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汉学研究的成果代表了一种‘他者’的视角”，张西平教授从对象国语境的基础上提出了汉学研究的方法论视角。汉学中的交流是最为直观的表征着异质文明的交汇。国际汉学开始在中国起步的时候，古老的传统典籍书目、史实文献等多方面书籍被译成外文或者被传教者、使团带回本国，中国文明开始进入欧洲国家，甚至对欧洲的文艺复兴都产生了影响。从国际汉学的内外交流经验入手，在“在跨文明交往”的时代背景下，试讨论当下汉学领域里的“出生之土”在别国文化的初步接触下建构的认知结构是否有一定的规律，扩展至文明的对话交流与冲突调和。

【关键词】 游记;传教士;“他者”;研究视野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0-0060-02

汉学交流的过程就是国际间各种文明相互印证存在并加以了解的过程。汉学的产生还要追溯到六百年前的14世纪游记汉学，后到16至17世纪的传教士汉学，发展到20世纪的学院汉学，汉学就算不论其宽泛还是狭窄的语境，总是一种在“他者”语境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关于中国文明、中国文化的“对话”。

一、尝试接触：异端模式与西方传教士的中国形象认知建构

“巴赫金曾说过，‘我’只有通过他人才能完整的认识‘我’，他人可以从他自己所处的位置上补充‘我’的视野。”汉学的形成就是对“我”的视野补充。“游记汉学时期”最早可追溯到7世纪至9世纪，成为真正中外关系中历史性的文献是阿拉伯人的中国游记，虽然中国的形象最初被描述成带有幼稚与疏漏，但是不可否认他们确实最先为域外汉学世界垒上了第一层石砖，为原本不相识的西方与东方提供了相识相知的渠道。

在7世纪，穆斯林的游学人员来到了中国，撰写了游记和报告，其中佚名的《中国与印度游记》在阿拉伯世界和欧洲广泛流传，成为当时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了解中国的第一本读物。

13世纪的《马可 · 波罗游记》，杨志玖先生所说：“马可· 波罗书中记载了大量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人物活动和风土人情，其中大部分都可在中国文献中得到证实，随着研究的深入，还可继续得到证实。其中不免有夸大失实或错误等缺陷，但总体上可以说是基本属实的。”

16世纪欧洲传教士将欧洲的文明带进中国，所谓的“西学”从这时开始，其实就可以归结为由“希伯来”文明发出的主动对话。在伏尔泰的影响和推动下，法国“百科全书派”思想家如狄德罗、霍尔巴赫等，都直接从教士游记获取信息，进行哲思，塑造他们心目中“开明的、理性的和道德的”中国形象。

中国在“他者”建构下并不一直是肯定的态度，这在形象建构过程中是不能避免。与伏尔泰相比，孟德斯鸠则运用游历家和教士提供的信息，从反面的角度思考和塑造中国。在18世纪思想家中，他“是从否定的方面将中国列入一种世界模式的第一人”。由于孟德斯鸠固守的政治模式和对中国的负面的思维定式与价值尺度，他对教士颂扬中国的材料采取将信将疑乃至排斥的态度，对那些揭示中国负面的游记抱有热情和亲近的态度。如安遜游记于1749年出版时他说：“啊！我早就说过，中国人不是《耶稣会士书简集》力图让人相信的那样诚实”，对游记所提供的负面中国深信不疑，并以此作为他对中国作低调评论的佐证，形成了他对中国特有的负面观照。

从中西文化交融的哲学层面和历史价值来看，无论是伏尔泰从肯定的方面对中国作正面描述，还是孟德斯鸠、卢梭等从否定的方面对中国的负面描述，都是有意义的，他们从游记提取中国信息，为某种哲学激情所驱策，由对中国的仰慕到排斥，构成了认知中国的支点，客观上推动了西方汉学的发展。

二、循环结构：不同文明的探索与传教士的知识、情感偏向

国外汉学的发展对于我国现行学科的领域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甚至是说冲击。所以中国学者对待汉学的态度适当发生变化，从“介绍性”工作转向“应对”研究，而不是单纯的引进与翻译，这样对于国际汉学在中国的发展只会处于接触性阶段，并没有对国内的研究领域进行经验总结。汉学作为窗口，让内外的人群看到了窗外的、窗内的世界。

能够轻易想到外国学术界并不通晓中文与中国世界，因此汉学家充当桥梁的作用，西方汉学的模式很大程度上导向着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的形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不能单纯地看待国外学者的判断，要辩证地意识到他们也是受到了汉学家作品的影响，然而不保证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为了避免这种主观性一直持续下去，国内学者应该与汉学家们展开充分的对话，以纠正主观性造成的认识偏激。

汉学研究的复杂程度还在于中国的文化与历史作为“他者”传入了不同的国家，被不同语境下的汉学家所解读、说明、研究的同时，也融入进了他国文化的整体语境中。

“以传教士汉学为例，传教士入华肯定不是为了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而是为了‘中华归主’，这种心态对他们的汉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这并不妨碍传教士的汉学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他们仍然给欧洲提供了一些准确无误的有关中国的知识”。不可忽略传教士本人的个人早期情感对于文化传播中的传播选择，以及在自然状态下的经卷或者笔记的损害或遗失导致的后果。主要还是传教士们从主观思想出发，以护教为最大目的，对中国情况的报道曲解度可以说是很大的，同时也是伴随着真实的描写与介绍。同时在这个他国文化发展着的汉学又返归中国文化中，又参与了中国文化的学术建设。这种循环的发展情况，是一种动态的共同发展，缺少了哪一方面都不行，更不能缺少交流的这种行为。

三、区别于中国本土的“国学”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和方法论

区别于旅行家或者外派使臣所编纂的“游记汉学”，传教士一般长期生活在中国。最早期的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宗教使团就在早期的俄国汉学研究史上起着开拓性的作用。每一届的修士都会在中国生活十余年左右后返回俄国。他们的研究不是一味地记载，将中国的各色各类景色如画卷般地展示给其他国家。他们对中国的认识是建立在对中国历史与中国古籍娴熟的理解和翻译上，如今当代的汉学家已经不能掌握如此多的能力。

“东方学”的建立为汉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方法论与研究视野，“萨义德说西方的东方学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的海外扩张而形成的，东方学受到其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也是对的。但由此认为西方的东方学‘并没有我们经常设想的那么具有客观性’的结论缺乏具体分析。” 萨义德认为西方以东方为“他者”构筑自己的精神体系，由此而衍生出来的东方学成为西方领域中的“意识形态”，再无真实可言，也再无学术意义，只是成为了解读西方思想文化的一种注脚。这样说并不否认西方汉学受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萨义德的东方学说占据一定的话语权。而近些年我国学者顾明栋与张西平所提解的“汉学主义”以一种对抗的姿态出现在学术界，与“东方学”的冲突与融合交流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17世纪可以说是世界“中国热”的黄金时期。17世纪末的欧洲的“中华风”刮到了俄国。俄国人在彼得大帝改革政策的全盘西化过程中，不免间接将西欧的“中国热”给吸收过去。当时西欧各国的上流社会正推崇着中国宫廷文化、园林文化、文物等。在俄罗斯汉学家的文化认知当中，研究的时间长并且研究持续，没有发生断层。再加上早期欧洲的文化转移的中国文学作品，表现出了大规模译介与全方面的文化交谈活动。次之便是汉学研究的范围之广，成果硕多。从中国古典的经典典籍到民间神话俗文化，从考古声韵的文物到历代的工艺品，从儒释道到各层信仰学说等等均有学者研究并写成专著。俄罗斯汉学的研究体系更显示出了传承的特点，传统风气的学者型贡献均极为重视资料的原典运用，代代汉学家基本均为师徒的关系。整个俄罗斯汉学界显得有组织、有规划、有分工。但是张西平教授对于汉学家的研究保持了谨慎的态度：“没有区分当时欧洲关于中国的真实知识和想象，哪些是真实的知识，哪些是自己观念下产生的想象。”

文化转移以及转译造成了多方面的研究发展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是需要辩证看待的，也不否认“他者”视角下的新颖观点对于本土文化的贡献性启发。全球化研究的变化趋势以及势不可挡的形势，为各国的汉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前景，异质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将取代过去局限于同质文化中不同地区文化的比较研究，这就必然会大大开拓汉学研究的学术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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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铮，男，汉族，山东济南人，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