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初年，來广州、福建、浙江、江苏四处口岸经商的西方国家，已有十几个之多。尤其广州，西方商人众多，他们需要长时间在中国照看生意，常常带着家眷。这些金发碧眼的西方女性，个个天足，穿着暴露，谈笑自如，举止随便，还处处受到男人的尊重。这对封闭保守、一贯轻视女性的广州官民是个极大的扰动。

每当“招摇”的外国女人随着人流下船或逛街时，就会引来好奇的中国男人蜂拥围观，还引起裹着小脚的中国女人的惊讶与掩目。这些西方女人们更吓坏了死抱“男女大防”封建礼教的地方官员，他们认为这些行为“放荡”的西方女人，对本朝国体和本地风化的冲击更是不可估量。如果不允许西方商人们带女眷，他们在中国就会不安心，会很快离开中国，也会减少中国的白银外流，对中国固有的封建伦理秩序也就不会造成影响。

1745年，广东各级官员连续上奏，力陈利害。在乾隆的默许下，各地相继有了不成文规定，对西方女眷来本地居住进行干预和制止，并逐渐形成地方定例。

在西方商人不断抗议的同时，有人决心碰碰这一高压线。有个叫洛连的荷兰大商人，决定带着妻子詹妮和双胞胎女儿来中国。1751年7月8日，他们乘坐的“海马号”抵达虎门与黄埔之间的狮子洋。

情报早已传到广州政府，广州关长李永标、行首严济舟和担保商人潘振承，与荷兰商馆秘书约翰紧急磋商阻止方案，同时调动吏胥、关丁、绿勇近百人在黄埔港严阵以待。

洛连请潘振承帮忙通融，潘振承答应去给政府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