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霖

吴军

吴军的每一本书几乎都能掀起人们对该领域的大讨论，一些观点与视角甚至成为该领域的参考。2007年，正在谷歌工作的吴军开始在谷歌黑板报（博客日志）上连载文章，分析互联网和通信界各大企业，之后整理成《浪潮之巅》《数学之美》。前者畅销数年，4次再版，豆瓣9分，后者获“文津图书奖”，广受热议。至今，他已出版10多本畅销书。

眼下，各地正迎来疫情下新的开学季。8月，吴军出版《给孩子的科技史》，读者是适龄儿童和学生。这是他首次出版童书，许多人好奇这是本什么样的科技书？这就要提到该书蓝本《全球科技通史》。

科技是一种可重复、可叠加的力量

上世紀90年代，吴军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计算机博士。当时，他天天推公式，成功改进一个算法，把计算速度提高了万倍，这后来成为机器学习领域的一个通行算法。在吴军心里，与艺术等领域不同，科技有一套方法，只要遵循方法就能在前人基础上实现进步。“科技的进步是可重复、可叠加的。”自那时起，吴军萌生想法：结合不同领域，呈现科技的重要性。这才有了2019年出版的《全球科技通史》。

这是吴军首次从科技视角串联历史，以“能量”和“信息”两条主线阐述人类文明的演进。可以这样理解：前者涉及能量和资源的处理，事物的运作几乎都需要能量，比如人的平均基础代谢率相当于一只白炽灯泡的能量;后者涉及信息的产生、解码、传输等。

吴军认为：“所有物质本质上都是能量。而能量如何组织、变化，留下什么痕迹，则是信息。”他如此概括科技的演进过程：一是能量利用效率越来越高，二是信息代替能量。例如，街上摄像头具有信息处理能力，能很快识别罪犯;如果不用摄像头，找数万人遍布角落也能办到，但要耗费巨大能量。“不同文明的竞争比的是哪个更擅长使用能量和信息;此外，文明越发达，信息的重要性会比能量更显著。”

这本书荣获“吴大猷科普著作奖”，入围“中国好书”，入选“文津图书奖”，一度引起人们对“能量”“信息”的解读与讨论。有几次，家长问吴军：“我也想让孩子读读这本书，可他读小学，能看得懂吗？”被问得多了，吴军决定，挑选书中重要事件与人物进行加工，出版一本专门给学生、小孩的科普书。

吴军告诉记者，《给孩子的科技史》最大特点是科普插画。一开始，插画师按书中内容画配图，吴军一看，人物长得很像，“插图目的是让小孩一看就知道在讲什么”，便和插画师讨论，得画出主要贡献：编排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时，在旁边画几何学图案;编排爱因斯坦时，搭配相对论方程……

蓝本《全球科技通史》带入了吴军的个人史观，也就是“能量”和“信息”，而《给孩子的科技史》更强调独立性。“给小孩子看的，更重要的是趣味性，就是能吸引他们阅读。而对于不同科技内容，不同孩子感兴趣的程度不一样，所以书的章节基本是独立的，家长想给孩子讲故事，随便翻开一章都可以。”

在吴军看来，通识教育目的之一是让孩子更了解世界如何运作，“而人类历史最精彩的部分是科技史，科技是理解世界的绝佳角度”。于是，我们的对谈延伸到两个方向：科技理念与科普教育。

《给孩子的科技史》通过插图和文字，能让人清晰了解到人类为了和野兽抗争，如何发明出武器;为了分享传递经验，如何发明语言和文字等知识。

如何避免“娱乐至死”

如今市面上以小孩子、学生为书写对象的图书大多是故事书，科技类童书很少。对吴军来说，《给孩子的科技史》是提升科学素养，进行通识教育的尝试。

《环球人物》：为孩子们挑选知识点时，标准是什么？为何这些精选人物/事件对他们很重要？

吴军：有两个层次。首先是挑知识点和重要发明和发现。比如，农药化肥。如今没有它，人类可能吃不饱肚子，但同时它也带来了污染，需要警惕和反思。其次，要选和小朋友上课相关的知识。现在上课时，老师很少提到某个定理是怎么提出的，就告诉你“是这么回事儿，你也别问了”。我想在书里多写写这些背景，让孩子们便于理解科技。

《环球人物》：您在《全球科技通史》提到：“近年来，全世界出现了一种科技虚无主义和反智的倾向，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娱乐至死的思潮，值得我们警惕和反思。”《给孩子的科技史》可否视为您反对“娱乐至死”、推崇科学的努力与尝试？

吴军：没错。举个例子，很多家长喜欢给孩子买保健品。中学的生物课上都会讲“蛋白质吃到肚子里分解成氨基酸后才能被人体吸收”，但很多广告直接说“里面含有某种蛋白质，对孩子很有好处”。这很不合理。如果你掌握生物常识，就不那么容易上当。

还有，明星的一举一动很容易就有上亿观看量，而科普视频的观看量有上百万就算很好了。而且，时不时出现质疑或挑战相对论、能量守恒、哥德巴赫猜想的声音，很有噱头。媒体也乐此不疲地报道。其实，媒体不该报道哗众取宠的论点，越报道，他们越来劲。当全民科学素养都提高了，自然就会忽视这些观点了。

毕达哥拉斯。

《环球人物》：关于“娱乐至死”，也有这样一种观点，就是传播媒介越便捷，就加速了“娱乐至死”。比如，以前是电报、电台，现在有了短视频、播客等，对泛娱乐的传播就更快了。

吴军：其实早些年我也和你有相似的想法，直到我看了奈飞去年出品的一部反映社交网络产品危害的纪录片《社交困境》（The Social Dilemma），今年获得7项艾美奖提名。制片人和导演杰夫？奥尔洛夫斯基采访脸书“点赞”按钮的发明人、全球最大的图片共享公司Pinterest的前总裁等人，他们觉得社交软件就像是“毒品”，近年来纷纷离职。这些工程师是半个产品经理加半个心理学家，设计出让你欲罢不能的功能：脸书的点赞是用户最喜欢的功能之一，短视频的“往下滑”让你沉迷于“刷”视频……

片中有句话我印象很深，“当一个产品免费，你就成了产品”。这些设计把你“训练”成机器，为产品创造流量，增加广告收入。社交产品本质是让你上瘾。根据研究，太频繁使用手机会干扰人的生活节奏，导致睡眠紊乱，更容易情绪低落、沮丧。

《环球人物》：照这么说，我们似乎很难抵抗“娱乐至死”或科技虚无主义。或者我们换个角度，如何抵御这种趋势？

吴军：我承认，很难。我曾对一群自制力较强的人做了小调查，他们手机里只有微信，用来通信，几乎没有其他APP，以减少干扰。

但总体上，只有某个现象给人们的生活造成明显的负面影响，大多数人活不下去时，才会意识到严重性。三四十年前我刚进入职场，很多人抽烟，你不抽烟，人家就劝你‘没事儿，来一根。后来，全社会意识到抽烟的危害，有了共识，就开始禁烟了。如今，你想要抽烟还得找个角落躲起来。

大多数情况下，觉悟的总是少部分人。

上图：《全球科技通史》。下图：《浪潮之巅》第四版。

“鸡娃”不如先“鸡”自己

2015年，吴军的大女儿吴梦华申上了麻省理工学院，开学前问吴军对她有什么期望。经过思考后，吴军给女儿写了一封信，里面提到“态度决定人生格局”。

《环球人物》：在教育这个议题上，您经常提到“格局”“境界”“见识”。在您眼中，有见识、有格局的父母是什么样的？

吴军：首先，他们相信教育是一辈子的事，“赢在起跑线”没有什么用。其次，不盲目跟从。我认为“缺乏远见”的一种表现是人家干嘛你就干嘛。前阵子《小舍得》热播，一位妈妈让小孩去上辅导班是因为孩子同学去补课了。其实，别人家孩子学得好，不等于你家孩子行，家长应该知道自己小孩适合什么。

我认为，中国教育对“完美分数”的追求限制了许多尖子生往上沖的高度和向外拓展的广度。比如，一个孩子花50%的力气考到95分，家长却要他多花50%的力气考到96分，仅为了一两分，目光就有点短浅了。最后，家长应该尝试成为“教育者”，进行引导，而不是让孩子成为试验品。

所以，与其“鸡娃，”不如“鸡”自己，把自己“鸡”得很厉害再去鞭策孩子。不能自己躺倒了，把压力都加在孩子身上。这不合适，也不公平。

《环球人物》：如果说教育是一辈子的事，那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吴军：我想提一下英国社会学家、教育家赫伯特？斯宾塞，他把进化论、“适者生存”的理念应用在社会学上，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大约150年前，他在《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文里提到教育应该为“完美生活”做准备。“完美生活”是什么样？这包括5类活动：直接有助于自我保全;获得生活必需品并间接有助于自我保全;抚养和教育子女;维持正常的社会和政治关系;满足兴趣、爱好和感情。完成这些活动分别需要5种知识，我把它们概括为：必要的知识（如直接谋生的技能）、间接的知识、为人父母的知识、作为社会公民的知识、锦上添花的知识。

现实情况是，几种知识常被忽略。比如一些父母只看重直接谋生、赚钱的技能，而忽略科学涵养、文学素养等间接知识。这就太急功近利了。养宠物不拴链子，给邻居造成危害，就不具备社会公民意识。但对不同知识的培养也要适当。比如锦上添花的兴趣爱好。现在出现了兴趣班“鄙视链”，一些父母会把特殊才艺视作“时尚”来攀比，比如学马术的鄙视学高尔夫的，学高尔夫的鄙视学击剑的……这就没必要了。

《环球人物》：您觉得理想的学习过程是什么样的？

吴军：我一直认为，学习肯定是辛苦的，但不应该是痛苦的。我有两个女儿，我为她们创造条件，但也相信学习只能靠她们自己。老大一开始在公立小学读书，管理比较放松，我给她转学到一家比较好的私立学校后，她学得有点费劲，但同学非常好学，她耳濡目染，有了学习动力，不懂就问，老师也非常nice地鼓励她。老二是学校球队的成员，每天打完球回到家都晚上8点了，还要做作业，但是她并不痛苦，学得很happy。如果太纠结于一两分或者名次，不断施压，孩子会觉得学习很痛苦，进而失去兴趣。

前阵子有个女孩子因为不堪父母的压力自杀了，当然这是极端个案，但也反映了一些东西。按理说父母爱孩子，但如果他们爱的是孩子前几名的成绩，这不是本末倒置吗？而且家长总说：“我这是为了你好。”我觉得，这在将来究竟对孩子好不好是一回事，但你毁掉了孩子的快乐童年，这已成事实。我觉得这个孩子就学得很痛苦。

《环球人物》：最近颁布“双减”，让教育回归校园，说明社会也意识到孩子负担过重的严重性。

吴军：“双减”确实很有必要，但需要想好把时间减下来以后要干什么。光减负，不太行。我读小学时，学校几乎不组织考试。但到了五年级，一考试，有人考零分，好几个同学的语文数学加起来只有十几分。所以考试少了，家长心里得有数。如果孩子拿这些时间无目的地玩耍，那还不如不减。

吴军曾受邀参加文化综艺《锵锵行天下》，在节目中为主持人等解说西方文明。

《环球人物》：所以还需要做适量的“加法”？您觉得可以从哪些方面努力？

吴军：首先是培养基础技能，就是注重通识教育，提升科学素养，过早的分流（比如分高中和职业高中、文理分科）不利于通识教育。在美国，学生的分流比较晚，小学中学按学区来划分，不用考试，没有太多升学压力。如果小孩对科学感兴趣，基本上就真的很感兴趣，不是被逼出来的。现在在国内，面向全社会的科学教育总体上还比较少。其实，在这个议题上，我们可以借鉴一些国外的科普经验。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会给小孩子、学生写科普书，比如宇宙基本模型提出者之一、物理学界泰斗史蒂文？温伯格，还有著名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乔治？伽莫夫，都写过科普书。

其次是培养核心素养，就是发现新知的理性方法。简单来说，要发现新知，首先要触碰世界，看到实际问题，然后理性地质疑它，再用一套科学方法验证它。

最后是分层培养。“分流”是直接不让你学A，“分层”是学A时根据你的兴趣程度让你学A1、A2、A3。有点像国外科普书的“分流”，一本科普书会出几个难度不同的版本，读者分别是没有任何科学背景的人、有点学科积累的人、内行人。

教育是一辈子的事，而科学教育越早越好。

吴军

人工智能专家，风险投资人，上海交通大学客座教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学院董事，曾在谷歌和腾讯担任高管，著有《浪潮之巅》《全球科技通史》《文明之光》等，曾获“文津图书奖”“中国好书”“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图书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