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亮

在这里，我想首先谈到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胡适、鲁迅等大人物，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我不准备谈及他们在思想史意义上的革命性贡献;恰好相反，是要谈及新文化运动的某些影响以便引出本文的主要观点。有道路，就有阴影，新文化运动也是如此。那么，新文化运动都有哪些消极后果呢？我认为，至少要从两个方面来谈：一个是文化极端主义，一个是语言极端主义。文化极端主义，就是说，文化必称西方。语言极端主义，就是说，语言必称白话。这两个向度上的极端主义，到了今天，仍然是很多诗人的金科玉律，给中国文化和语言带来了难以估量和消除的规定性影响。

为什么要谈新文化运动？这是因为，新文化运动与新诗，曾经建立起深刻的关联，度过了令人称奇的蜜月期。从某种意义上讲，新诗承担了新文化运动在立场、工具、策略和前锋等方面的可以说是开天辟地的使命。新诗，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和响箭。那么，新文化运动的消极后果给新诗造成了哪些伤害呢？我认为，也要从两个方面来谈：一个是西方中心主义，一个是白话原教旨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就是说，新诗以西方为绝对资源。白话原教旨主义，就是说，新诗以白话为绝对工具。这样，不知不觉间，新诗似乎已经走上了一条被视为通衢的不归路，这是一条零传统自觉的不归路。

先说西方中心主义。我们可以从新诗的两个方面，写作和批评，来展开更加深入的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