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循华

周作人和汪曾祺都出生在富庶的江浙地區的小康之家，同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名家，二人都久居京城直到终老，且都特别擅长描写故乡的风物和食物。如周作人的《谈酒》、汪曾祺的《家常酒菜》，叙说的都是酒事，但二者的“味道”与“趣味”大相径庭。这两篇文章可谓一虚一实，一形而上、一形而下。如果不用心研读、仔细品味，那么周的《谈酒》粗粗读来似乎索然无味，而汪的《家常酒菜》让人满口生津并产生下厨操刀的冲动。

我常常想，为什么年轻时读周作人的散文总觉得枯燥乏味，读汪曾祺的则兴味盎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反倒觉得周作人的散文越读越有“趣味”，读汪曾祺的散文则越看越像中学语文课的“说明文”了呢？

有人说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心灵成长史。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我在江苏南通海安县读书时，语文课本及课外阅读所能涉猎到的散文，无非就是杨朔的《荔枝蜜》、袁鹰的《井冈翠竹》、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秦牧的《土地》《花城》、刘白羽的《长江三日》《日出》等当时流行的名篇。语文老师谆谆教导我们：好的散文必须做到形散而神不散，要学会像《日出》那样夹叙夹议，让读者进入“一种庄严的思索”，深刻体会“早晨六点钟的太阳”的含义，这就叫“言有尽而意无穷”;写散文要先写一人一事或一景一物，要么借景抒情，要么托物抒怀……至今还记得代课的语文老师操着浓重的海安普通话朗读《荔枝蜜》时，那种无比推崇的神态和投入的语气：“我的心不禁一颤：多可爱的小生灵啊……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