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友杨荣昌病故多年，我时常会在心中怀念，却一直没有动笔为他写上一篇文章，心怀歉意，是因为觉得这文章难写。

首先因为他不是什么高官富商、大家名士。二是因为他为人低调，从病重到离世都让家人隐瞒，不让人去看，所以我对他后期的事不甚了了。三是我对自己看重且喜爱的人心怀敬意，怕写不好玷污其形象。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觉得这一切都不重要了，我必须将自己眼里心中的好友用文字呈现记录，因此提笔书写。

杨荣昌其实是早年活跃于文坛，中年活跃于教坛、讲坛的名士、名嘴，不过世事变更太快，如今已为陈迹，甚至没留下多少痕迹，许多人几乎已不知道他。我对此有些无言，只能感慨时光无情、人世无情，它几乎埋没了一个不该被遗忘的人。

我与荣昌的认识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时我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社会科学》杂志的编辑。他的一篇谈文艺评论家心理素质、知识结构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张力四射、思路清晰的表述加上遒劲工整的钢笔字吸引了我，因此我乐意推荐这篇文章刊登，并乐意结识他。他很快就成为一位让我内心重视的好朋友。荣昌思维敏捷、写作勤奋，他的文章仿佛泉水奔涌，创作数量多而速度快，大大超过我，令人惊讶。我是科研人员、专职编辑，他是大学教师业余写作，我俩同龄，但我写不过他，这令我惭愧。荣昌初期的文章，见识新颖、生气勃勃，虽有不够精致需要打磨的问题，但他进步极快，不知不觉间就克服了自己的问题，变得让我难挑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