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学界深受欢迎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天下月刊》（英文）、《时事类编》等优秀杂志，皆由民国时期著名的民间学术机构中山文化教育馆创办。然而时过境迁，这些在当时影响颇大的杂志迄今却鲜少有人知晓。笔者搜集相关史料，逐一介绍每种刊物的创刊宗旨、出版情况、主要内容及主编情况，从中可以管窥民国年间的报刊编辑与出版状况。

【关键词】杂志 民国时期 中山文化教育馆

中山文化教育馆成立于1933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民间学术机构。该馆集合大批名人学者，专门致力于孙中山先生学说和民族文化研究，探索中国社会发展方案，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依托自身雄厚的官方背景和人力、文献资源，中山文化教育馆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创办的几种杂志，如《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时事类编》、《天下月刊》（英文）、《期刊索引》、《日报索引》等，皆为名家办名刊，社会影响很大，在中国近现代报刊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这些在当时名噪一时的杂志，除《天下月刊》（英文）近年来陆续有学者关注外，其余几种却迄今鲜有人提及，更无专文系统论述。本文拟对中山文化教育馆在民国时期创办的几种刊物，就笔者目力所及逐一介绍，每种刊物皆简要叙述其创刊宗旨、出版情况、主要内容及主编情况，权当抛砖引玉，以待感兴趣的读者诸君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与研究。

一、中山文化教育馆概况

中山文化教育馆1932年由孙科、蔡元培、叶恭绰等15人在上海发起并开始筹组。1933年3月12日在南京总理陵园举行成立大会，大会推选孙科任理事长，蔡元培、戴传贤、吴铁城、史量才等8人为常务理事，林森、蒋介石、于右任、杨庶堪等29人为理事。理事会综理全馆事务，下设总办事处、研究部、编译部及各种委员会。

中山文化教育馆馆址设于南京中山陵灵谷寺附近，四面环山，环境优美。在正式馆舍未建成以前，暂以上海福煦路803号房屋为临时馆址。该馆由著名建筑师赵深绘图设计，1935年1月竣工，3月正式启用。建筑分两部分，一为馆舍，内设办公室、礼堂、图书馆、藏书库、研究室等，一为宿舍。该馆所设图书馆仅供馆内人员参考，藏有中文图书2万余册，外文书3千余册;中文杂志1800余种，报纸20余种;外文杂志报纸150余种。丰富的馆藏文献资源为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学术研究与刊物创办提供了坚实的保障。遗憾的是，这个环境幽静的文化研究机构，仅存在两年多时间，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时，该馆房屋全部毁于战火。全面抗战后该馆迁往重庆，抗战胜利后迁返南京，1949年迁往台湾。

中山文化教育馆“以阐明中山先生之主义与学说，树立三民主义文化与教育之基础，培养民族之生命，为中山先生留文化上永远之纪念为宗旨”中山文化教育馆筹备委员会编：《中山文化教育馆筹备委员会总报告》，中山文化教育馆筹备委员会1933年版，第9页。。在战乱频仍的民国时期，中山文化教育馆始终秉持办馆宗旨，以复兴中华文化为理想，以发展中国学术为己任，坚守学术的自由独立地位，为推动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该馆开展的主要工作有六：一为从事学术研究，发扬中山先生之主义与学说，并集合专家研究与中国有关之各种问题;二为全国实地调查，曾组织皖、赣、湘、鄂农村土地经济调查团与广东农村调查团，调查各省之农村、社會、经济、教育状况;三为设立学术资金，以奖励科学发明、文学创作及有价值之著述等;四为提供学费借贷，以补助学行优良之勤苦学生;五为举办学术讲座，选聘对孙中山先生之学说有深邃研究之专家学者分赴各大学讲学;六为出版编译书刊。曾先后于1933年8月创办《时事类编》旬刊，后改为半月刊;1933年11月创办《期刊索引》月刊;1934年5月创办《日报索引》月刊;1934年8月创办《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43年4月创办《中山文化季刊》。同时，自1936年3月起，至1948年1月止，出版《中山文库》约四十种;自1936年5月起，至1947年5月止，出版《研究丛书》六种;自1936年7月起，至1947年12月止，出版《研究丛刊》五种;自1937年10月起，至1940年3月止，出版《抗战丛刊》一百多种;自1943年11月起，至1948年3月止，出版《社会科学丛书》九种;1945年11月至1948年1月，出版《中山文教研究丛书》三种。

二、中山文化教育馆创办刊物简介

（一）《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与《中山文化季刊》

1.《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

该刊为中山文化教育馆馆刊，是民国时期颇有影响的综合性学术刊物，1934年8月在上海创刊，1937年7月出至第4卷第3期后停刊。该刊每季一期，每年为一卷，每卷统一编印页码，同卷各期页码接排。1934年出版2期，1935年、1936年各出版4期，1937年出版3期，共计出版4卷13期。

主编左恭（1905—1976），字胥之，湖南湘阴人。1933年起任《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主编，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在白区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6年，受国民党左派委托并请示党组织同意，从中穿针引线，为国共联合抗日进行最早的一次接触。1937年，叶剑英、李克农指示左恭去粤设法打入国民党军界。1938年抵粤后，出任余汉谋第四战区政治部上校主任秘书。1939年，任少将参议。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左恭向两广上层人士说明事实真相。1942年至1947年任立法委员。1948年任立法院编译处长。翌年任行政院顾问。左恭以国民党官员身份作掩护，潜入敌垒达16年，利用其内部派系矛盾，巧妙地从事统一战线和情报工作，掩护、帮助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如夏衍、张仲实、钟敬文等，都曾在他下面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设计委员兼统计处处长、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大型图书分类法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曾主持编制《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全国西文期刊联合目录》。

季刊的创刊宗旨在《发刊词》中有明确表述，“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宗旨在阐明中山先生的主义和树立中国新的文化基础。现在出版这个季刊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给有志于这种工作的人们一个公共发表意见的园地。……中国国民革命现在已由消极的破坏阶段进展到积极建设时期，所以我们对于中山主义也要从主观的感情的宣传进而作客观的理智的研究。所谓客观的理智的研究就是要我们取法中山先生探求真理的虚心态度，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接受欧洲现代最进步的思潮，应用现代日新月异的科学智识，将中山主义所包涵的各个问题切切实实下一番研究和补充的工作。中山主义的实际建设，需要我们埋头苦干。中山主义的理论建设，同样的需要我们埋头苦干，希望本刊的出版能促进国人在这方面的努力！希望不久的将来大家在这方面能有重大的贡献！”孙科：《发刊词》，《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4年第1期。

《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内容丰富，每期篇幅均达三四百页，字数达30余万，收论文20余篇，研究内容涉及孙中山学说思想、中国政治经济、中国文化教育、世界学术思想、国际政治经济等方面，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撰稿人皆为当时的各界翘楚，如民国年间四大经济学家，除何廉外，马寅初、劉大钧、方显廷都在季刊上发表了文章，再如著名法学家吴经熊、梅汝璈、杨幼炯，著名教育家蔡元培、顾毓琇、钱亦石，著名文史学家吕思勉、吕振羽，著名出版家胡愈之，著名哲学家李石岑、李达、唐君毅等，都是季刊的常客。强大的作者阵容，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季刊的学术水平。以创刊号刊载的论文为例，计有孙科《发刊词》、蔡元培《吾国文化运动的过去与将来》、唐擘黄《论我国学术界最近的风气》、杨幼炯《如何建设三民主义的社会科学新系统》、黄凌霜《民生史观论究》、张汇文《中山分权论在政治学上之地位》、林家端《中国监察制度论》、卫挺生《五权政府下财政制度的改革》、李石岑《世界思潮的动向》、郭一岑《世界教育的趋势与中国教育的前途》、沈志远《苏俄哲学思潮的检讨》、胡愈之《世界政治的动向》、董之学《大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展望》、张仲实《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特征及其发展趋势》、钱亦石《现代中国经济的检讨》、孙晓村《中国农产商品化的性质及前途》、马寅初《利用外资的三种方法》、胡先骕《树木学和木材学的研究与国民经济建设》、季子《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研究》、吕思勉《貉族考》、侍桁《通俗文学解剖》，另有调查研究报告三篇：刘大钧《研究我国工业化的原因与经过》、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的调查研究报告》、秦伯瑞《民国二十三年上半期的中国经济》。

尤值一提的是，季刊坚持学术独立，兼容并包，“我们绝对排斥一切宗派的成见，使本刊不为任何畸形学说的专有的地盘;我们企图集合全国学术界的人才，以最公允的态度，作着各种学术的专门的研究。同时，我们选择的标准也预备做到较严格的程度，因为这不是文化贩卖机关，凡是粗制滥造的作品，在这里将不容易得到发表的方便”《编后记》，《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4年第1期。，并在投稿简章中明确指出，收稿范围包括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介绍与批评，为社会主义学说的研究者敞开了大门。红色史学家吕振羽、翦伯赞，红色经济学家陈翰笙、薛暮桥、钱俊瑞等都在季刊上发表了大量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论文。季刊一经出版后，即获得了时人的好评。“创刊号出版之后，全国学术空气为之一新，并公认为今日中国学术界唯一权威之刊物。”《中央日报》1934年11月16日。“该刊纸张封面之优等，印刷之精良，尤其突出，堪称为中国学术界权威之刊物，诚各界人士应人手一卷者也。”《中央日报》1934年8月16日。

2.《中山文化季刊》

该刊事实上是《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续刊，主编仍为左恭，其创刊宗旨与任务也一仍其旧，这一点在《发刊词》中有明确说明。1943年4月在重庆创刊，1945年9月出至第2卷第2期停刊，共计出版6期。撰稿者多为知名专家学者，如经济学家王亚南、郭大力，文史学家翦伯赞、钱实甫、闻一多，法学家杨幼炯，哲学家侯外庐等。该刊发表的论文与前述季刊一样，大多以三民主义为指导，对国内外时事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文化发展进行分析、评论和探讨，内容包括哲学、历史、经济、法律、社会学等各方面，并积极介绍西方现代学术思潮、学术方法，以期促进中国现代学术的进步与发展。

（二）《时事类编》与《时事类编特刊》

《时事类编》，1933年8月1日在上海创刊。初为旬刊，每月1日、11日、21日出版。1934年9月自第2卷第22期起改为半月刊，每月10日、25日出版。1935年2月起迁至南京出版。设有时论撮要、世界论坛、学术论著、文艺、人物评传、文坛消息、科学新闻、新书介绍、一月来之国际大事、时事文献、国际时事漫画等栏目，内容全部为译文，包括各国著名刊物对国际问题的重要论述，世界各国情况和各种重要统计，以及对中国社会各种问题的研究与批评。第1卷（1933年）出14期，第2卷（1934年）出28期，第3至4卷（1935、1936年）各出22期，第5卷（1937年）出15期，共出101期。1937年9月，改为《时事类编特刊》继续出版，期数另起，仍为半月刊。由内迁至重庆中一路194号的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辑，重庆武库街97号上海杂志公司重庆支店总经售。后随该馆迁到北碚出版发行。1942年11月特刊出至第70期后停刊。

主编梅汝璈（1904—1973），字亚轩，江西南昌人。1924年赴美游学，获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学士、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1929年归国后历任山西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教授。1933年中山文化教育馆成立后，任编译部副主任。1935年1月任第四届立法委员，并代理立法院外交委员会委员长。1946年2月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在日本东京参加审判日本甲级战犯，在近三年的审判中，他始终坚持爱国立场，正气凛然，坚决同各种贬低和漠视中国权益的现象作斗争，维护了中国尊严和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外交部顾问，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1973年在北京逝世。著有《中国战时立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现代法学》《最近法律学》等书。

以全面抗战爆发为界，《时事类编》与《时事类编特刊》的编辑宗旨和选材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时事类编》为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辑发行的著名译文刊物，而《时事类编特刊》则为著名的抗战刊物。在《时事类编》创刊号上，编者在篇首之《卷头语》中明确指出，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中，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实有研究国际问题之必要，刊物即应此目的而产生：“我们认为要寻觅我们民族自救的尽国民的责任必须了解国际现势——研究世界上经济的、政治的诸种事实，拿来作我们的参考。同时，我们认为对于材料的搜集，对于时代的认识，亦必须严正地执着客观的态度，绝不渗入主观的成见。”因而刊物的工作方针是：“（一）选译各国著名刊物上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重要著述。（二）搜集现世界各种重要统计。（三）介绍外人对于我们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社会问题的批评与观察。”《卷头语》，《时事类编》1933年第1卷第1期。《时事类编》创刊时恰值世界经济会议结束，故创刊号事实上乃“世界经济会议专号”，登载文章有：巴尔姆达特《战争底世界经济会议》、莱斯朋《论世界经济会议》、林要《世界经济会议呢？“不”经济会议呢？》、洛嘉露《世界经济会议与货币问题》、桥瓜明男《世界经济会议中日本底立场》、阿瓦林《被日本侵占后的满洲经济状况》、笹原正志《明年度的日本豫算》、瓦尔加《日本夺取亚洲霸权的斗争》、马扎亚尔《世界贸易与夺取世界市场之斗争》、本纳特《主要各国的国防预算》，刊末附录《世界经济会议经过》。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举国震动，全国民众，同心御侮，《时事类编》也随之改为出版战时特刊。1937年9月15日，《时事类编特刊》第一期出版，孙科在卷首亲笔题词“抗战到底，民族必兴”。梅汝璈在篇首《抗战期中之时事类编》一文中阐述了改版特刊之原因：“现在为了选材、印刷、纸张及发行上的种种困难，和适应战时环境的切迫需要起见，我们决定把原型的《时事类编》暂时停刊，而编行一种纯事宣传和阐述各种有关抗战问题的特刊。《时事类编》的读者一向多仅限于研究世界问题和关心国际舆论的智识阶级，这次的特刊我们却希望能够普及到全国的智识分子和一般民众，使它成为一个有力的对内宣传抗战的读物。”并指出刊物侧重登载之内容，“《时事类编特刊》虽一般地刊载各种关于抗战问题的文字，但它将特别置重于下列数事：（一）解释政府战时各种政策之意义与国民应尽之责任;（二）介绍各地农村服务团及其他团体战时工作之经验;（三）揭露敌人之陰谋与弱点;（四）登载各友邦之公正言论与远东政策;（五）分析各地战争之实况;（六）研究各国战时政策之内容及其实施步骤;（七）指斥一切谬误之言论见解及敌人汉奸之造谣中伤;（八）鼓励前线将士抗战及各地民众自卫后援运动（如防空、防毒、征兵、征工、积谷、慰劳、捐输、检举汉奸，等等）。”梅汝璈：《抗战期中之时事类编》，《时事类编特刊》1937年第1期。创刊号登载文章计有李孟达《论全面抗战的内外环境》、宋庆龄《中国是不能征服的》、沈钧儒《对于青年想说的几句话》、宋斐如《日本侵略战争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危机》、高璘度《日本军部的本质》、高植译《苏联军备现状》、高璘度译《日本人眼中的东北义勇军》、黄炎培《长期抗战中的后方工作》、陈洪进《农村服务运动与民族抗战》、卫惠林《战时民族文化教育运动》、张君俊《非常时期肃清汉奸之非常手段》、程景湘《抗战期中的粮食问题》、罗隆基《平津陷落后的状况》、陈斯英《两月来之抗战》。另有短评、时事漫画、文艺及特载栏目。与之前《时事类编》所收文章迥然不同。

（三）《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

中山文化教育馆创办之英文文化刊物，1935年8月在上海创刊，1938年转移到香港继续出版，1941年9月由于太平洋战事而停刊。每月一期，6、7月休刊，一年共出10期，每半年合为一卷;1940年8月起改为双月刊，至第12卷第1期终刊，总共出版了12卷56期。该刊的出版与发行主要由上海三大西文出版机构的别发洋行负责，除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外，另在日本、新加坡、爪哇、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七个国家与地区的大城市设有销售点。作为一份全英文期刊，《天下月刊》倡导中西文化交流的理念，着力将中国文化译介传播到国外，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诸多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尤其是在中国本土学者的努力下，《天下月刊》成为以英文向西方诠释中国文化、从而实现中西文化互融互通的典范。《天下月刊》被誉为民国时期最具学术品位的英文杂志，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文化影响。至今许多学者仍然经常引用当年发表在《天下月刊》上的各类文章。

总编吴经熊（1899—1986），一名经雄，字德生，浙江鄞县人。1920年赴美留学，获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曾在巴黎大学、柏林大学等欧洲著名学府从事哲学和法学研究。1923年在哈佛大学进行比较法的哲学研究。1924年回国，任教于东吴大学、政治大学、光华大学。1928年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1933年担任立法院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副委员长，任上公布《中华民国宪法第一草案》。1932年冬，任中山文化教育馆筹备委员。1933年3月，任中山文化教育馆副总干事长，7月兼编译部主任。1934年5月，任《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编辑委员会委员。1935年5月与林语堂、温源宁、全增嘏创办《天下月刊》。1939年当选美国学术院名誉院士。1942年任立法院外交委员会委员长。1946年出任中华民国派驻梵蒂冈教廷公使。1966年，移居台湾任中国文化学院教授。著有《法律哲学研究》《哲学与文化》《蒋总统的精神生活》《法律之艺术》《正义之源泉》《犯罪论》《超越东西方》等书。

主编温源宁（1900—1984），广东陆丰人。曾获英国剑桥大学法学硕士。1923年起任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35年担任英文《天下月刊》主笔。1936年任立法院立法委员、立法院编译处编辑。1939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香港办事处处长。1947年6月起特任驻希腊大使，直到1968年。1968年9月抵台湾，在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教英国文学，台北“文化学院”首任西洋文学研究所英国文学组主任兼所长。温源宁精通英语，钱钟书、张中行、曹禺等都是他的学生。著有英文散文随笔集Imperfect Understanding。书中一共收录了17篇小文章，分别描写了17位当时的文化名人，即吴宓、胡适、徐志摩、周作人、梁遇春、王文显、朱兆莘、顾维钧、丁文江、辜鸿铭、吴赉熙、杨丙辰、周廷旭、陈通伯、梁宗岱、盛成以及程锡庚。这批文章原本于1934年发表在上海英文杂志《中国评论》（The China Critic）上，后由温源宁自己收录成书，由上海别发公司出版发行。

关于《天下月刊》的創办宗旨，孙科曾在发刊词中指出：《天下月刊》作为一份中国人办的刊物，主要致力于向西方诠释中国，而不是向中国诠释西方。但是正如本刊名显示的那样（天下即宇宙），那些对人世间的男人和女人至关重要的任何话题，都在其范围之内。因此，对那些有志于增进国际文化理解的西方学者或别的国家的学者，我们同样欢迎他们的来稿。我们所要杜绝的只是当前的政治纷争。那些纯粹个人的琐议也将被排除在本刊的版面之外彭发胜：《向西方诠释中国——〈天下月刊〉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天下月刊》主要设置了五个栏目：社论栏（Editorial Commentary），大多由主编温源宁执笔，或论述当月国内外发生的重要事件，或描述国内外文化界动态，或简介当期刊物的主要内容，或说明编辑事务;专论栏（Articles）通常刊登3至6篇研究性的论文，其中很多论文都是同类研究的开拓之作，时至今日仍然代表着同类研究的一流水准;译文栏（Translations）全部登载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及思想方面作品的英文译文，开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对外传播之先河;纪事栏（Chronicle）具有时事性，综述报道中国文艺界、出版界、教育界、科学界的动态与成就，以及展会预告，引导热爱中国文化的在华外国人士参与各项文艺活动;书评栏（Book Reviews）则逐一点评当时中外出版界出版的重要英文社科类书籍，主要是关于中国文化和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书籍。另设有机动栏目“通信栏”，对刊物内容有不同意见者，皆可与编者进行学术意义上的互动交流。

为了实现向西方诠释中国的创刊目的，《天下月刊》组建了一支长期而稳定的国际撰稿队伍，如中国的撰稿者和译者，除吴经熊、温源宁、林语堂、全增嘏、姚莘农（姚克）、叶秋原等编辑部成员外，还有邵洵美、金岳霖、胡先骕、陈受颐、凌叔华、钱钟书等;外籍撰稿人士则有美国的福开森、恒慕义、项美丽，法国的裴化行，英国的博克塞等。《天下月刊》始终坚持公正性、思想性的用稿原则，刊载了大量中外文人学者从各个方面介绍中国文化的翻译成果，以及从不同视角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的学术论文，不仅为中国知识分子搭建了一个向西方世界宣传、介绍中国文化的优秀平台，而且为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人士与汉学界人士提供了一个可以发表译介研究成果的中国媒介平台，成功地实现了东西方学术界与文化界的对话与交流，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四）《期刊索引》与《日报索引》

《期刊索引》与《日报索引》是中山文化教育馆创办的很有影响的索引杂志，是查检民国时期报刊史料的重要工具。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报刊业极为发达，但现代意义上的索引事业却正处在起步阶段。中山文化教育馆十分重视索引的功用，“一个国家文化的兴盛，与其学术思想的发达，有密切的关系，而学术思想的发达，大半倚赖于治学工具的日臻完善;换句话说，工具愈精密，治学便愈容易，治学愈容易，则学术思想，便愈益发达”。索引正是人们治学的重要工具，但以往的索引编制，“大都仅及于图书或某种事件方面，而于今日全国最为流行广泛的定期刊物，以及人们日常随时接触于眼帘的新闻报纸，则未免过于忽略，近年来虽然间有注意于这种事业的，卒为了环境的影响，不是范围狭小，便是取材不齐，以致不能臻于完善的境地，殊为缺憾”。而民国年间报刊出版数量巨大，“即就今日全国出版的期刊而言，当不下一千余种，而新闻报纸，也不下数百余种，倘能尽其力之所及，搜集无余，编制一种完备的期刊索引，以贡献于社会，那么，对于一般治学之士，不但给予许多方便，且就节省的时间和精力而言，在效率的数字上，恐怕不是人们所能想像得到的罢！”《发刊主旨》，《期刊索引》1933年第1卷第1期。鉴于上述诸因，遂有《期刊索引》与《日报索引》之问世。

1.《期刊索引》

1933年11月30日创刊，1937年7月终刊，月出一册，年出二卷，每卷六期，共出版8卷45期。初收杂志200余种，最多时收录报刊500余种。其中第1卷第3—6期附有报纸索引，第3卷第3期为《法学论文索引专号》，第3卷第6期附有《五年来教育论文索引》，其余皆为综合性的论文集索引。

该刊正文内容首先为该期所收期刊分类一览，每种期刊记其名称、发行处所、卷期、年月日等项，类别有普通类、时事评论类、社会科学类、教育类、自然科学类、应用科学类、宗教哲学类、文学类、艺术类、史地游记类等。其次为期刊索引分类表，该表大体依照杜威图书分类法，分总类、哲学类、宗教类、教育类、社会科学类、自然科学类、应用科学类、艺术类、语言学类、文学类、史地类11个大类;类目后注有该类所在页数的数字，各类目再分若干子目，也有数字附在后面。再次为期刊分类索引，按分类表次序排列，同类者依题目第一字笔画次序排列，其第一字相同者，依第二字笔画次序，依次类推;每种期刊分二行，记载题目、著者、期刊名称、卷期（以符号代表，如三卷二期作3：2）、页数、时期（记入年月日，如民国廿二年十月十五日作15·10·22）;西文题目排列于中文之后，其顺序以西文字母先后为准。最后则为著者索引，按著者姓名笔画多少排列，同画数及同第一字者，依汉字形位排检法排列;登录次序为著者、题目、期刊名称、卷期、页数、时期;译文之原著者排列于中文著者之后，其顺序以西方字母先后为序。

2.《日报索引》

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编印。1934年5月创刊，1937年8月终刊，共出版7卷39期，为我国第一种定期单行的报纸索引。该刊为月刊性质，月出一册，全年12册，半年为一卷，一月份出版之报纸，三月份出版之索引，即收载在内，以后类推，为整理史料与研究学术者之优秀工具书。该索引乃将国内外重要日报之新闻、论文、报告、小说等资料，分类编排，计分十一大类：（一）自然，（二）社会，（三）政治，（四）国际，（五）经济，（六）法律，（七）交通，（八）学术，（九）教育，（十）军事，（十一）杂俎。后杂俎类取消。每类再分若干目，每目再分若干子目，以便将类似之新闻同置一处，方便检索。该刊所收之日报，有上海《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南京《中央日报》，汉口《武汉日报》，天津《大公报》，《北平晨报》，《香港工商日报》，《香港循环报》，《广州民国日报》，《西京日报》，南洋《星洲日报》。这十二种报纸，都是当时在国内外颇具影响的大众媒体。

该刊正文内容由分类索引和著者索引組成。分类索引，按分类表次序排列，同类目者按日期先后排列，同日期者再按笔画次序排列。类目下每条著录报题、报名（用简称，如《申报》作申）、日期（如10月1日作1.10）、张数与版数（如第一张第四版用斜体字作1：4）。著者索引，按著者姓名笔画排列，少者在前，多者在后，同画数者则按杜定友氏汉字形位排列法，著录项目仅将类目换成著者，其余与分类同。此索引前期因篇幅不多，没有独立出书，故第1—4期合刊于《期刊索引》中，1934年5月31日起开始单行出版。

《期刊索引》与《日报索引》编制期间，对索引编纂方法进行了大量的尝试与改革。虽然这造成了短期内索引编制体制变动过于频繁，但在继承我国古代索引遗产与引进国外近代索引方法的开创时期，这种勇于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革新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这两种索引杂志出版后，在学界深受欢迎，得到普遍好评。1935年第129期《国立山东大学周刊》在《杂志介绍》一文中推介的第一种杂志即为《期刊索引》，“遍搜全国各种期刊目录，分门别类，编排有序，按月出版。实研究学术者之良好参考书，亦国内最有威权之索引刊物也”静君：《杂志介绍》，《国立山东大学周刊》1935年第129期。。1937年著名图书馆学家钱亚新先生曾在《图书展望》第二卷第三期上撰《期刊索引之检讨》一文，评介《期刊索引》，“我国期刊索引之定期专刊，当推此为首创。此于期刊之功用，既可表现后者之内容，同时亦可供学者检查及蒐集材料之工具，其对于学术之发展，自有莫大之价值”钱亚新：《期刊索引之检讨》，《图书展望》1937年第2卷第3期。。何多源先生在其著作《中文参考书指南》中也对《日报索引》赞誉有加，“近三年来，有中山文化教育馆所编印之日报索引出版，搜罗全国主要报纸尚多，编制亦颇完善，出版以来，从未愆期，对于研究近代历史，与其他学术者以绝大之利便……”何多源：《中文参考书指南》，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223页。鉴于《期刊索引》与《日报索引》乃是查阅20世纪30年代期刊、报纸资料的重要索引工具，国家图书馆于2013年将之整理影印出版，以利读者使用。

三、结 语

与民国时期其他众多民间学术机构不同，中山文化教育馆有着雄厚的官方背景，为它开展学术研究和文化出版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这一有利条件下，中山文化教育馆汇聚了一大批当时国内政、学两界之名流，策划、编辑出版了众多知名学术刊物、大型丛书和工具书，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在中国近代出版史、新闻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以《时事类编》为例，主编梅汝璈始终坚持忠实、客观地介绍世界各国最有价值的论著供国人参考的办刊宗旨，让不懂多种外文的一般国人能够藉此了解世界现势、国际问题以及学艺思潮等。《时事类编》聘请了精通英法德日俄等语言的专任编辑，如著名翻译家张仲实就是刊物的俄文编译。由于刊物质量精良，《时事类编》被时人赞誉为“在当前国内出版物中，是唯一的优良的供给研究国际问题资料的期刊了”屏群：《书报评介：介绍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两种期刊》，《众志月刊》1934年第1卷第6期。，其“销数之激增，更有一日千里之势，……每期销数由三千册而升至六千册，现六千册之数且已不敷供求矣”中山文化教育馆：《中山文化教育馆成立二周年新馆落成纪念刊》，中山文化教育馆1935年版，第49页。。抗战爆发后，《时事类编》改出特刊，宣传抗战，仍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特刊创刊号之受着出乎我们意外的欢迎……该号初出版三千册方才开始与首都人士相见的时候，不到两天工夫便已销售一空。不但后来者咸感向隅，而外埠读者函电订购及书店团体请求批发者更是纷来沓至，催索频繁。不到几天工夫，该期再版的八千册竟又销售一空了。然而读者的要求仍是有增无已，于是我们又不得不发行三版，乃至于四版。”梅汝璈：《时事类编之第七年》，《时事类编特刊》1939年第29期。中山文化教育馆的社会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中山文化教育馆在创办之初即郑重声明，办馆之目的乃为“罗致国内学者，潜心研究，以阐明中山先生之主义与学说，以树立文化之基础，以培养民族之生命，同时亦即以此为中山先生留文化上永远之纪念，俾与紫金山上庄严壮丽之中山陵同迈千古。……本馆创办之始意与目的，纯为致力于学术之研究，企图于民族文化尽一分推进之力，既不受实际政治之牵掣，尤不为任何关系所绊系……”中山文化教育馆筹备委员会编：《中山文化教育馆筹备委员会总报告》，中山文化教育馆筹备委员会1933年版，第8页。正是由于中山文化教育馆始终如一地秉持学术独立自由之宗旨与立场，不囿于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派别之争，大力聘请当时国内各个领域不同政治背景和学术见解的专家学者，以推进民族文化、发展中国学术为己任，既立足于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又与国际学术文化界相接轨，从而在学术文化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产生了广泛的国内外影响。其所创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时事类编》《天下月刊》等杂志，坚持以学术水平为用稿首选标准，兼容并包，百家纷采，铸就了刊物独特的学术价值，使得每种刊物都分别在各自领域内享有非常高的学术地位，受到当时文化界、学术界的广泛赏识。近年来，随着民国研究热潮的兴起，这些期刊也渐渐进入当代学界文人的视野，今天进行同类研究的学者们，开始逐渐利用这些杂志上的材料。如张军民《对接与冲突——三民主义在孙中山身后的流变（1925—1945）》（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林甘泉《吕振羽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4期）、陈峰《走向跨学科之路——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方法论意义》（《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1期）、李金铮《生态、地权与经营的合力：从冀中定县看近代华北平原乡村的雇佣关系》（《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2期）等诸多图书、论文都引用了《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中的若干文章，作为其论证之佐证。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山文化教育馆所创办刊物的恒久学术魅力。

〔作者万华英，重庆图书馆研究咨询中心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