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霞

读完杨映川的《在桃源》，有那么一瞬，我难以相信这个映川就是《女的江湖》的作者映川，因为这两个小说着实有不小的差异。即便是与她颇受好评的《我困了，我醒了》《不能掉头》等文本相比，《在桃源》的成熟度依然是惊人的，它以高度简洁的风格和明晰的双线叙事传达着社会悲剧的主题。对于作家的变化，一个可能合理的解释是，这十余年尤其是近年来，映川一定经历了美学甚至是思想上的蜕变。对于一个“70后”作家来说，这当然还说不上是“衰年变法”，但确确实实是一次“功夫深浅自心明”（齐白石诗）的“中年变法”。

一、文体边界融合下的内心景深

如果说曾经的杨映川着迷于“爱情”话语与“母性”叙事的话，那么，现在的映川关注的是更为社会化和普泛化的命题。《在桃源》可以说触及了当下社会诸多扭曲的非正常现象，如整容求职、相亲诈骗、凶杀命案、人情冷漠、原生家庭问题等。作家以写实的技法、细致的笔触，对这些社会现实进行了富有层次感的叙述。

从故事层面来看，《在桃源》中的不少情节有脱胎于社会新闻的痕迹，难免令人想到相关的类似报道：男主人公屈禾青幼年时父亲被误杀，凶手被轻判，他长大后决定“替天行道”，亲自动手清理凶手，之后还将这恨意和杀机转移到了那些从事“不良”职业的女子身上;女主人公熊细欢幼年时母亲意外身故，父亲拿着抚恤金花天酒地，对女儿毫不关心，导致她对父亲死了心，从此与原生家庭断了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