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栖

我国封建社会到了清代，虽说还有类似“康乾之治”的“回光返照”，但它已呈现“强弩之末”的颓势则是不争的事实。那个年代，贪墨公行，腐败丛生，官场“上下相蒙”“礼法徒设”，一派“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惨象。当然，“众醉独醒”者还是有的，乾隆元年（1736年），左都御史孙嘉淦在清高宗弘历登基之初，便上《三习一弊疏》，获乾隆“嘉纳，宣示”。

《三习一弊疏》被史誉为“大清第一名疏”。其中“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由是必生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等进谏箴言，显然是针对官场潜滋疯长的陋习、陋规有感而发的。清代官场的迎送之风盛行，所昭乃是“喜谀”“喜柔”“喜从”“喜小人”之“三习一弊”。关于此疏，一部《清史稿》和散见民间的稗史笔记多有记载，不说也罢。

笔者要说的是，当年林则徐以自己的清廉行为“回应”了《三习一弊疏》。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广东海口因输入鸦片而发生一场中英冲突。也许是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曾力主禁烟有成效且有经验，道光皇帝便命他为钦差大臣赴广东处置“海口事件”。

倘按惯例，像林则徐这样的皇帝使者离京南下，旌旗浩荡，众员呼拥自不待言。但林则徐则不然，他“并无随带官员供事书吏，惟顶马一并跟丁六名，厨丁小夫三名，俱系随身行走”。如此简便，没带陪同的“副官”“警卫”“秘书”，并且“无前站发站之人”，即没有“打前站”的。

何为“打前站”？无非是事先告诉途经各处的地方长官，届时“首长”莅临要摆排场迎接，并预先安排好视察的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