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专稿 槿川

2021年8月9日，一条新闻“空降”微博热搜，四川夹江庞坡洞丢失的10颗明代石刻佛头，在经历了4年“背井离乡”的流浪后，如今重回故里。失窃物得以回归，作案者得以伏法，这本是一件“平平无奇”的刑事案件，既已尘埃落定，不太可能“节外生枝”。但这条新闻引发了网友较大的关注以及讨论，不仅是因为文物被找回的喜悦，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偷盗者的作案动机。偷盗者团伙四人，除了三个本就有意进行偷盗的人外，剩下一个竟是由于太过痴迷盗墓小说而加入团伙之中，这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偷盗行为固然可恨，但若是因为痴迷盗墓小说而走上这条错误的路，就让人在谴责中多出了几分深思。

跨越千年的叹息

盗墓是违法的，如果稀里糊涂地为了满足刺激感而去盗墓则是可悲的。从上述事件本身来看，那个痴迷盗墓小说的人真的是为了利益而去盗墓吗？也不见得全是。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想“把理论付诸实践”的好奇心理。当然，对于盗墓者而言，这是极少数。说起盗墓，这一活动并不是近些年才发展起来的，其实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礼乐崩而盗掘起，有利益的地方就会伴随有偷盗的行为，这确实是不可避免的。而随着墓葬规格不断“升级换代”，盗墓成为了一部分人赖以生存的职业，甚至有了专门的名称和机构。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东汉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据说在三国时期，曹操为了补足军饷，特设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军职，专司盗墓取财，以贴补军饷。当然这一记载并不见得真实，但其从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盗墓这一活动已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在接下来的数百年间，许多古墓陵寝被盗掘破坏，甚至寺庙宅院中留藏的文物也屡遭毒手。盛世一小盗，乱世一大盗，靡然成风。尤其是各朝各代的帝陵，几乎没有完好无损的，盗洞不计其数。这些便是盗墓小说内容的来源，偷盗者为了获取钱财，对地上和地下的文物、遗迹均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坏，历史的痕迹变得面目全非，文物的故事变得千疮百孔，甚至在一次次的变迁中，我们丢失的不是某一时段的历史，而是人类的记忆。失去历史的眷顾，跨越千年的时光，徒留一声叹息。

“良禽择木而栖”

最近几年，盗墓题材的作品越发火热，占领了很大一部分市场，如《鬼吹灯》《盗墓笔记》等小说迅速攻占了人们休闲娱乐的高地，并延伸到电影、动漫、电视剧等各个领域，成为人们热衷的话题。2006年，盗墓小说一出现便吸引了众多读者粉丝，以天下霸唱的《鬼吹灯》为开端，到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再到后来《墓王之王》《墓诀》等小说的涌现，盗墓文学成形了。人们醉心于神奇怪谲的想象世界，同时也发出对中国古代墓葬以及其中所包含的风水、建筑等传统文化的慨叹。不得不说，这类作品成为爆款，激发了人们对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兴趣，带给了人们更多关于“地下世界”的认知，也使得考古这一长期冷门的行业在短时间内成为大众的聚焦点。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小说中对盗墓过程的描写和对人物的刻画，夹杂着虚幻荒诞的故事情节，却也为考古这一行业戴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以至于有些人把考古等同于盗墓，这为正确认识历史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更有甚者，就如前面所说，因好奇而参与盗墓团伙，直接导致了偷盗行为的产生。这不应是盗墓题材这一文化现象所带来的结果。实际上，盗墓文学最应该注重的是其中包含的传统文化的部分，一方面可以重塑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地位，另一方面，这种带有神秘性质的文化可以开拓国外市场，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途径。就如南派三叔本人所说：“盗墓文学可以代言中国文化，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但不能将文学当成历史，也不能借文学来美化盗墓活动。文学的作用在于给予大众正确的价值导向，给大众传播正确的价值观念，一切文学必须服务于大众。文学作品如若不能发挥其积极作用，那么文学作品原初的意义将不复存在。良禽择木而栖，面对尘封在土壤的文物，是选择保护还是破坏，无庸赘述。盗墓活动不能在文化误导下死灰复燃，历史，需要在伤痛中浴火重生。

文明不应失落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因盗墓小说而产生的犯罪行为并非只有一例。早在2009年，浙江省就发生了一起盗墓案，带有盗墓小说的影子。盗墓者何以进行盗墓，据犯罪分子所说，是从盗墓小说中学到了不少盗墓知识，并将其应用于实践。又在2020年，一位17岁的少年在网上结识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受邀一起去挖掘古墓，虽未得逞，却也让人不由得有些后怕。此外还有很多盗掘活动是受到了盗墓小说的启发。这让人难以置信，不得不去深思其中的问题。盗墓小说是在历史基础上的架空虚构，本不具有任何实际操作性，却没想到其中一些盗墓的方法技巧，反而成为了不法者犯罪的工具。盗墓小说并非只有坏的影响，有人受其蛊惑，也有人受其鼓舞。很多人是因为喜欢盗墓小说而了解并踏入考古这一行业的，这为考古事业引进了不少新鲜血液。从这个角度来看，盗墓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是促进了考古学发展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文物保护意识的提高，人们对考古活动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人们越来越觉得，五千年的文明不只书写在文字中，也不是只能用语言来表达，还内化于各种遗迹和文物，并且更具有真实性。当然，考古事业不能只依靠盗墓小说的热度活跃，还需要寻找更适合的路径。以利益和破坏为目的的偷盗行为只会阻碍文明的发展，在历史面前，没有人可以花言巧语，为自己的恶行粉饰。保护与修复，才是文明得以延续的基石。

救赎永不停息

盗墓小说本身或许并没有引人入歧途的意图，但其产生的危害却不得不令人深思。所以，为了不让这种好奇走进误区，就需要及时纠正人们的错误思想，把看似颇有趣味的盗墓活动当作反面教材。对于文物的保护，不应该只停留在表面，也不能只依靠警察和考古队伍。每个人都应该成为转动指针的力量，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历史记录的完整。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盗墓活动一直存在。虽然古代缺乏明确保护文物的意识，但并非没有任何行动。比如《淮南子》中写道：“发墓者诛，窃盗者刑。此执政之所司也。”也就是说在汉代，盗墓者一经发现就要被诛杀。唐代更是细化了盗墓行为的各级处罚。当然，这些举动在主观上并不是为了保护文物，而是为了避免对统治阶级的利益造成损害。这使得盗墓活动一度得到遏制。自近代引入考古学以来，中国对文物的科学性保护就一直没有停止。从殷墟甲骨文的发掘，到敦煌石窟的修复，再到秦始皇陵的“暂停营业”，这些行为无一不体现了人们文物保护意识的提高。

今年，唐代天龙山第八窟北壁佛龛主尊佛首，在近百年的异乡漂泊后终于回家；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保护性挖掘，探寻了夏商周时期的另一文明中心古蜀国的灿烂文明，印证了《尚书》《山海经》等古书中的一些记载。这不仅是历史的再现，更是中华文化的骄傲。这些都证明了文物并非盗墓者所能拥有，为我们树立了正确的文化价值导向。

这两年比较火的节目《国家宝藏》，就讲述了文物背后的故事，历史与现实交汇，赋予了文物新的时代价值，让文物不再是尘封的收藏。这一节目宣传了文物故事，普及了传统文化，也强化了历史观念。此外，还有近些年来流行起来的考古盲盒，也悄然渗透进人们的生活，促进了历史的大众化。文物只是回家，还远不是尽头。让盗墓小说与时代共鸣，扬长避短，让人们在思想上让文物回家，才是救赎的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