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亚

世间万物哪些能够入诗，哪些不能够入诗，虽然从来没有谁做过明确的界定，可是在诗人们的“常识”中，它们仍然是有诗性和非诗性之分的。所以，内心蛰伏着传统诗歌稔熟记忆的读者，面对着组诗《从生命如花中寻找一个理由》里茶花、兰花、万寿菊、雏菊、大丽花、美人蕉、紫薇、紫花地丁、紫草、莴笋、菠萝、芜菁、巴西风铃木等组构成的“植物世界”时，也许会滋生出一种疑惑：自《诗经》之“风”以来，植物即进入了中国诗歌的空间，只是它一直居于象喻之物的地位，在咏物诗之外几乎没有发展成自为的主体，至新诗时期这个事实依然；而作为新世纪诗坛的一线诗人，有着相当理论自觉的臧棣，为什么不再走曾经的典雅与唯美的纯粹路线，也不满足于以“非诗”形式拓展经验的边界；却去“拈花惹草”，在人们熟视无睹的植物存在和语汇之间营构自己的诗学领域呢？

从臧棣接受访谈时说的一段话中，读者可能会捕捉到诗人一些隐秘的心灵信息。他说自己大量写作“协会”诗就是想借“协会”的官方、正式与权力化之名，为身边那些平凡细小、偶然易逝的事物说话，“伸张它们的生命主权”①。臧棣在东瀛盘桓时日不短，不知他是否受到过日本“种族记忆”中淡泊平易而纤细的审美趣味影响，但他对微小易逝事物的“情有独钟”，倒吻合了日本民族对于越是短暂、细小的事物往往越带有纯粹美感的意识。在诗里，臧棣从来不居高临下，粗暴地将诸多植物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