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希

【摘要】 罗志田的《风雨鸡鸣：变动时代的读书人》围绕近代中国激变世局中的读书人命运展开论述。其基于时代语境，重建张之洞、章太炎、陈寅恪等读书人的形象，通过探寻他们思想、行事的时代烙印，展现变动时代的丰富性与多歧性。该书在透析思想史研究与人物研究密切关系的同时，为今人理解和应对当代社会的变动提供了思想资源。

【关键词】 变动时代;读书人;人物研究;时代语境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5-0048-02

2019年10月，罗志田教授的随笔集《风雨鸡鸣：变动时代的读书人》（以下简称《风雨鸡鸣》）出版。该书围绕近代中国激变世局中的读书人命运展开论述，通过探究具体人事，呈现近代中国中西新旧交错的动态历史图景。对于史学科学化浪潮冲击下，“人”在思想史研究中愈发少见的现象，罗志田提出应把“人”召回历史，让思想史研究“回到‘思想’的产生过程中，落实到具体的思想创造者和思想争辩上”[1]，从个体把握时代脉搏。作为其回归以人为主体的思想史研究的实践成果，该书不仅揭示了推进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一条重要路径，更为今人理解和应对当代社会的变动提供了思想资源。

一、把“人”带回思想史研究

《风雨鸡鸣》汇集罗志田已刊学术随笔中与人物相关的部分。全书共九组文章，按照内容大致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组，宏观论述近代中国读书人面临的激变世局及自身困惑。其后几部分聚焦各时期的具体人事。第二部分即第二组，关注晚清于朝野影响较大的张之洞、章太炎、梁启超和自杀殉清的梁济。第三部分是第三至四组，主要论述五四前后暴得大名的陈独秀和胡适，以及深受中国人推崇的美国总统威尔逊。第四部分是第五至六组，包括与前述读书人恍若易代的傅斯年、陈寅恪和梁漱溟。第五部分是第七至九组，涵括作者对其师友的回忆。该书将近代读书人作为考察对象，采取见之于行事的取向，回溯思想產生过程，展现变动时代的丰富性与多歧性。

近代中国激变频仍，呈现中西新旧杂糅的过渡特点。今人习西学，好以西理解中国旧有现象，结果如陈寅恪所言：“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2]280疏离历史本貌，落入“后见之明”的窠臼，难解昔人之意。对此，罗志田提出应回归中国以人为主体的史学传统，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追寻人物的思想履迹，深入理解近代中国的变动与转折，《风雨鸡鸣》即是其把“人”带回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早在1995年，罗志田就出版专著《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将胡适与时代之间的双向关系作为研究的着力点，探寻胡适不为世知的层面。[3]此后，他一直秉持“以人为本，就人论事，就事说理”的研究理念，以近代中国中西、新旧的消长混杂为研究重心，逐步深入探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诸多层面。《风雨鸡鸣》承袭其此前的治学取向和研究方法，将读书人置于思想史叙事的中心地位，从社会、生活、政治等多元化的视角出发，论述近代中国大变局中的人与事，探究人物的感性表现，呈现复杂的历史图景。

二、借人以明世变

读书人作为近代中国激变世局中的一个重要群体，思想、行事均映衬着过渡时代的风云变幻与新旧中西的重重纠结。《风雨鸡鸣》在历史脉络与时代语境中重建近代读书人的复杂形象，考察其思想、行为和心态，借人以明世变。

随着晚清危机加深，士人试图重溯经典寻找思想资源的努力宣告失败后，逐步达成学习西方的共识。然而，引进的西学与旧有的中学应分别置于何位，成为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张之洞整合晚清士人相关言说，在《劝学篇》中系统表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于晚清朝野产生重要影响，用心却常遭误读。该书返回张之洞论述“中体西用”的语境，以求理解其本意。

进化论的流行使富国强兵逐渐成为士人目标，言用必及西的特殊现象随之出现。儒家文化浸润下成长的张之洞，面临保存中学与推行西学的两难窘境，不得不调和对文化与政治的双重关怀。他把“中体西用”的侧重点置于“西用”，将中学的保存与补救依托于西学的推行。该书指出，张之洞以削减方式保存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保障西学的推行，隐含其不得不如是的苦心孤诣，折射出晚清士人在引进西学时的纠结心态。

科举停废后，在传统社会居四民之首的士人阶层无复产生途径。继之而起的知识分子群体，拥有文化影响力，却不再是社会重心。[4]作为由士向知识分子过渡的读书人，章太炎抱有澄清天下的士人责任感，欲参政议政，却已然被现实社会视为知识分子，徘徊挣扎于“士人”与“学人”的身份之间。该书着眼于章太炎鲜为人知的一面，剖析其政论，为理解章太炎的思想梳理出一条新路径的同时，揭示了近代中国权势转移的影响。

章太炎以学问和排满著称于世，政论鲜少为人认可。学界相关研究受此影响，重述其思想体系之精妙，忽略其政论背后的远见卓识。其实，章自认“长于论政，更在其学问文章之上”，对于政治的热情远超学术，时刻准备投身其中。作者从章论政的原则出发，理解其政论立场的反复。在中外竞争的时代大势下，章太炎基于“中外之别大于国内派系之分”的认识，坚持“只看今日，不计以往”的原则，理性看待时局。[5]其所发政论因势而变，颇具远见，但超出时代认知，当局者或将章太炎视作不懂政治之人，或囿于派系私见，不甚采纳。

民初思想界，高举新文化大旗的陈独秀则因关注边缘知识分子需求，发出时代声音，暴得大名。1914年，陈独秀发表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呼应其时读书人对国与民的思考，引起热烈反响，由此改变对国人和杂志的看法，创办专注于新青年群体的《新青年》杂志。他之所以能够较早体察中国社会的变动趋势，与时俱进，甚至超前于时代，除时势因素外，亦是因其不同于精英读书人，早年地位不甚显赫，更易理解新兴社会力量的需求。其后，他发动新文化运动，于五四后提出以英美为学习榜样，又很快转向以俄为师，参与政治革命。该书将陈独秀的人生经历纳入考察范围，从行为、言说真切把握其情感的波动与纠结，探析其人生数次转向的内在逻辑理路与外在时势因缘。正如书中所说，陈独秀一生经历映射着现代中国学习榜样和思想的转向，充满矛盾与传奇色彩。

不同于与时俱进的陈独秀，稍晚出的陈寅恪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2]285。在世风趋新的社会，曾游学海外、博通中西学问的陈发此迥异于时流的言论，颇引人注目。该书在爬梳学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陈寅恪的身世，以其解释词句的方式，探讨其治学选择背后的深意。罗志田指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于激进世风中难寻本位，国人在中西文化竞争中逐渐迷失自我。读书人的责任感促使陈寅恪将爱国情怀寄托于历史研究中，围绕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这一主题，治“不古不今之学”，以期为现实服务。

三、个人与群体

五四以后，以社会为本位的群体意识高涨。随着“群体”凸显，“个人”淡出。今人对历史的认识受此影响，倾向探究群体的共性，忽视个人的特性。实际上，在同一语境中产生的共性与个性，均带有时代烙印，存在转换空间。个人作为群体构成的基础，集复杂多元的心态、观念、经历和体验于一身，兼具群体共性与个人特性。《风雨鸡鸣》将读书人的各个层面与时代相观照，把表现人物性格、情感的言行纳入考察范围，真正展现了变动时代中多元的社会心灵。

人是思想的主体。当下的思想史论著大多脱离思想产生的语境和过程，构建研究的框架，导致“人”的抽象化与物化，若转变观察视角，把研究对象落实到个人，将其视作具体场景中鲜活的人物，或能丰富对个体与时代的双重认知。缘此，引领学风的研究者开始引入多元化的视角，关注与思想关联密切的诸多社会方面，以丰富对思想人物的认知。[6]《风雨鸡鸣》在反映当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趋势的同时，揭示了推进思想史研究的一条重要路径。思想群体性的表象之下，隐藏着繁复的层次。[5]19

个人选择的合流推动整体历史的发展。在变动依然延续的当下，中西文明的交流与碰撞，新旧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仍然是巨大的时代课题。回溯变动时代形形色色的读书人与事，重审个体在大变局中如何思考和行事，理解不同选择背后的深意与关怀，认识个人与国家、民族命运的关系，可为今人提供参考和借鉴。

四、结语

近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无不经历跨时代的巨变。由士向知识分子过渡的读书人，社会定位发生改变，内在心态与外部社会处于紧张状态，只能努力调适，寻求实现理想的方式。孟子曾有“知人论世”的言说。在思想史研究中，“知人”与“论世”是双向互补的关系，人物研究离不开对整体时空的把握，脱离具体人物表述时代思想亦显空洞。《风雨鸡鸣》将“知人论世”这一研究理念贯穿全书，在历史脉络与具体语境中，考察讀书人的思想、行事，深入理解近代中国的激变，呈现变动时代中西新旧混杂的生动图景。该书无疑是打破历史界限，把“人”带回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实践成果。在变动依然延续的当代，其亦为今人应对社会的变化与挑战提供了丰富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1]罗志田，张洪彬.学术史、思想史和人物研究——罗志田教授访谈[J].学术月刊，2016，48（12）.

[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3]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4]许纪霖.“少数人的责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J].近代史研究，2010，（3）：73-90.

[5]罗志田.风雨鸡鸣：变动时代的读书人[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6]郑大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分期、成就与反思（1949—2019）[J].河北学刊，2019，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