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村是中国当代作家中为数不多的基督教徒。在对人类生存意义进行终极探寻的过程中，北村着重对爱情主题进行多维度的探索。以《玻璃》为例，小说以“爱”与信仰为主调，讲述在诗歌黄昏期，两个诗人之间的爱与救赎。作品通过同性之爱、异性之爱、诗歌之爱揭示了世俗爱情的局限性和人类对神爱的渴求与需要。世俗之爱的局限性便在于丧失了爱的能力和爱的信心，给予的爱是带有侵略性和罪性的，神性之爱则是永恒的和圣洁的。作品通过对复杂的情爱关系进行分析，思考了爱的主题。

关键词：北村;《玻璃》;爱;救赎;基督教

中图分类号：I207.4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6-0158-03

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爱”总被认作是一种天性之得，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结果往往造成“爱”的教育缺失。“爱”的危机成为普遍的现代病，人们经常陷入失去“爱”的迷雾，怀疑自己是否懂得爱，是否真的会爱。“爱”似乎“已经死去”，它代表的仅仅是一种文化、一个课题、或是一种文学母题。

信仰的复兴给“爱已死去”一拳重击。信仰作为人类生存的终极情怀与支撑，它带有“幸福与爱”的基本特征。它的神圣性质让人们平静地返回自己应在的位置，用权威的声音安抚人们的不安、消除人们的狂妄，在神性的声音里展开对生存的体验，感受幸福与爱的洗礼。

当代作家北村，以先锋小说创作步入文坛，他的创作风格从1992年起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与“者说”系列小说有着强烈的不同，他的叙事话语不再带着诡谲的面孔，而是从现实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探寻追问中，诉说生存的真谛，强调基督教对人的拯救。他擅长用作品叙述爱情，他曾在访谈中说：“我写的所谓的爱情小说，实际上不完全是写爱情，而是写爱，写爱的本质，或爱和信的关系等。”[1]北村围绕爱情主题持续不断地进行了深度书写和思考，而其接受的宗教文化资源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北村的爱情叙事。本文选取北村第四阶段的小说《玻璃》为研究对象，探讨作者笔下的爱与救赎。

一、爱的危机

《玻璃》是一部以信仰和“爱”为主调的小说。三个男人和两个女人是靠“爱”与诗歌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小心翼翼的爱、病态的占有欲、还是无节制的肉体情欲都是作为作者为作品人物设置的考验而出现的，都是作者对爱的危机的呈现。

（一）同性之爱

与其他爱情故事不同，《玻璃》中最重要的微妙情感体现在小说的两位男性核心人物李和达特之间。

C.S.路易斯在《四种爱》中这样形容友情：“仅凭我自己，我不足以让一个人展其全貌;我需要别的光束，照亮他的方方面面。”[2]校园时期的李和达特之间很好地诠释了这种感情。李和达特依靠彼此，照亮了别人无法注意到的自己，内向敏感的李也有坚守纯粹的一面和不受世人接受的诗歌天赋，粗鲁莽撞的达特也有坚守初心的信念和考虑他人的细腻。二人互相欣赏，互相尊重，在追寻诗歌理想的途中像是暗中结了盟约的并肩者，在彼此孤独的世界中同行。

步入社会，李和达特就像是初始的人类，是被劈开圆球的两半，他们努力寻找彼此，即使分离，他们也会让自己变成另一个人。他们将献于神的那种无条件的忠贞，献给属人之爱，献给了彼此。他们对彼此的赠予之爱和需求之爱逐渐膨胀，李渴望约束达特，达特希望束缚李。这种爱就成了神，成了魔。他们企图彼此占有，这是一种变态的眷恋，不再局限于友爱，二人虽未明确言说“爱”，却以“爱”为名，蜕变畸形。

（二）异性情爱

作品中除了三名男性角色，还有两名不容忽视的女性角色——芊和陈春。她们似乎从未拥有真正的爱情，却又在这场爱情故事里无法脱身。前者在李和达特之间摇摆不定，最后却因利益嫁给了“我”;后者在学生时期就与“我”发生了关系，却一直仰慕跟随着诗人达特，最后与之成家。这两位女性出场都是被诗人达特所吸引，她們从靠近、追随到离开，一方面反映了在诗歌黄昏期，一部分诗歌狂热者们对诗歌态度的转变，和诗人、诗歌的地位——从备受追捧到无人问津。另一方面也是作家试图表达爱情之死、精神荒芜呈现出的人和爱情的局限性。

此外，作品中对达特与女性之间疯狂病态的欲望书写也同样值得关注。达特在恋爱和婚姻之外，享受着欲望的放纵。他清楚认识到这种行为的错误，甚至明白这样会招来李的抵触与厌恶，但是他无法自拔。无节制无道德感的欲望释放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至70年代挑战传统性观念和性道德的社会运动——性解放，这些运动带来的也许并非是爱的自由与重生，而是抛掉情感纠葛和责任义务得到的“爱的死去”和更沉重的“爱的压迫”。北村爱情小说中的欲望书写，正是希望表达这种爱的压迫不仅无法救赎灵魂，而且为灵魂戴上更沉重的枷锁。

（三）诗歌之爱

北村常以诗人或富有文人气质的人物作为文学突围的重要缺口。《玻璃》中达特和李在校园时期便是小有名气的诗人。二人都对诗歌怀有巨大的热情及尊重。不同的是，李谨慎敏感，他对一切人与事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态度，但惟独对诗歌报以认真纯粹的态度;达特热情恣意，在他眼中“文学就是一次射精”[3]11，诗歌是他抒发情感的渠道，在自己诗歌的世界，他拥有绝对的主导权。二人对诗歌不同却又相同的爱让他们携手共进，他们渴望在诗坛立足，有一番作为。但现实的一次次的背叛重创了二人，达特自甘堕落，跌入世俗的深渊，努力保持精神独立的李逐渐发现自己无法写出真正纯粹的诗歌，迷茫的他渴望救赎，踏上了寻找信仰之路。

作品中呈现的三种爱揭示了世俗爱情的局限性和人类对神爱的渴求与需要。世俗之爱的局限性正是本文提及的“爱已死去”，人们丧失了爱的能力爱的信心，给予的爱是带有侵略性和罪性的，神性之爱则是永恒的和圣洁的。在上帝的指引下，李从人间情爱中解脱，靠信仰得到救赎，他意识到达特灵魂的堕落与沉重的罪，用神爱试图救赎达特。

达特说：“所有的价值都是人赋予的，从来没有什么原本真实的东西，只有人加之的真实。”“我是达特，我说有就有，命立就立。”[3]222北村直面“爱已死去”的困境，对世俗爱情的局限性进行犀利剖析。早在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人们就将属人之爱推上了上帝的席位，这种信仰的缺失，造成人以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是。达特不懂李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自信可以经由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文学世界，他坚信这个物欲的世界是由有能力的人来掌管和控制的。但是李却离开了他，投向一个在达特眼中完全是虚无缥缈甚至是无稽之谈的宗教世界，达特认为是上帝从自己身边抢走了李，他失去了对李的独有。堕落的灵魂和固执自我的人格让他无法接受现状，他亲手杀了李，在临刑前，他对“我”说：“李说的不对，他的命在我手里，是我决定了他的死期。他应该信我。”[3]226至死他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精神的堕落，而畸形模仿上帝之爱以及自己身上所背负的罪才是真正造成李和达特爱情幻灭的原因。

二、爱与救赎

在北村1992年后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作品有着相似的叙事模式，人物往往徘徊游走在世俗，沉沦于世俗的规则与利益，这带给他们肉体和精神萎靡与绝望，信仰与救赎往往成为他们唯一的出路。

谈及救赎，必须与基督教的基本概念“原罪”相联。从《圣经》《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和夏娃的被逐开始，凡肉身者，生而有罪。作为亚当和夏娃的后代，人从出生便背负上了“原罪”，对“原罪”的揭露是北村小说主要的话题。

在北村小说中，对“原罪”的揭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情欲之罪的揭露。北村所有的爱情故事几乎都是以悲剧告终，《玻璃》中不论是达特与芊的懵懂爱情、陈春对达特的坚守家庭、老六与芊的各取所需，还是达特与李的微妙纠葛，最终都毫无例外地走向破裂甚至死亡。这是北村对情欲之罪的惩罚，也是他对爱情乌托邦的解构。第二，在时代浪潮下思想沉沦而滥用自由意志的物欲之罪。《玻璃》将时代背景投在了诗歌的黄昏时期，正是诗歌边缘化、文学商业化与市场化的时代，市场经济吞噬着每一个浪中人。从作品中李和达特从开始的受人追捧到后来的无人知晓，就是作者细腻地向我们展示这个时代下诗人所处的精神困境。诗人李和达特陷入了时代带来的焦虑彷徨。二人不同的性格和思想造成他们不同的结果：达特在认清现实后将自己化为乌黑世界的一分子，他融入黑暗并试图掌握规则，但不自知灵魂早已被物欲之罪拉入深渊。而李选择封闭自我，丧失了诗歌写作的能力，深感自己无法从诗歌中获得精神的救赎，求助于上帝。

基督教作为一种普世的宗教，除了对“原罪”的诠释，还着重用“爱”来救赎。正是上帝之爱，派他的独生子耶稣降临世间，耶稣甘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洗清世人之罪。因此，救赎之爱，在北村眼中并非简单的世俗爱。

北村在《玻璃》中塑造了一个独特的人物形象——李，他从故事开始就表现出其与众不同，他内向又独立，敏感又细腻，他对纯粹有着近乎固执的追求，不论是对自己的诗歌，还是对异性的爱与欲望。与达特复杂的情愫、迫于肉体生存的物质需求、男女之间的爱情似乎都是作者为了指引李走向灵性世界而设置的指路牌。一直靠精神世界汲取养分的李，需要生活在稳定的精神国度。李选择离开达特、无条件地追求上帝，是李接受上帝之爱和对自己灵魂的救赎，也是李对达特的爱。但是达特却无法理解李口中的上帝，无法接受信仰的存在，对信仰提出不断的质问。精神崩溃的达特已然无法与李产生共鸣，上帝之爱被达特认作是一把尖刀劈开了二人的关系，当达特的刀一次次捅入李的身体，诗人之死，救赎者之死，都是北村用来祭奠这个没落的文学世界和失去信仰的世俗物欲世界。

在北村看来，不仅人类无法自救，被人类推上至高地位的世俗爱情同样无法拯救人类的灵魂。世俗的爱情沾染了太多情欲之罪和物质之罪。北村希望用李和达特的死亡和无一幸免走向悲剧的世俗爱情警示世人：沉沦世俗者，自我、现实、理想都无法使自己得到救赎。唯有信仰，唯有神爱才能解救灵魂。

三、意义与缺憾

创作转型后的北村，用基督徒虔诚的心和作家自身的责任感为我们构建了一个不同于同期作家的文学世界：作品中塑造的带有神性色彩或是堕落有缺陷人格的人物形象、对《圣经》经文的引用、带有宗教色彩的意象等，都显示了其独特的文学价值。北村希望通过用自己的文字表达救赎这个世界，他满足了我们希望通过不同的视角——宗教文化视角来理解文学、理解生命、理解世界。作品结束有一段达特与李的追问：“存在两个人，一人不信主终身做好事，另一人终身做坏事最后信了主，谁能得救？”[3]188作品中关于宗教文化问题的回答展现了北村作为一名合格的基督教徒对信仰的理解和对基督教义的诠释和宣扬，以及他作为一个作家对读者的包容态度。

当代文学作品中，不乏对爱情的书写，但是作品大多流于表面，很少注重对爱的深入分析。精神与信仰的在场，使得北村更加深刻洞察了世俗的爱情，并拓宽了他对爱情认识的广度与深度，这也为中國当代文学爱情主题书写创造了更大的空间。在北村看来，爱是真理，是信仰，是复活，是永生，他对爱的剖析不局限于世俗的爱。他从基督教的信仰中汲取力量，从爱与宗教中取得精神安慰，思考生命中的价值理念与终极意义。他敢于直面人类的“罪”，他把救赎的唯一途径宣告给世人——信仰与神爱。

区别于只为爱情写作的同时期作家，北村的独特性就在于对爱之存在的特殊敏感——神性的介入。他的爱情小说中揭示了人间爱情的局限性和人类对神性之爱的渴求与需要。小说《玻璃》，如果仅从狭隘的爱情角度来理解作品中两位男性人物形象之间的关系，将之界定为友情或禁忌之恋，都会忽略作者渴望表达的真正爱的内涵以及宗教思想下的价值关怀。

不过，作品中存在着令人混淆与质疑的情节，如李在确立信仰后对达特的态度。这个过程中似乎缺少了过渡性，不免显得有些生硬。李突然不再桎梏于对达特的感情，甚至变得疏远，对达特只有仁爱。李在受洗后被抹去了一切缺陷，他的所有情绪变得正面积极。这种圣洁的形象和过于生硬的转变，似乎不符合生命发展的真实状态，缺少了转换过程的逻辑，减少了人物形象的丰满度。此外，基督教的包容性允许每个教徒在追随上帝的前提下拥有自己思想独立性，在北村带着信仰去探索人生存和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时，一些有关宗教的主观判断是否全然合情合理，仍待商榷。而且作品中过多渲染宗教的拯救力量、神性话语主导也会增强作品的说教意味，令人质疑作品是否带有布道目的，这样会拉远作家小说与读者的距离。

但是，北村的创作展现了文学创作的多元性与可能性，在当代文坛上有其独特风采和意义价值，他带有鲜亮标签的作品，是值得期待和肯定的。

参考文献：

[1] 北村.写作是生命的流淌——北村访谈录，施洗的河[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351.

[2] C.S.路易斯.四种爱[M].邓军海，译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14.

[3] 北村.玻璃[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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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杨剑龙.论北村的创作与基督教文化[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2）.

作者简介：谢心悦（1996—），女，回族，河南驻马店人，单位为南京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御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