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浩智

摘   要： 1854年，广东爆发洪兵起义，广州府城一度被围困。官府在力量不足的情況下，不得不借助广东士绅组建的团练镇压起义。番禺县作为广州府的重要县城，当地士绅组建的团练积极抵御洪兵进攻，帮助广州府尽快解围，战时或战后组建的团练公局极大地帮助官府稳定了番禺县的社会秩序，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还协同官府抵御英人入城，使地方政府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越来越依赖于番禺士绅。

关键词： 番禺   士绅   团练   社会秩序

鸦片战争后，广东地方尤其是乡村地区秩序日趋混乱，1854年爆发的洪兵大起义加剧了混乱形势。在官兵数量不足的情况下，清政府不得不借助士绅组织的地方团练镇压起义。此后数年间，地方士绅及由其组织的团练武装实际成为恢复和巩固府城附近地区秩序的主要力量。这一时期内，番禺县的地方团练武装不但与洪兵作战、保卫县城，更是番禺士绅在战后维持地方秩序的重要力量，其所成立的地方公局变身为维持地方秩序常设的民间机构。当前国内外对于晚清广东士绅的研究较为丰富，然而主要集中在以广东省或广州府为整体，范围较广，具体到县乡一层士绅的研究尚缺，不够详细，相关情况仍有待进一步研究与考证。

一、鸦片战争后至洪兵起义前的广东

鸦片战争前，广东工商业、交通运输业十分发达，因为中外贸易限于广州一口通商，为大批穷苦人民提供了就业机会。战后，随着《南京条约》的签订，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被迫开放通商，广州进出口贸易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导致广州工商业和交通运势业蒙受了巨大损失，造成大批失业。而且战后清政府把战争期间招募的士兵和乡勇大量裁撤和遣散，这些人不愿归农，成为无业游民[1]（125）。失业人数增加，流民现象加剧，让鸦片战争后的广东地区的社会矛盾大大增加。

清朝天地会建立的历史可追溯至清初，广东天地会的活动在鸦片战争前已相当活跃。鸦片战争后，广东大批穷苦人民为了生存纷纷加入秘密会党天地会，使得广东天地会组织发展迅猛。在天地会成员中，有的从事打架斗殴或抢劫勒索等活动赚取金钱，有的利用组织号召人员举行武装反抗斗争，两种活动都破坏了社会秩序[1]（126），导致当时的广东社会秩序趋于混乱，盗匪事件频发，官府多次进行剿灭，但始终无法完全消除这类活动。

广州城附近的天地会活动在1849年左右曾销声匿迹，但在1853年又重新活跃起来[2]（139），并趋向于组织人员举行武装起义，关于“武装讨清”方面的檄文在1853年春已在广州番禺县一带出现[3]（36）。有汛探兵曾禀报有“逆匪”首领在竹料圩纠集两三百人，竖立红旗意图起事，但是被当地士绅率领的团练制止并解散。但“逆匪”并无就此放弃，而是打算隔日在杨村湴湖再次聚集，经探兵调查，“逆匪现约有万余人”[4]（407）。数字有夸张成分，但可以表明1853年时武装反抗势力已发展到一定数量。官府虽然有意识到这一问题，专门搜集了“有意起旗各匪徒及有意在拆头地方滋事先未起旗名单”，有有备无患之意，但后来的事实告诉我们，没有起到太大的阻止作用。

二、洪兵与番禺县士绅团练

广东省组织地方团练由来已久，因为沿海地区经常有海盗侵扰，乡村不得不组织团练。例如1807年夏武装土匪开始抢劫香山县沿海村庄，那年冬末新会也遭到袭击[5]（14），官兵虽在1809年与海盗进行了战斗但被击溃，从此广东进入了一个乡勇广泛活动的时期。团练与雇佣兵经常分散在广东各地，一旦地方形势吃紧就随时应召，团练的召集和组织工作通常由当地的士绅负责。

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为了促进禁烟工作的开展和维护禁烟时广州城的社会秩序，准许士绅控制保甲和团练[2]（33-36）。“三元里抗英事件”的爆发，更是让官府和士绅意识到了“民之意志”的力量，士绅领导的团练活动又陆续活跃了起来。即使鸦片战争结束后，政府在1843年宣布团练组织要永久解散，但事实上广东的团练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一直秘密存在。1849年为了反对英人入城，两广总督徐广缙改变官府对团练的政策，再次正式启动民间团练让英人放弃入城的请求。这次外交的“胜利”助长了官府对地方团练的支持，士绅也能以维持地方秩序为名合法地组织地方团练[2]（93-106）。

咸丰五年十五日（1854年6月10日），何六在东莞起义，很快在广州附近引起了连锁反应，陈开、李文茂和陈显良、甘先纷纷在佛山、番禺、花县起义[1]（138-142）。在番禺南，洪兵分别占领了钟村、市桥、新造等地区[6]（152）。六月二十二日（1854年8月4日），洪兵兵分三路对广州城发起进攻[7]（838）。

洪兵围困广州时，广州城的局势可以说“内外交困”，城内军队数量不足一万，难以与号称二十万的洪兵相对抗。府库更是趋向告罄，叶名琛本人在洪兵起义前也承认，为支援广西的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广东已拨款不下二百七十万两，加上自身军务也是各种筹垫，导致广东财政非常吃紧。“广东藩库，业已告罄”[8]（272）。因此，广州清政府除了一边调集援军外，另一边加紧命令士绅组建团练以增加兵力。

番禺是红巾军的主要战场，其中北路和东路的战斗主要发生在番禺县一带。在官府的号召下，当地士绅积极投身镇压洪兵的活动中。其中以梁纶枢、李光廷、曾麟书、潘亮功、邬夔飏等为主，主要负责组建乡勇协助官府打败洪兵，恢复乡县秩序，帮助解除广州城的围困。洪兵与番禺团练的战斗大致如下：

六月初十，洪兵围攻永康、耆定各炮台，官兵和乡勇击退。

闰七月十八日，卫佐邦率领兵勇前往簸箕村搜捕其在十五日在燕塘击败的陈显良余党，三十日，又率领兵勇攻打广州府东北处的几处洪兵堡垒，焚烧七处洪兵据点。

九月十三日，官兵与乡勇进攻佛岭市洪兵营地及其堡垒义勇祠。红巾军虽在义勇祠前挖壕沟守卫，但被兵勇填平，堡垒失守。最后道员沈棣辉乘胜围攻佛岭市的洪兵，洪兵逃去石井。

随后的九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与二十七日，北路的乡勇分别攻破了洪兵在陈田、江夏、马务的据点。就此，围攻广州府三路的洪兵都被击退，广州府城尚基本上转危为安[7]（843）。

东路陈显良率领的洪兵被击败后没有跟随败退的北西两路洪兵逃离广州，因陈显良是番禺茭塘司石子头村人[8]（315），其利用对地形的熟悉，兵败后遁逃至新造密谋再起，直到咸丰五年正月沈棣辉联合番禺沙湾、茭塘两司士绅率领的乡勇进攻得到完全肃清[9]（1331）。

沙、茭两司士绅团练进攻陈头、猛涌、新造等地之役中，番禺士绅纷纷参与其中，不仅积极募集资金人员组织团练随同官兵作战，而且在前线亲自指挥与洪兵战斗。如梁纶枢“率乡勇同官军进剿，酣战数日夜。新猛、陈头、猛涌诸贼遂平”[9]（1337）;李光廷“五年正月，乘贼败，直入冈尾击之，贼果溃退”[9]（1338）;潘亮功“与沙茭士绅谋办团练，随官兵攻破新造、市桥、钟村各贼巢”[10]（241）;何成纪“于本年正月捐备巡船三支，自备水勇口粮两月，随同进剿新造、大石、四沙、文滘官窑”[11]（221）;周桂春“随同何成纪捐备扒船口粮，随同剿补，甚属出力”[11]（221）等。

咸丰五年二十日，兵勇进攻陈显良在新造的大本营，陈显良闻风逃离，辗转进入广西，广州河南从此肃清[9]（1331-1332），洪兵对广州城的围攻正式完全解除。

三、番禺士绅与战后秩序恢复

1855年初广州城的洪兵基本被肃清，但洪兵对广州的威胁并未完全解除，潜在动乱的因素仍在滋长，必须加强乡村社会的控制。镇压洪兵起义时，番禺当地乡村宗族就在乡绅的领导下以原有的“社”为单位组建“社学”团练武装配合广东官军抵御洪兵进攻，还作为防御联动机制以维持原有的社会秩序[6]（152）。因此，战后社学团练武装没有解散，反而作为维持地方治安的常设机构得以保留，甚至成立团练总局作为各个乡村团练的领导机构。其中，番禺县著名的团练公局有平康社学、安和局、公平书院，以及后来总领禺南地区各地社学团练机构的沙茭团练总局等。

士绅是番禺战后组织地方团练的主要带头人，沙茭团练总局便是由何若瑶、潘亮功、何光廷等著名番禺士绅兴建而成。“咸丰六年丙辰，邑绅何若瑶等奉宪倡建，为善后计也”[9]（1327）。洪兵起义极大冲击了番禺县南部的社会秩序，禺南地区的士绅们在平定洪兵起义后，将原本废弃的茭塘司属南村守备营旧址即“贲南书院”重新启用，作为沙茭团练总局的中心机构[6]（153-154）。清咸丰以前，乡约与社学主要担任教化教育功能，受洪兵起义的影响，咸丰以后乡约、社学更多担任组织团练的功能，地方书院顺理成章地成为操练团练的军事中枢。乡约、社学逐渐军事化，教化、教育功能逐渐淡化[12]（117）。士绅带头，乡约社学作为纽带，沙茭总局得以在建立后迅速总领禺南地区各乡村团练机构。

官府出于成本与效率方面的考虑，是战后士绅组建团练的主要提倡者。番禺知县李福泰在咸丰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发一份告谕，指出番禺县慕德里司一带洪兵肆虐的原因在于“平时乡团有名无实”[9]（863），因此积极提倡当地有名士绅组建团练。“刻日将该社团练事宜……一切章程，迅速议定”[9]（863）。不仅规定详细，文末还特意提醒“务各踊跃奉行，万勿稍涉虚浮泄视，徒负本县一番委任谆谕之苦心”[9]（864），可见官府对于士绅组建团练一事的重视。

官府不止下发告谕，有时官员甚至亲自与士绅商讨办理团练事宜。番禺县丞汪以增就曾与广州府东关士绅马汝泉、陈有孚联合邀请同风社周椿龄、南岗村周华堂、莲湖社江有容等士绅在东山寺“再三商酌团练事宜”，针对大量社村未办理团练的情况，汪以增与东关士绅“再三劝导务须赶办团练防御外匪”，当地士绅们“亦允回乡赶办团练”[13]（225）。官府此时已将乡村团练的办理视为紧急事务。

士绅的战后善后工作除了组织团练维持地方秩序外，还包括清查并逮捕曾参与洪兵起义的人员[14]（30）。陈显良逃离广州后，广东清政府和沙茭局就积极搜捕曾参加洪兵起义的人员及其家属，发起“清乡运动”[6]（152）。“（咸丰五年正月）二十日，兵勇焚新造贼巢，陈显良闻风先遁。沙湾、茭塘绅士于南村开局安集良善，搜余贼，日获数十人解省城，就地戮之者亦日以数十计”[9]（1331）。番禺士绅不仅有权力逮捕参与起义的人员，还能不经审判直接处决相关人士。

士绅是“清乡”的带头者，也会成为“清乡”的阻碍者，因为洪兵通常由本地人组成，成员之间往往是邻里或同乡关系。番禺沙湾何姓士绅就因在战后包庇该乡洪兵何傅份等人，被番禺县官府警告“限三日内拿解以凭究办”[11]（114）。官府警告“如逾限不解，本属司即督水陆兵勇前赴该乡，将尔宗祠祖墓平毁查抄”，甚至将祖产充公，“决不宽贷”。团练组织不仅依赖士绅，战后的清查工作也主要由地方士绅承担，官府主要起引导作用。

洪兵起义被镇压后，广州地区的动乱局势尚未结束。“亚罗号”事件发生后，1856年十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就此英国海军发动了三个月对广东断断续续的攻击[2]（165），广州形势自镇压洪兵起义后又趋于紧张，番禺县陆续遭遇英军的骚扰。列强的行为对番禺县的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为了稳定社会秩序，番禺士绅积极出谋划策，阻止英军入城。但是，番禺士绅在“防夷”方面的工作并未达到阻止英军入城的目的，1857年12月28日，英法聯军进攻广州，29日广东被攻占，叶名琛也在不久后被俘，英法联军控制了广州城。事后，广东士绅于1858年二月组建广东团练总局，番禺县设有其招募处[2]（173），意图收复广州城，但没有成功。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广东团练总局于1862年被下令解散。

四、余论

秦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士绅与政府在维护地方秩序方面保持着一种权力上的平衡，士绅协助政府控制县一下的地区，政府则给予士绅一定程度的特权。鸦片战争后，随着广东社会形势的复杂，权力平衡逐渐被打破。政府无力应对原本社会秩序受到极大冲击的情况，越来越依赖当地士绅稳定社会秩序。番禺士绅在镇压洪兵起义后成立的沙茭团练总局，战后在政治上、军事上逐渐取代禺南原本的巡检司、永靖营等基层社会组织，成为禺南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士绅通过其成立并掌握的公局加强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成为晚清乡村社会的主要支配者，使得晚清基层行政官署逐渐萎靡，地方官员对基层社会的控制逐渐减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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