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寒阳

1978年4月24日上午8：08，列车满载着我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徐徐地开进了北京站。因为考虑到北京的天气寒冷，所以带了两个大铺盖卷，还有一个大皮箱，一个脸盆包。当时真是年轻力壮，愣是一个人肩扛手提，一趟就把全部行李搬出了火车站。

北京，我来了！

在北京站前的广场上，许多大学设置了新生接待处。一出站，我一眼看到“中央音乐学院新生接待处”就正对着出站口。有两个学生模样的接待员，看到我背着几乎超过本人体积两倍的行李朝这边艰难地走着，忙过来接过我手中的两件行李，将我引到了接待处。接待处已有几名新生在报到，旁边堆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负责接待的老师在新生名单上找出我的名字，并做了记号，亲切地说：

“你们一路辛苦啦，过一会儿学校的车就来，你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就在自己的行李上坐了下来，看着陆续前来报到的新生。想到梦寐以求的北京就在眼前，一个个心情激荡，喜笑颜开。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一辆大客车在接待处前停了下来。从车上走下来一位老师，招呼我们上车，并帮着搬运那些死沉死沉的箱子和铺盖。

我们第一批大约二十多名新生，乘坐大客车沿着长安街向学院方向驶去。一路上，老师向我们介绍着北京的风貌，新生们第一次到首都，都显得非常兴奋，叽叽喳喳地像装了一车的小鸭子。当客车经过天安门的时候，同学们激动得简直要疯狂了。原先只有在电影里见过的，今天终于亲眼得见、亲身经历了，怎能不令人激动欲狂呢？

“这就是天安门啊！”

“人民英雄纪念碑真高啊！”

“这人民大会堂就是开党代会、人代会的地方吗？”

“……！”

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赞叹着。客车继续向西行驶，过了西单和民族宫后，车子向南一拐驶进了胡同。

盐水煮白菜一吃就五年

车上慢慢地安静了下来，大家在心中塑造的中央音乐学院的形象，与眼前所见的差距是越来越大了。这怎么可能呢？我们想象中的中央音乐学院，应该坐落在山明水秀之滇、湖光山色之旁，有宽阔的草坪、雄伟的建筑，而怎会似眼前所见的在一条曲里拐弯的破胡同里呢？

客车在胡同中间的一个旧门前停了下来，老师大声地招呼著：

“同学们，我们到啦！这就是你们朝思暮想的中央音乐学院啊，大家下车吧。”

车上的新生谁也没动，都认为可能是老师和我们开玩笑，或是有意考验我们吃苦耐劳的意志，堂堂国家一流的中央音乐学院总不会是这个样子吧？

老师见大家都不下车，纳闷地问道：我们到啦，大家怎么不下车啊？有一位同学大着胆子问道：老师，这是不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分校啊，我们的总校在哪儿？老师一听，哈哈大笑地说：这就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总校啊，你们看，门口不是挂着校牌呢吗？

大家向右一看，果然有一块很陈旧的校牌挂在门旁，白底黑字的行楷写着“中央音乐学院”六个大字。看来这是真的了，那就下车吧。

学校里挂着大红横幅，欢迎新生们的到来。一群学生出来，一面帮着搬行李，一面热情地和我们打着招呼。学校的校舍确实显得很陈旧了，前院原是一个王府，后改建成了大礼堂;二道门后是五六十年代盖的五幢楼，所有的教学活动和师生们的宿舍就全都包含在内了。因为1976年的地震，在操场的东侧盖起了一排抗震棚，现在就是我们新生的男生宿舍了。我在第三间抗震棚的门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同宿舍的还有七位同学。房间里有四张很粗笨的木制上下床，还有一张三屉桌，这就是宿舍里全部的家具了。尤其让大家不适应的是，房间的木质门窗四周透风，门外还堆着红砖、黄沙。春季北京常刮风沙，一阵风刮过，床上就落下一层细细的沙土。直至6月7日，民乐系和声乐歌剧系搬到了位于北京前海西街17号原恭王府的院中，生活和练琴的条件才有所改善。

到了中午，老师领着我们新生去食堂吃饭，在换饭票时才知道北京的粮食是按比例分配的。一个月30斤定量，其中7斤是米票，12斤是面票，11斤是粗粮票。这一下南方来的同学可就苦了，南方人习惯吃米饭，可7斤米票够吃几天呢？而且还是那种粗糙的籼米饭，其口感与南方的粳米饭有着天壤之别。面票所对应的是黑面馒头，硬硬的，咬一口就掉渣。粗粮票在早饭时买棒子面粥还可以，但在正餐时就只能买到玉米面窝窝头了。我第一次吃那窝窝头的时候，咬一口在嘴里嚼了两分钟还没能咽下去，好像是嚼着满嘴的沙子似的难以下咽。主食差，要是菜能好一些也就罢了，谁知菜就一样：盐水煮白菜，一份菜中能找到两片肥肉，算你运气好，菜汤上简直连油花都不见。还有鸡蛋西红柿汤，是加了淀粉粘糊糊的、恨不得一个鸡蛋烧一大锅汤的那种。一喝，连咸味都没有，像白开水一样没有味道。这日子也太苦了，虽然我们已经做好了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可眼前的生活还是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同学们有点受不了啦，男同学变得沉默寡言，女同学常常暗自落泪。三天后，有两名从南方来的同学，因实在不能适应这样艰苦的环境而自愿退学回家了。但绝大多数的新生还是挺过来了，这完全是一种精神，支撑着我们没有倒下。起码在我来北京的前五年中，在吃饭的时候是要在心中默念着毛主席的教导：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把白菜就馒头当作是维持生命的药物吞下去，才得以坚持下来的。

身边尽是高手如林

我们民乐系77届共招收了新生28名，其中二胡专业8名。原来二胡专业的学生应该是9名，有一名新生在考取中央音乐学院的同时还考上了东方歌舞团，恰好团里近期有出国演出的任务，他就放弃了上学而选择了去东方歌舞团工作。

4月26日下午，学院在大礼堂举行了“迎新会”，会上赵沨院长作了慷慨激昂、振奋人心的报告，还有师生代表们的发言。最后是音乐会，除了钢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以外，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号称“民乐四大天王”的示范演奏。他们是：姜建华（二胡）、刘桂莲（琵琶）、王明君（笛子）和罗立群（唢呐）。

因为这届新生在地方上均属顶尖级人物，所以难免带有骄娇二气。学院展示教學成果，同时也“杀杀”新生们的骄傲之气。这一下把新生们全给镇住了，我甚至想：一个附中的小姑娘就拉得这么好，北京的水平也太高了，我这辈子能达到这个水平吗？此时别说骄傲，心中倒有些自卑了。

傍晚时分，有一个青年教师带着一位老教授来到宿舍看望我们新生。青年教师自我介绍说，他叫冯志皓，是刚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论起年龄来，他比我还小三岁呢。这又让我自惭形秽起来，人家都已经留校任教了，我这个老大哥却连学生还没当好呢。冯志皓又给我们介绍这位老教授说：这是蓝玉崧教授，我们系的副主任，教二胡的，也是我的老师。只见这位蓝教授长得如同弥勒佛，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我对他十分有好感，盼望着能做他的学生。但到了5月8日下午宣布主科老师的分配名单时，却将我分到了安如砺老师的名下。当时我还挺羡慕分到蓝教授名下的同学，后来有人对我说：你傻呀？安老师是学院中教得最好的二胡老师了，你有福啊，我们还都羡慕你呢。

跟安老师学习的一年中，我的二胡水平确实有了很大的提高，并在11月1日的第一次考试中就夺得了全班领先的名次。直至1979年9月份，才因教师调整而师从于著名二胡大师王国潼先生，又一次实现了我多年的夙愿。

第一难关“改方法”

进入中央音乐学院以后，我在二胡演奏上又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般的大变革。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很痛苦的，尤其在第一个学期中，安老师给我调整演奏方法，可在回课时我却怎么也达不到老师的要求。尽管课下全力地练习，还是一次次地挨老师的批评。基本动作过不了关，什么曲子也拉不了，自己感觉像从来没有学过二胡一样。

我到了北京，第一个认识的国家级民族乐团的演奏家是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副首席张连生，他家就住在离学院不远的西铁匠胡同。第一次是由冯志皓引见的，听过张连生的演奏，我对他奏法的松弛和发音的飘逸佩服得五体投地。以后就常在晚饭后造访，请教过他不少演奏上的问题。有一天他说：有些问题我也讲不太清楚，什么时候我带你去见我的老师张韶先生，请他给你听听。

张韶先生，那还了得！名声大得如雷贯耳。当年刘逸安老师给我上课用的教材就是张韶先生编著的《二胡广播讲座》，现在能去见他，向他当面求教，那是多么荣幸的事啊。于是在1978年7月4日的晚上，由张连生引荐，在张韶老师的家中见到了他。

见了面一聊，得知张韶先生也是常州人。这下可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了，张先生很是激动，他握着我的手，说：居然我们常州也出了像你这样的人才啊，能考上中央音乐学院不容易。我在北京这么多年了，很少遇到常州老乡，今天可真是要“两眼泪汪汪”了。来吧，拉两首我听听。因为我正在纠正演奏方法，所以拉的曲子程度都很浅。我拉了一首《黄水谣》，又拉了一首《拉骆驼》。张韶先生听后沉默了好半天，不解地说：“就你这样的水平，怎么会让你考上中央音乐学院的呢？”

一句话，说得我满脸通红，好像孩子做错了什么事似的低下了头。张连生忙在旁解释道：寒阳原来拉得挺捧的，最近因为老师给他改方法，不让他拉程度深的曲子。另外在演奏方法上，他还有些不明白，今天是特地带他来请教您的。张韶先生这才说：喔，我说呢，能考上中央音乐学院的水平一定不会差。我看你拉琴时的动作还有些不自然，这个改方法啊，一定不能着急，要严格，如果方法上有问题，以后水平就上不去了。接着我向他请教了一些演奏方法上的问题，张先生一一作了解答，还对我以前写的作品提了些修改意见。后来，张韶先生调到中央音乐学院任教，我请教的机会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