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纯逸

摘   要： 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华生活近半世纪，拥有传教士、教员、报业人和译者等多重身份。《文学兴国策》，是林乐知的代表性译作。本文从人与社会历史角度出发，基于《文学兴国策》，探究林乐知文化适应，释放民心，以译传教的翻译思想。作为传教士，林乐知以传教为目的的翻译，带有西方宗教思想渗透的色彩。这种“软征服”，内里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掠夺。作为译者，林乐知客观上做了一些中西文化交流的工作。我们应给予批判性审视。

关键词： 林乐知   《文学兴国策》   翻译思想   以译传教

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 Allen）于1859年年底来华传教，在中国生活近半个世纪里，他的活动却不局限于传教。作为教员，林乐知曾在上海同文馆教书。作为报业人，林乐知创办了《教会新报》，后更名为《万国公报》，成为甲午战争前后国内重要的思想刊物。作为译者，林乐知先后任职于江南制造局和广学会，留下了《中东战纪本末》《文学兴国策》等译作。《文学兴国策》原作者，是日本公使森有礼，主要记录了西方教育者关于振兴国家之法，以助日本开化的回信。该书传入中国，由林乐知翻译，任廷旭润笔。

虽然林乐知翻译实践经历丰富，却较少讨论自己对翻译的看法，为数不多直言翻译的文章是1904年的《新名词之辨惑》。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翻译学科建设的推进，翻译界对翻译思想和翻译思想史的研究越来越重视[1]（72）。翻译的主体得到更多彰显，作为“译/论家”的思想得到更多重视。在此背景下，翻译思想发生学研究正在兴起，并从文化语境、翻译实践和学术基础等方面，对翻译思想进行溯源研究[2]（13）。拥有多重身份的林乐知，其翻译思想同样值得关注。探究其翻译思想，同样需要结合发生学角度进行考量。

1.翻译思想界定

翻译思想研究对象一般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翻译家或翻译理论家的思想或特定时期的社会翻译思潮[3]（129）。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对国内的，还是对国外的翻译思想研究，学者们很少对“翻译研究”“译学理论”“翻译思想”三者做明确的区分[4]（51）。将“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相等同的做法时常发生，近年来引起了学者对“翻译思想”界定的探讨。蓝红军基于前人界定基础提出了新的界定：“翻译思想是人们对翻译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理性认识;翻译思想蕴于社会历史，寄于翻译实践，也现于理论论述;翻译思想表达个人或群体如何通过翻译看社会和如何通过社会看翻译。”[3]（132）这一界定要求从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等不同角度对翻译思想进行考量。本文将采用这一翻译思想界定，基于《文学兴国策》分析林乐知翻译思想。

2.文化适应的翻译思想

作为一名来华传教士，林乐知一直认为只有在了解中国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传教。来华路上，林乐知读的第一本中国相关的书籍是古伯察的《中华帝国纪行》[5]（13），其中大量介绍中国文化文明的内容让林乐知对中国的君臣关系、科举制度、儒家思想等有了清晰认识。此外，为了学习中文，林乐知还学习了《三字经》《千字文》等。对于中国文化的学习都内化在了林乐知的翻译中，成为他翻译思想的一部分。

在《文学兴国策》的翻译中，林乐知运用文化适应于翻译，采用了中文常见的中式书信体、中国典籍警句等。对于森有礼公函和教育者们复函英文信件首句的“dear sir”，林乐知根据中文语言习惯进行了不同翻译，分别译为“敬启者”和“敬复者”，用以分别表达对于收信人的尊敬和复信的莊重礼貌。这种适应中文语言习惯的译文，易使中国读者产生仿佛置身于母语书信中的熟悉感。在信件正文，林乐知格外注意通过引经据典，多用中国典籍名言警句于翻译以拉近读者距离。如翻译“what is true of one man， is thus， within the limits of proper application， true of a nation”[6]（29）时，原文只提及个人与国家间的关系，林乐知在翻译时补充了家和天下的要素，变成“即自修身而推之，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其理一也”[7]（14）。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说法源于《礼记·大学》，是儒家关于自我修养的经典论述。此处，林乐知将原文个人与国家的表述往儒家对于自我的修养引导，通过中国主流思想文化强化了译文说服力。又如，在译文补充“所谓‘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此也”[7]（10），通过引用《论语》对于作坊工作的描述对翻译进行进一步解释说明，拉近读者。利用读者对于《论语》思想的高接受度，引导读者理解并接受其翻译内容。

林乐知在翻译中，尤为注意清末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划分，适应了当时中国读者心中对于阶级的固有想法。如原文中“for the information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people”[6]（1）将日本政府与人民相并列。林乐知译为“上呈有司，下示人民”[7]（1），特意加入了上和下，将官吏和人民进行了地位上的区别对待。林乐知的这一区分，迎合了《文学兴国策》译本的主要目标读者士大夫阶层，有利于译本的传播。再如，对于原文中的“wants begin to classify labor， and this classify men”[6]（32），林乐知细化了其所表达的人事分工，并按照贯穿中国漫长封建文化的“四民”既“士农工商”进行了翻译，“工作既分，而士农工商之人类，亦与之俱分”[6]（16）。用“士农工商”这一中国读者熟悉的职业划分，不仅细化了人事分工，还符合士为先为尊的理念，迎合了目标读者。

通过学习适应中国文化，并运用于翻译之中，林乐知拉近了与知识分子读者的距离。以文化适应的翻译思想作为“敲门砖”，进一步贯穿他翻译的深层次思想，通过翻译促进传教思想的渗透。

3.释放民心的翻译思想

林乐知曾多次提及“释放”一词，如讨论译名的文章《新名词之辨惑》直言道德学问进步与“言语文字大得释放”[8]（605）。林乐知在《文学兴国策》序言中指出，翻译此书是“欲变文学之旧法，以明愚昧之人心，而成富强之国势”[7]（3）。这意味着，林乐知以释放民心为翻译此书的目的。

《文学兴国策》原作标题为Education in Japan，比起直译为“日本的教育”，林乐知作出了改变以适应中国读者。以儒家所重视的广义上的文学代替教育，而又省略了日本这一限定，补充了兴国这一目的。既表达了宣传西方教育观念，又传递出希望中国能重视文学育人的意味。同时，中译本并非对全部原作的翻译，而是通过林乐知的选择删节编排形成选译本。在翻译中，林乐知删去了信函前长达数十页的日本国情介绍，淡化了信函对于日本的针对性，强化了对于中国读者的适用性。林乐知对文中的英法德等国的举例，并没有采取翻译上的删减，而是直截了当地给出具体国家名称。对于原文末尾所附的美国教育制度介绍，林乐知也进行了详细翻译介绍。唯独对于日本一国，林乐知避而不谈。译者的这一考量，既是出于中日甲午战争致使国民对日排斥态度的原因，又是出于通过翻译这一手段，以中国代替日本直接成为接受兴国建议对象，达到更好地“释放民心”效果的期盼。避谈日本以中国代之的翻译做法，同样贯彻在正文细节中。林乐知常采用“贵国”以代替日本，如“窃谓贵国一得其利，必将推行于东方诸国矣”[7]（34），给读者以收信人是中国国民的印象，强化文中观点的针对性。

此外，释放民心的翻译思想还体现在文中的翻译细节处理上。如对于美国设立公学之成法的介绍中，林乐知在翻译“邦各数城”“由城而分之则为镇”“由镇而分之则为乡”还分别补充解释“如中国直省之府州”“如中国州县之制”“如中国之市镇”[7]（69）。林乐知不仅通过翻译介绍美国设立公学的方法，还通过补充解释，试图让中国读者对美国的方法有更具体的感知掌握，以中国州县与美国城镇类比，给读者提供可行的方法。对于释放民心所急需的思想译入，林乐知也有自己的考量。针对中国的情况，林乐知删去了黑人儿童教育的相关介绍，表明他在翻译中对于释放民心有选择性与针对性，是基于译者对目标读者所处环境的考量，而做出的有选择性的思想传播。

4.以译传教的翻译思想

在林乐知来华传教之前，监理会及其他所有教派常见的传教程序是每天在一个小教堂里布道，并向城里的人分发有宗教内容的小册子[5]（16）。早期大多数传教士大多认为可以凭借大炮和不平等条约为传教助力。然而事实是，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教徒人数也未破万[9]（177）。林乐知来华后，意识到传教阻力主要来源于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士大夫阶层。为此，林乐知作为第一人，在主编的《教会新报》上提出“耶稣心合孔孟”的观点，成为传教士中倡导孔子加耶稣以传教的第一人。想要改变士大夫阶层的想法，便需要长期的曲线传教。在传播西方知识的同时，又将传教夹带其中，逐步渗透，以译传教。

林乐知擅长通过翻译西方教育者这一第三人关于基督教的看法进行传教。比起传教士这一目标明确的传教集体，西方教育者则隐蔽很多。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国内救亡图存呼声高涨之时，知识分子热切渴求救国方法。林乐知选择翻译《文学兴国策》正瞄准了这一时机。作为《万国公报》的主编，林乐知翻译内容的选择与自由度得到了充分保证，而在有意识选择性删减《文学兴国策》内容的情况下，林乐知却尽量保留了散落在各篇幅中的西方教育者对于基督教的思想。在正文部分翻译的13封回信中，有4篇将基督教思想与文明开化相联系，展开了详细论述，试图通过翻译对中国国民进行西方宗教思想渗透。

此外，林乐知注重以儒家思想翻译传教相关内容，以强调传教思想与儒家思想的相似性。早在林乐知创办的《万国公报》中，他就不止一次选择信徒所写讨论中国经典著作和基督教一致观念的文章进行发表，其中包括早在《文学兴国策》翻译前二十年的1876年，由刘常惺所作的《摩西“十诫”与儒道相合说》。文中强调摩西“十诫”“前四条是仁人心，后六条是义人路;前四条是致知，后六条是格物”[10]（18）。以儒家推崇的仁义和格物致知的观念与摩西“十诫”相呼应，强化基督教义。在《文学兴国策》的翻译实践过程中，林乐知将以译传教融入其中成为翻译思想的一部分。华尔赛復函中，林乐知在翻译中将“在国为忠臣，在神为信徒”[7]（3）相并列，加之以前文提及的“孝子”“良友”，将“忠孝”这一儒家重要思想与信徒身份相并列，透露出译者认为忠臣孝子与信徒身份，可以兼而有之。又如在赫普经复函中，林乐知通过译者的身份毫不避讳地直译出“夫论泰西教化之所以异人者，由其以基督之道为本耳”[7]（42）。并紧接其后保留了关于《圣经》观点的大段议论，在翻译中采用“伦常”等儒家思想对基督教思想进行了解释，暗示两者有相似之处，使传教思想更容易披上翻译的外衣，为士大夫所接受。

5.结语

在中国生活的近半世纪里，林乐知虽然先后从事了教员、报业人、译者等多份工作，但始终不忘本职是传教。在翻译中，他通过学习中国文化而践行的文化适应的翻译思想，是林乐知对于人与自我的翻译考量。以文化适应为工具，以助于传播西方文化制度。最终，文化适应和释放民心的翻译思想，共同服务于林乐知的传教工作，形成林乐知从人与人角度出发以译传教的翻译思想。

林乐知致力于传教，他的适应文化、释放民心的翻译思想，都是为了一个核心：以译传教。对中国进行思想软征服，分明带有西方资本主义的掠夺色彩。林乐知作为译者，客观上做了一些中西文化交流的工作。我们应给予批判性审视。

参考文献：

[1]夏登山，邵有学.论翻译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撰写方法[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1，34（2）：72-77.

[2]高圣兵，陆孙男，奚洋.翻译思想发生学的理论原则[J].上海翻译，2021（01）：13-17.

[3]蓝红军.何为翻译思想与翻译思想研究何为[J].英语研究，2020（01）：128-140.

[4]王向远.中国翻译思想的历史积淀与近年来翻译思想的诸种形态[J].广东社会科学，2015（05）：151-158.

[5]贝奈特.传教士新闻工作者在中国——林乐知和他的杂志（1860-1883）[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6]Mori， A. Education in Japan [M]. New York： D. Appleton-Century Company，1873.

[7]林乐知，任廷旭.文学兴国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8]林乐知，范祎.新名词之辨惑[M]//李天纲.万国公报文选.上海：中西书局，2012：605-605.

[9]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3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0]刘常惺.摩西“十诫”与儒道相合说[M]//李天纲.万国公报文选.上海：中西书局，20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