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梦涵

散文诗自19世纪20年代经过译介进入中国，经历了100多年的本土化历程，产生了大量优秀的作品。但未能在中国文学观念转型的契机中进入“文学体裁”一级分类框架1，对它身份的质疑因此始终存在着。历史无法更改，与其深究散文诗文体的合理性，不如将其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议题中加以审视，通过追问散文诗是否可以承载独特美感与现代哲思、当代经验倒推它存在的意义。

鲁迅的《野草》集是最为典型的例子。他用《野草》为自己和读者搭建了一个奇绝、怪诞的象征世界，容纳的不仅是自身颓唐的心境，更是一个时代的境遇——空虚与充实、开口与沉默、死与生、做梦与觉醒，等等。张枣将这二元悖论式的思考方式视为鲁迅在克服语言危机时认识到其中蕴藏的感官、动态和辩证的语言增殖力。2总之，精湛且多元的艺术手法、丰富的思想意蕴使得它成为现代最优秀的散文诗，且被学界视为公认的“现代性”经验的集大成之作。而昌耀的诗歌从90年代开始走向散文化的现象曾在当时引发讨论，其后亦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尽管身处不同时代和语境，二人对现代语言的探索、诗质的挖掘具有一致性。事实上，昌耀同鲁迅一样，在经历精神上巨大打击后曾陷入对生存的思考，在绝望——反抗绝望的巡回里走出一条独属于自身的生存与创作之路。通过对读鲁迅的《野草》与昌耀的散文诗是我们走进诗人内心的途径，借以梳理散文诗如何践行“道器的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