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霞

读完杨映川的《在桃源》，有那么一瞬，我难以相信这个映川就是《女的江湖》的作者映川，因为这两个小说着实有不小的差异。即便是与她颇受好评的《我困了，我醒了》《不能掉头》等文本相比，《在桃源》的成熟度依然是惊人的，它以高度简洁的风格和明晰的双线叙事传达着社会悲剧的主题。对于作家的变化，一个可能合理的解释是，这十余年尤其是近年来，映川一定经历了美学甚至是思想上的蜕变。对于一个“70后”作家来说，这当然还说不上是“衰年变法”，但确确实实是一次“功夫深浅自心明”（齐白石诗）的“中年变法”。

一、文体边界融合下的内心景深

如果说曾经的杨映川着迷于“爱情”话语与“母性”叙事的话，那么，现在的映川关注的是更为社会化和普泛化的命题。《在桃源》可以说触及了当下社会诸多扭曲的非正常现象，如整容求职、相亲诈骗、凶杀命案、人情冷漠、原生家庭问题等。作家以写实的技法、细致的笔触，对这些社会现实进行了富有层次感的叙述。

从故事层面来看，《在桃源》中的不少情节有脱胎于社会新闻的痕迹，难免令人想到相关的类似报道：男主人公屈禾青幼年时父亲被误杀，凶手被轻判，他长大后决定“替天行道”，亲自动手清理凶手，之后还将这恨意和杀机转移到了那些从事“不良”职业的女子身上;女主人公熊细欢幼年时母亲意外身故，父亲拿着抚恤金花天酒地，对女儿毫不关心，导致她对父亲死了心，从此与原生家庭断了来往。成年后，她整容改名为吴洁，拼命地挣钱存钱，不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直到遇见屈禾青。

如果说作家將社会新闻当作叙事材料进行处理，她所要面对的就不是简单的“真”或“假”的问题，而是更为复杂的对文体边界进行打磨和整合的问题。“新闻”的“文学化”或者说“非虚构”的“虚构化”历来是一个难题，但这在世界文学史上早有成功的先例，那就是卡波特的《冷血》。1959年，美国堪萨斯州发生了一桩血案，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一家四口悉数被杀，凶手不为财色，也没有留下明显的线索。卡波特受《纽约客》之邀，对这桩案件进行了长达六年的跟踪，积累了六千多页调查笔记，但卡波特只用了这些调查材料的很少一部分，进行剪裁和重新布局，精准地还原了案件发生前小镇的安宁气息、中产阶级的生活状态、凶杀案件的血腥场景以及警方对凶手佩里进行的追捕、审讯、审判、死刑等全过程，可谓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与文学创作的“想象性”的完美结合。《冷血》为当时正在枯竭的美国文学注入了新的力量，被称为“美国当代文学分水岭作品”，并使得“非虚构”作为一个独立的叙事范畴在文学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重述《冷血》，是因为我在阅读《在桃源》的过程中，强烈地感受到了《冷血》般的精确和耐心以及将暴力事件进行叙事转化的努力。作家一边将故事缓慢地向前推进，一边有意识地“释放”含义丰富的信息，草蛇灰线在文本中蜿蜒着、潜伏着，强烈地挑动起了读者的好奇心。在一开头，当写到屈禾青与吴洁的相亲时，小说通过屈禾青的视角细细地打量吴洁，将这个称得上“漂亮”女人的言行举止尽收眼底。当读者以为这是一个常见的相亲故事，并暗自为丑陋的男主人公捏把汗时，作家却将笔墨延伸进了屈禾青的内心世界，如探照仪进行勘查测量，对心灵的暗黑切片反复进行观照，从那里氤氲出来的不祥气息提醒读者，此事绝非“相亲”那么简单，所谓的“相亲”失败只是故事的开端而非结局。当女人为下一步诈骗计划进行筹谋时，男人其实早有预谋：“漂亮女人手头积累的资财更丰厚，还有，长得好看不代表可以活得更长，他是不会心慈手软的。”作家在这里“泄露”的信息并不多，但这个微微敞开的“缺口”却打开了屈禾青的内心一角，促使读者将理解维度从表面现象深及到人物内心。这一下，读者该为女主人公捏把汗了。

诸如此类与外部世界之间自如切换、具有“承上启下”功能、同时又充满暗示的内心景深在文本中比比皆是。映川通过对景物、动作、关系的细致描绘，唤起了一种遥远而模糊的恐惧感。大量细节纤毫毕现地呈现出来，与惊人的内心戏剧感构成了强烈反差。表象越是平静淡然，其所蕴藏的危机和杀机就越是深重。比如，屈禾青在“人肉市场”寻觅猎物，别人谋求单纯的性与欲，他则有更高的诉求，一场看似平淡的性交易下杀机四伏。再比如，背负数桩命案的屈禾青在知道吴洁怀孕后，起了结婚和安家的念头，眼看两人就要“终成眷属”时，隐藏的危机却抵达了不可逆的巅峰。

就这样，在一张一弛、一松一紧的节奏里，“虚构”与“非虚构”的边界水乳交融，构成了叙事与美学当量的双倍增殖。作家对事件和案件进行追踪溯源，技艺娴熟地处理着主人公行为的变化，乐此不疲地搭建着人物的内心景深，使人物的心灵世界与现实世界同步完整。可以说，作家在逐层剥露出一个致命谜语的谜底时，还浇铸出了这谜语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从而赋予了“罪大恶极”的男杀手和“无情无义”的女婚托以阐释与理解的可能性，将一个新闻事件、一桩暴力案件“改装”为了一个悬念迭出、富有内心深度的文学文本。

二、双重叙事与社会性指喻

从叙事艺术来说，《在桃源》有着复杂的双重叙事或者说镜像叙事的结构。如前所述，小说涉及的是两个人的故事：男主人公屈禾青与女主人公吴洁（熊细欢）。小说几乎给予了同等篇幅呈现他们在相遇之前的经历、相遇之后的关系变化以及最终的惨烈结局。两个陌生人因一场相亲诈骗而相识，事件本该就此结束，却因男主人公不可告人的隐秘动机而得以延宕、发酵。屈禾青在意识到自己被骗之后，一为报复，二为“掠财”，他到处寻找吴洁。找到后，屈禾青没有像对待别的女人那样马上动手，而是把吴洁带回了老家——一个像“桃源”般美丽的地方。这是他主动带回家的第一个姑娘，两个人过起了平静的生活。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吴洁发现了屈禾青杀人的秘密，怀有身孕的她在惊吓之中逃出“桃源”，然后报警。当她再度被屈禾青找到时，此时的屈不再是那个冷血杀手，而是一个苦苦哀求妻子回家的丈夫，一个渴望成为父亲的男人，但是一切都不可挽回，警察追来了，屈禾青跳崖自杀。

杨映川耐心地书写着由两位主人公主导的暴力、血腥、尔虞我诈、自欺欺人等场景，但她并没有简单地对进行价值评判，而是通过展现他们的成长环境，还原了其伦理观、价值观、人生观变化的原因，呈露出了那些在人性深渊里不断扩张的“黑洞”和游弋的“暗物质”。这两个人有着相似的经历，不妨将他们视为互为镜像的存在：幼年丧亲，成长艰难，遭到亲人或周遭环境的冷漠对待，又因外貌问题而受到职场和社会的暴击。他们被剥夺了亲情和温情的慰藉，成长为了对他者缺乏情感认同和感知能力的精神“残废”，最终又将这一份冷硬的心性“回馈”给了社会——这一循环路径或许可以用来解释类似的因伦理关系和情感缺失而引发的社會悲剧。就这样，人物所犯下的罪恶、病态家庭、冷漠人情之间的因果关系清晰起来，男女主人公的遭际共同强化着小说对社会、时代和小镇人际生态的批判。

看得出来，杨映川对主人公持有复杂的态度，这充分彰显了一个成熟的叙事者面向世界的姿态，不是二元对立，不是非黑即白，而是着力于人物心性的细部突变与价值传递。她颇费笔墨于屈禾青的“花匠”生涯，细致地刻画了他的“桃源”，使其成为一个远离尘嚣、恶意、流言蜚语的天堂般的存在。在这里，屈禾青和母亲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两条狗金子银子既强壮又善解人意;在这里，莴苣、茼蒿、红薯、西红杮应有尽有，绣球花、玉兰花、三角梅、四季桂、凤尾葵四季盛开，稀有品种的兰花优雅清幽，“比所有的女人都要美好”……作家通过细枝末节的交叉堆叠，显示出了在屈禾青身上各种矛盾性是如何相互缠绕的，从而塑造了一个集善恶于一身的多面体：他像佩里一样是“天生的杀手”，“心智绝对健全，但却毫无怜悯之心”（《冷血》），同时又心怀一缕柔情，富有生活情趣;他恨那些从事“不良”职业的女人，又被吴洁无邪的笑容所打动;他杀起人来毫不手软，又对母亲极为孝顺，对兰花极为温柔。

与屈禾青相比，吴洁身上的矛盾性和分裂性似乎没有那么严重，但这依然是一个不能用单一标准进行阐释的人物。她自尊心强，不愿与荒淫无耻的父亲继续维持关系;她为了养活自己，大学选择了护理专业;她为了找到好工作，不惜贷款整容;她骗过人，也被人骗过。她可以为了生理需求而与“男友”和“老板”在一起，但当她发现自己受到来自这些人的威胁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开和消失，“爱情”和“欲望”对她来说完全不是刚需。她本是以戏弄和诈骗的心态与屈禾青相亲，但当她发现这个人令人同情和钦佩的另一面时，她也毫不设防地展露出了自己纯真的女儿情态。如果说小说通过生活相对封闭的屈禾青重点展现了“个体”性格的矛盾性的话，那么，在吴洁这个从事过多种“奇葩”工作的人物身上，则更为典型地折射着社会发展在人们的生活与命运中留下的深重烙印。当整个社会迅速地向前推进时，它那光鲜亮丽的外表下不可避免地积淀着负面因素和影响，而承担这一切的，就是吴洁这样无权无势、无依无靠的弱者。

经由杨映川的处理，因情感疏离和匮乏而带来的严重后果得以完整呈现。在“杀人魔”和“婚托女”的心路历程变化的背后，隐含着更为深层的批判，有力地传达着作家对社会和原生家庭“罪与罚”的揭橥。

三、“桃源”意象及其反讽

《在桃源》的艺术性不止体现在双重叙事的结构上，从题目、地名及其与内容之间的复杂关系就可看出作者颇费心思。在看似“零度情感”的叙事中，涌动着反讽与影射的深意。

小说的中心意象是“桃源”，这是中国人烂熟于心的典故。在小说中，“桃源”之所以存在，源于屈禾青命运的变化。在父亲被误杀之后，他感受到了小镇人的敌意和冷漠。没有人帮助他们，就连赔偿的金额也少得充满侮辱性。屈母带着儿子以捡拾垃圾为生，即便如此，他们也没能逃脱伤害，住的棚屋被扔了燃烧瓶，导致屈禾青的脸被烧伤，留下了严重的伤疤，命运雪上加霜。那个名叫“义安”的小镇，既无“义”也无“安”。从此，母子俩远离小镇人。当别人都搬到公路边上时，他们没有动，屈禾青用聪明和匠心将这里打造成了花木葱茏之地。

映川在“桃源”这个充满希望的美好意象中置入了相反的内涵，讽刺之意自不必说。莫里斯·迪克斯坦在《途中的镜子：文学与现实世界》中指出：“通过内心独白、讽刺、寓言或狂想的棱镜来过滤世界，目的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而是为了以更尖锐的方式揭示现实。”屈禾青的“冷血”与其失父和成长经历带来的痛苦恰成正比。他的“桃源”看似“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却并非“怡然自乐”，而是暗藏杀机。当他带着装有女人尸体的行李箱回到“桃源”时，作家细致地描绘了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这里还有满坡的杂木、锋利的碎木机、沤肥的大坑，屈禾青对这些东西一气呵成的使用简直令人胆寒，“木头”与“残肢”之间的转换性修辞在“碎木机”的运转下被天衣无缝地衔接起来。在“桃源”，花朵、植物和狗子都壮实得可疑。它们越是艳丽欢腾，读者就越接近那个可怖的猜疑。“桃源”之美与杀人之恐怖、之罪恶构成了鲜明对照。

值得注意的是，不但屈禾青有“桃源”，吴洁也有自己的“桃源”——乐天康养小镇（养老院）。她之所以愿意留在屈禾青身边，不是因为对他产生了感情，而是因为她在“桃源”感受到了一生中未曾有过的宁静和安然。在此之前，她每年春节都会去乐天康养小镇做义工，在这里劳动的时间将来可以折算成养老的资格。她将这个风景优美的地方视为终老之地，也寄寓了她的未来。但是，就像屈禾青的“桃源”并未为他带来新生一样，吴洁的“桃源”也成了希望终结之地。换言之，在这双重叙事、双重的镜像人生中，两个“桃源”都走向了它们的反面，这里面所包含的反讽毋庸置疑。当然，如果我们早在读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时就能领悟到“桃源”的虚妄性与乌托邦性质的话，那么，男女主人公的“桃源”最后终成乌有也并不令人意外。

在屈禾青自杀后，在小说的最后，吴洁又回到了他的老家。那里已然是花木凋敝，财物遭劫。屈母依然活着，却神志混乱;金子被镇上人药死了，银子依然能够狂吠，却瘸着一条腿。“桃源”不复存在，成了“鬼屋”。吴洁主动留了下来，照顾老母亲。两个与屈禾青生死相关的女人无欲、无望、无忧、无惧，就这样活成了义安镇一道令人惊心动魄的风景。或许，这才是映川心中真正的“桃源”——一个女人用勇气和情义抵抗世间恶意的“道场”。

我不知道对映川来说，《在桃源》是否具有重要的叙事转折意义。就我目力所及，这篇小说在“70后”的创作谱系中颇为特别，它既不是这代人擅长的日常生活书写，也并非涉及都市人孤独情绪的现代性叙事。它更像是“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深度考察，内心的“风景”、双线的叙事、反讽的意象，所有这一切都赋予了小说以叙事的力量和美学的密度，这使得它在有如推理小说般好看好读之余，亦自动地携带着宽广的背景与心境。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

本栏目责任编辑 冯祉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