，但同时也批判这种关系中蕴含的权力不平等。特别是他把媒介放在首位，探讨媒介通过仪式对建构和维系意识形态的作用。而且，他所批判的这种意识形态是一种依托于，而非独立于媒介的。库尔德里把这种意识形态总结为：那种人们认为“媒介里”的世界高于“媒介外”的日常世界的类别区分。他通过真人秀，参观演播室或拍摄地等剖析了这种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和对人们日常生活行为的塑造。更重要的是，他批判了这种媒介建构、媒介维系、媒介受益的意识形态的根源：符号权力在媒介中的集中。库尔德里此后的学术研究和实践都与剖析和帮助平衡媒介中的权力关系有关。同时，库尔德里对媒介仪式（ritual）的定义超越了具象的仪式性的行为（比如典礼，ceremony），而追溯到那些行为背后的文化观念上。尽管其他媒介、社会学和人类学者对仪式的定义仍有争议，将理论焦点凝聚在人们对”媒介里“和”媒介外“的类别区分比探讨由这种区分衍生出的媒介行为更具有理论意义。对其中的权力关系进行批判时也更加切中要害。库尔德里想要揭示的是，媒介代表社会中心这一迷思是如何通过仪式化行为建构起来的。打个比方，当人们怀着崇敬之心探访某个知名的媒体机构，或看到某位媒体名人时“下意识”地投去关注目光，这些仪式化行为都在强化一种价值观——我们的社会有一个中心，而媒介代表那个中心发言。通过媒介仪式，我们不断确立媒介作为社会中心的地位，并将这种价值观合法化和自然化，符号权力由此得以建构。所谓符号权力，就是社会认可的“构建社会真实的权力”。

因此，库尔德里的“媒介仪式”概念明显区别于戴扬和卡茨的“媒介事件”概念。媒介仪式是“广大电视观众通过电视媒介符号的传播，被邀请参与到某些重要显著的共同性活动或者某些盛大事件（即媒介事件），最终呈现的一种象征性和表演性的文化实践过程和行为。”可见，媒介事件是媒介仪式形成的前提和主体，它强调的是事件本身，而媒介仪式则强调的是观众的参与行为和实践过程。换句话说，媒介仪式其实就是媒介事件的“仪式化表述”。这种“仪式化”的呈现方式使得以媒介事件作为主体的媒介仪式具有惊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媒介事件主要指电视直播的“特殊的电视事件”，可以称这些事件为“电视仪式”，人们通过直播感受积极的社会凝聚体验，建立对于国家的认同感（戴扬&卡茨，2000）。这就决定了媒介事件这一概念更强调媒介的正面聚合效应，忽略了传播场域也是权力关系冲突的场域。而库尔德里希望通过媒介仪式这一概念，拒绝我们理解社会时的浪漫主义和乌托邦倾向，更多去看到符号资源和符号权力的分配不公。

但是由于媒介事件在我国传播研究领域引入较早，且媒介仪式与媒介事件确实存在交集，在外来理论的跨语境旅行中，该理论的本土化解读成为我国学者至今为止仍在探讨的重点。刚才提到过学者对于传播的仪式观和媒介事件、仪式传播等概念的区分，在其中就存在对媒介仪式的引用与误读。早在2008年，就有国内学者引介了库尔德里的“媒介仪式”概念（石义彬&熊慧，2008）。而在《媒介仪式》正式引入之前，关于它的研究大多只是提及，随着该书的引进，相关研究逐渐增多。郭毅于2016年發表的《传播·仪式·社会：西方学术语境中的媒介事件理论》一文，将媒介事件理论的来龙去脉做了系统的梳理，但是在理论拓展中，对于媒介仪式与媒介事件的关系存在误读，认为媒介仪式理论是对传统媒介事件的扬弃，基于此，上文提到的刘建明教授于本文撰写前不久，发表的《西方学术语境中“媒介仪式”与“媒介事件”的异同》与郭毅学者进行了商榷，刘建明教授认为两个理论在内涵、着眼点记忆学术理路三个方面存在不同，媒介事件强调大众媒介在特殊时刻整合社会的功能，取向于功能主义和新涂尔干主义，媒介仪式着重大众媒介构建社会中心的神话，取向反功能主义和后涂尔干主义的学术理路，同时两者又存在一些共性，它们都以电视传播为范例探究媒介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都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研究媒介的传播特征，媒介事件理论的动态发展尤其是仪式性的消退使它与媒介仪式的共性相应减弱。

3. 补充：媒介仪式与其他理论

当前国内与媒介仪式理论相关的研究除了与媒介事件交集很多，文化认同也常与之联系在一起。文化认同可以分为社会认同、职业认同、地理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等，在媒介仪式的研究中，更多的是社会、国家和民族三个维度。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在探讨媒介仪式与文化认同时，还加入了建构主义的视角，也就是将文化认同看做一种社会建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社会语境下被赋予不同的文化内涵与意义。例如学者曾庆香、张敏在《认同·娱乐·迷思——北京奥运会的符号分析》中强调了作为媒介仪式的奥运会对于国家身份与认同的建构。另外，仪式互动理论也是媒介仪式研究的重要视角。尤其是进入新媒体时代，新的传播形式打破了传统的时空对于沟通方式的局限，身体在场的互动仪式向着在线的互动仪式发展，尤其是网络直播、短视频社交平台的兴起，更加体现了互动仪式链的意义，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成为了当前仪式研究的热门方向。学者潘曙雅、张煜祺就针对网络媒介中的粉丝社群问题从互动仪式链的角度进行探讨，学者雷宁探讨了游戏直播平台的互动仪式，从弹幕、打赏、点赞等形式分析直播中的互动仪式。

4. 结语

媒介仪式理论诞生于电视盛行的年代，电视曾通过引以为傲的直播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现场感，塑造了电视是我们接触社会现实甚至社会“真实”的中心渠道这一观念，而如今这种仪式化表演已经越来越为新的传播主体所掌控，新的边界开始生成于互联网这一媒介仪式空间，新的符号权力迷思就此建构起来。因此，媒介仪式理论对于我们探讨当前新的传播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回顾仪式这一概念的发展，对库尔德里的媒介仪式理论进行了解读，并对当前研究中存在的几个容易与之混淆的理论进行了梳理，以求更加深度地认识和理解这一理论。同时，正如库尔德里在他的前言中提到，这是基于美国社会环境的研究，而我国有着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传播机制体制，因此相关理论的运用更应该注重如何与本土传播语境的结合，以此丰富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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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宋安琪，山东青岛人，中央民族大学传播学专业2019级在读硕士，主要从事传播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