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东峰

摘 要 以裴、柳、薛三姓为主的河东士族在北朝后期的政权更迭与形势变化中，对时局有清楚的认识，支持北魏孝武帝西迁关中。河东三姓各房支大部分先后都加入宇文泰建立的关陇集团，对北魏末期至东西魏分立之际的北方政治局势、军事战争等方面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河东三姓 东西魏分立 孝武帝西迁

河东地区裴、柳、薛三大家族在中国中古社会的汉人世家大族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延绵几个世纪而家族势力不见衰弱，依靠其强大宗族的影响力对北魏末期至东西魏分立之际的政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的河东地区指的是河东大族世居及活动的主要区域，包括今运城地区及临汾南部的曲沃、襄汾地区。

一、河东三姓：太和改制定姓族后的河東士族

定姓族是北魏孝文帝改革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借助皇权和法律的保障颁布了定代人姓族的诏书。分定汉人士族门第与代人方法相似，按照官爵的高卑将不同士族划分等级，以高下排列分别是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分定姓族的措施得到了中原地区的世家大族的赞同，当时的崔僧渊就曾说过：“分氏定族，料甲乙之科;班官命爵，清九流之贯。礼俗之叙，粲然复兴;河洛之间，重隆周道。”[1]（P631）说明孝文帝通过定姓族加强门阀制度的措施是符合汉人世家大族的利益的。

通过定姓族把魏晋以来的旧士族序列打破，重新形成了以北魏皇权为核心的新的门阀士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成为最高门第，通过与帝室及代人勋臣八姓的婚媾站到了北魏政治等级的顶端。其他的士族有一些凭借魏晋以来的名望或者当朝的官爵列入郡姓，保留了士族的地位，另一些到了北魏由于几世不显、地位下降被排除在士族行列之外。“魏《太和姓族品》，柳、裴、薛为河东三姓”[2]（P592），河东地区的裴、柳、薛三姓列入郡姓，取得以后仕进及壮大的基础，在北魏末年的动荡局势下审时度势，归向关陇集团，开创下河东士族在隋唐兴旺的根基。

二、变局中的河东士族：北魏孝武帝西迁事件

从宣武、孝明帝起，进入北魏统治的末期，统治开始出现衰败的迹象，六镇之乱后各族起义不断发展，使北魏王朝疲于应付。北魏统治者意图借助胡酋尔朱氏的力量镇压河北、关陇起义，不承想反受其害，“河阴之变”宗室勋贵惨遭屠戮，大权落入尔朱氏。后来，高欢消灭了尔朱氏，“然时北方诸族，不为欢下者尚多，如斛斯椿，如贺拔氏兄弟，皆其佼佼者也”[1]（P612）。河东士族活动在这样的时代，不可能置之于外、不受局势的影响。这里，我们摘出几则有关河东士人的史料，对他们的言行进行分析，以便明白河东士族的态度。

首先，有河东汾阴薛孝通，《北史》卷三十六《薛孝通传》：

孝通字士达 ……属齐神武起兵河朔，攻陷相州刺史刘诞。尔朱天光自关中讨之。孝通以关中险固，秦汉旧都，需预谋镇遏，以为后计。纵河北失利，犹足据之。节闵深以为然，问谁可任者。孝通与贺拔岳同事天光，又与周文帝有旧;二人并先在关右，因并推荐之。乃超授岳岐、华、秦、雍诸军事，关西大行台，雍州牧;周文帝为左丞，孝通为右丞。

孝武帝即位后，神武方得志，征贺拔岳为冀州刺史。岳惧，欲单马入朝。孝通乃谓岳曰：“高王以数千鲜卑破尔朱百万之众，其锋诚亦难敌。然公两兄太师、领军，宿在其上。侯深、樊子鹄、贾知、斛斯椿此辈前后降附，皆由事势危逼，非其本心。……今方绥抚群雄，安置内外，何能去其巢穴，与公事关中地也？且六郡良家之子，三辅礼义之人，逾幽、并之骁骑，胜汝、颍之奇士，皆系仰于公，效其智力。据华山以为城雉，因黄河而为池堑，退守不失封泥，进兵同于建水。乃欲束手受制于人，不亦鄙乎？”言未卒，岳执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逊辞为启，而不就征。

河东士人薛孝通从战略角度出发，对时局进行分析，认为“关中险固，秦汉旧都，需预谋镇遏，以为后计。纵河北失利，犹足据之”，向北魏节闵帝推荐与自己交情深厚的贺拔岳和宇文泰镇守关中。薛孝通在立节闵帝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P4799），因此，其对二人的推荐很有分量。根据“齐神武起兵河朔”一句，结合《通鉴》，可知此关中人事安排的推荐应该是在梁武帝中大通三年（531）夏。后来，河北果然失利，节闵帝和薛孝通却未能如先前所想撤入关内，为高欢所掳，高欢得势。当贺拔岳认为大势已去，想“单马入朝”，降附高欢之时，薛孝通为其分析形势，条分缕析地陈述其优势所在，坚定了贺拔岳的信心，使关中这股独立的军事力量得以存续。可以说，薛孝通前者对关中人事安排的建议，后者打消贺拔岳顾虑的言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关中的局势，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一点。薛孝通推荐与自己有旧的贺拔岳和宇文泰，可以看出是当时士人为自身后计的考虑，可惜当孝武西迁、东西政权分立之际被人告发，没有机会进入关中[3]（P1336），遂仕东魏，卒于邺，宇文泰奏赠其官。

再者有河东解人裴侠，《北史》卷三十八《裴侠传》载：

裴侠，字嵩和，河东解人也。……及孝武与齐神武有隙，征兵，侠率所部赴洛阳。武卫将军王思政谓曰：“当今权臣擅命，王室日卑，若何？”侠曰：“宇文泰为三军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谓己操戈矛，宁肯授人以柄，虽欲抚之，恐是‘据于蒺藜’也”。思政曰：“奈何？”侠曰：“图欢有立至之忧，西巡有将来之虑。且至关右，日慎一日，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进侠于帝，授左中郎将。及帝西迁……遂从入关。赐爵清河县伯，除丞相府士曹参军。

从材料分析，由“孝武与齐神武有隙，征兵”一句，结合《通鉴》“魏主欲伐晋阳……发河南诸州兵，大阅于洛阳”[5]（P4854），以及“时帝广征州郡兵，东郡太守河东裴侠帅所部诣洛阳”[4]（P4857），可以知道裴侠与王思政的对话发生在534年6月间，7月孝武帝已经渡河西迁。裴侠对当时形势的讨论是发生在这样一个背景下：534年初，贺拔岳被侯莫陈悦所害，宇文泰为众将领所推为主后，迅速出兵消灭侯莫陈悦，平定秦、陇;而孝武帝与高欢的矛盾已经公开化，孝武欲伐晋阳，大阅州郡兵于洛阳，高欢也发兵四道俱进，威胁洛阳。可以说当时的形势已经相当紧张。所以，当王思政问计于裴侠时，他给出的药方是“且至关右，日慎一日，徐思其宜耳”，就是说要西迁入关，依托宇文泰实力图谋发展。以裴侠的聪慧，他知道宇文泰不会屈于人下，认为宇文泰“己操戈矛，宁肯授人以柄”，不可能把权力和军队交还孝武帝，二人将来必有不和，但根据当前形势，也只有就宇文泰而抗高欢的办法。后来果如裴侠所料，孝武西迁后与宇文泰发生矛盾而被害，让人不得不佩服裴侠的远见。

对于关中形胜之地的重要性以及当时的时局，河东士人中不仅薛孝通和裴侠意识到了，而且柳庆也有认识。《周书》卷二十二《柳庆传》载：

魏孝武将西迁，除庆散骑侍郎，驰传入关。庆至高平见太祖，共论时事。太祖即请奉迎舆驾，仍命庆先还复命。时贺拔胜在荆州，帝屏左右谓庆曰 ：“高欢已屯河北，关中兵既未至，朕欲往荆州，卿意何如？”庆对曰 ：“关中金城千里，天下之强国也。宇文泰忠诚奋发，朝廷之良臣也。以陛下之圣明，仗宇文泰之力用，进可以东向而制群雄，退可以闭关而固天府。此万全之计也。荆州地非要害，众又寡弱，外迫梁寇，内拒欢党，斯乃危亡是惧，宁足以固鸿基？以臣断之，未见其可。”帝深纳之。

当时荆州有贺拔胜的军队，孝武帝考虑南依贺拔胜，柳庆认为不可，建议西就关中。

北魏末期节闵、孝武二帝时，不少大臣对时局有清醒的认识，都看重了关中的险要地势，或建议派人镇守关中，以为后计;或鼓动孝武西迁，依靠关中宇文泰的势力。劝孝武西迁的大臣有中军将军王思政、散骑侍郎河东柳庆、阁内都督宇文显和、东郡太守河东裴侠、右仆射周惠达等。孝武帝也知西行实非良图，但舍此又无他策，最终西迁的建议占了上风。柳庆、裴侠，加上劝节闵帝派人巩固关中的薛孝通，就可以发现河东士人将其对当时形势做出认真分析后的言论进之于帝，对关中形势、对后来关陇集团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是因为薛孝通的建议使得宇文泰在关中有用武之地，并且有机会在贺拔岳之后据关中以成事;由于柳庆、裴侠等人的西迁建议，使宇文泰军事实力有所壮大，更重要的是使关右成为当时的“正朔”所在，吸引不少忠于元魏的大臣以及有识之士的加入，使西魏初缔造的关陇集团有可能迅速发展。可以说，河东士人倾向关中、倾向宇文泰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宇文泰及西魏北周政权。宇文泰也明白这一点，对三人非常器重，极力拉拢：裴侠从孝武入关，“赐爵清河县伯，除丞相府士曹参军”[1]（P1400）;柳庆入关稍迟，“独孤信之镇洛阳，乃得入关。除丞相府东阁祭酒”[2]（P2283）;薛孝通无缘进入关中，在其死后，“周文帝追轸旧好，奏赠车骑将军、仪同三司、青州刺史”[3]（P1337）。从裴侠、柳庆两人刚入关中便被委以丞相府属官一事来看，虽然官职不大，但被宇文泰引为心腹加以重任。后来，二人在西魏北周政权中也仕途顺利，高官封爵。说明在河东士族和宇文泰接触的初期，二者就有良好的合作关系，良好的开局为二者的进一步合作打下了基础。此外，河东地区随魏孝武帝入关者还有河东汾阴（今万荣县）薛寘[4]（P685）、正平郡（今新绛县）高凉人杨[5]（P590）等河东士族。西魏北周时，河东三姓的裴侠、柳庆、薛寘任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在府兵制系统中均担任较高职位。

三、勇武建功：河东士族归向对魏末东西分立之际政局的影响

河东地区地理位置优越，其西、南两边以黄河为襟带，隔河与关中平原、豫西山地相望;东南方向又有中条、王屋等山脉为屏障，可以居高临下，雄视来犯之敌;北边则有峨嵋台地和汾水、浍水阻扼对手的进兵，因此自古被视为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1]（P146）。同时，河东交通发达，亦是重要的交通枢纽：由河东出发，向东可抵达河洛平原;沿汾河谷地北上可抵达晋阳;向西从龙门、蒲津渡口通关中平原;向南通过黄河渡口抵达崤函山区后，既可西进关中，也能东达洛阳。此外，河东经济也很发达，是富庶之地，农业先进，又占盐池之利。

河东地区位于两汉以来的名都长安、洛阳之近北，三者构成中原逐鹿的核心区，因此河东的归属影响着政治的局势。北朝中后期，东西魏在争夺北方控制权的过程中对河东的争夺异常激烈，河东是两方对抗的前沿。以河东三姓为代表的河东士族的主支大部分投向西魏，对北朝东西分立之际的局势有深远的影响。

让我们从534年7月孝武帝西迁开始，来看归向关中政权的河东士人有哪些。孝武与高欢决裂之时，不少元魏大臣都看重关中的有利地势和宇文泰的军事实力，劝帝西迁，裴侠、柳庆就是其中河东士人的代表。裴侠在孝武西迁之际就随从入关，是最早投入西魏的河东大族士人。在西魏初期的重要战役中，裴侠参加了大统三年（537）的沙苑之战，并于大统八年（542）在玉璧之战中任王思政长史。

河东汾阴薛端也是在孝武西迁后就投效西魏。孝武西迁的当年（534）九月，高欢进攻潼关、华阴、河东一带想追迎回孝武，在龙门失守、东魏渡河西岸的情况下，薛端收复杨氏壁，一定程度上抵制了东魏军队的西进关中。后“从擒窦泰，复弘农，战沙苑，并有功”[2]（P621），对西魏前期的军事上有重要贡献。

大统三年（537）对西魏政权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一年。正月，高欢军队至蒲坂（今运城永济），以河东为基地进攻潼关，宇文泰潜出小关击破窦泰。八月，宇文泰帅李弼等十二將伐东魏，拔取恒农（今河南灵宝北），西魏左丞河东杨联络邵郡（今运城垣曲）土豪举兵拿下邵郡，河东裴邃纠合乡人攻下正平郡，这样河东地区的南、东、北三面都为西魏所有。十一月，沙苑之战高欢大败，丧甲士八万，东西魏军事的形势发生了重大改变，导致河东局势开始转变。先是河东蒲坂民敬珍兄弟在高欢败归时举兵邀击之，率河东猗氏（今运城临猗）等六县十万余户归顺西魏;接着，薛善在蒲坂斩关纳魏师，西魏得以进军蒲坂，略定汾、绛;裴果、柳敏也在此时率宗党归西魏。至此，河东地区稳定地掌握在西魏的势力范围，西魏的基础也因此得以奠定[3]（P220）。河南地区的军事此时也取得重大进展，西魏独孤信占领洛阳，得河东士人裴宽、柳庆、柳虬[4]（P680）、裴诹之，以柳虬为行台郎中，诹之为都督府属。2013年底，考古人员在西安南郊发掘了西魏乙弗虬及夫人的合葬墓[5]（P33），根据两合墓志可以确认乙弗虬即是柳虬，其被赐胡姓乙弗氏史书未记，可补史缺，同时显示其已成为宇文泰拉拢的对象。

乙弗虬墓志拓片

大统四年（538）七月，高欢率军围独孤信于洛阳金墉城，宇文泰率军驰援，与高欢战于河桥，虏杀东魏甲士数万。大统八年十月，高欢围玉璧，无功而返。大统九年三月，邙山之战西魏大败，损失惨重。大统十六年五月，高洋废东魏孝静帝自立，宇文泰东征无功而返，“于是河南自洛阳，河北自平阳以东，遂入于齐矣”[1]（P33）。而此时的河东地区仍然归于西魏。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清楚地显示出，东西魏两政权分立之际，河东士族的主要房支都坚定地站在了关中政权一边，或接应西魏军，或组织乡兵直接参加战斗。河东士人大部分虽倾向西魏政权，但起初归顺的人数并不多，直到大统三年（537）的三次大战役尤其是沙苑之战后，东魏的军事失利促使河东士族敢于在军事上直接支持西魏政权，武装抵抗东魏军队。在河东士族的配合下，西魏掌握了河东地区这一重要的战略地区。大统三年时，河东士族主要由两部分归顺西魏：一部分是河东士族世代居住的乡里;另一部分未能够随孝武西迁而留在洛阳者，在独孤信占领洛阳后归向西魏政权。大统三年后，除了北周灭梁时有部分河东士族的江南房支归向关中，基本没有新加入的河东士人。大统十六年，在西魏大军东征无功而返，其他交接地区的边民与豪强多归附北齐的情况下，河东士族依然支持着西魏宇文氏。

值得注意的是，河东三姓代表的河东士族在乡里社会有深厚的基础和影响力。他们依靠宗亲、部曲，或聚族而居，或守坞壁而防，对西魏的军事也有不少帮助。以大统三年（537）沙苑之战以后为例，河东的归顺以及西魏军事进展的顺利很大程度依靠河东士族领乡兵、部曲给予的帮助。裴邃“大统三年，东魏来寇，邃乃纠合乡人，分据险要以自固”[2]（P668），敬珍“将袭欢后军……与小白等率猗氏、南解、北解、安邑、温乡、虞乡等六县户十余万归附”[3]（P626）。河东三姓依靠自身乡望的影响力，整合地方豪右和民众的军事力量，统率乡兵、部曲（亦称乡曲、乡人、义徒等），投效宇文氏政权，为关中政权的建设作出积极贡献，这是河东士族赖以发展的基础。

河东士族归向关中宇文氏，对当时政局的影響：首先，从军事上直接支援宇文氏建立的关陇集团，使关中政权牢固地掌握这一地区，否则，东魏北齐高氏从晋阳南下直逼关中洛水和渭水的下游，宇文泰之核心区雍州至华州一带将直接暴露在外，没有任何战略缓冲地带。其次，宇文氏一直将军事进攻的重点放在河南一带，想据守洛阳占领中原，进而拿下邺城，扫平河北，可是军事上却一直没有进展，直到北周末期，从河东攻平阳（今临汾），拿下晋阳，才取得重大的军事胜利，消灭北齐，统一北方。这也说明了河东军事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结   语

早在关陇集团形成之前的萌芽阶段，河东三姓的言行就对关中宇文泰势力产生积极的影响，促成其发展壮大，尤其是在他们鼓动和支持下的孝武帝西迁，提升了宇文泰的实力，给关中的局势带来深刻影响，形成了宇文泰实际统治下的以关中为根基的西魏政权，最终得以和高欢统治下的河北为根基的东魏政权对峙。河东三姓在北魏末年东西政权分立之际归向关中政权，与宇文氏领导的关陇集团结合，对关中政权的建立及巩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到唐朝时柳芳“氏族论”曰：“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4]（P5678），河东三姓在北魏末年以来政治、军事方面的建树是时人有此论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责编：高生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