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建民

积习难改。一輩子从事编辑工作，我养成了剪报的习惯，迄今都没有丢弃。

记得很清楚，最早有计划、持续性的开始剪报，是在1981年发现孙犁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小说杂谈”。我那时是狂热的“文学青年”，对孙犁的简洁文风，从读书和创作实践中提炼出的文学理论，发生浓厚的兴趣。从1981年10月20日的《小说与伦理》始，直到这个专栏文章结束，我剪贴保存了全份。有时到外地出差，我也注意北京的报纸，跟踪阅读这个专栏。孙犁发表在其他报纸的文章，我也剪贴在专册上，自动搜集与他有关的资料。认识孙犁并开始通信后，老人家有时回信，也随信夹几份报纸编辑寄他的作品剪报。这样，我的剪报册内容，又多了一条供应渠道。如今，这些剪报册上的报纸已发黄，保存了过往年代的色彩和气味，成为我研究孙犁的第一手资料。

第二次有系统的剪报，是在1986年，《光明日报》连载白吉庵先生的《胡适传》。报纸是我工作的部门公费订阅的。每天下班后，我就把读过的这个连载剪下来。在读这个连载传记前，我的脑子里只被灌输了胡适的负面形象。1973年，鲁迅著作单行本出版很多，我看到就买，开始读鲁迅，从读书中了解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历史。那个年代，我从业余读书中知道胡适的名字，是个反面人物，从书籍的注释到报刊上的文章，胡适都是被定型为批判的对象。通过读鲁迅延伸到胡适，我多么想了解胡博士！但书店里没有一本胡适的书，我只是从夹缝里发现这个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