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 浩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徐汇 200234）

引言

马林诺夫斯基之前，民族志的基础是已有之记载、道听途说之流言、口口相传之叙述以及研究者想象力的发挥，此时的人类学家被称为“扶手椅上的人类学者”。马林诺夫斯基在历史的偶然中于1914 年到达了特罗布里恩德群岛，这标志着人类学开始走出书斋，从参与观察中获取新知，以实际情况表达观点。可以说，“民族志的权威地位是由坚持科学主义的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确立起来的”。［1］“从19 世纪末人类学家走出书斋进行实地田野作业以来,选择一个特定的田野地点就成为人类学家田野工作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环”。［2］在田野实践中，研究者在田野地点生活，能够对田野对象有更为透彻的把握，这就促使民族志科学化，并为后来的“民族志写文化”开辟了道路。

一、民族志的内涵

有学者从词源方面去理解“民族志”的基本含义，张小军认为“‘文化群之志’是我们讲的‘民族志’的一个更真实的含义”。［3］这种解释符合文化人类学对“人”及其生存空间所存在的各种意义载体的描述与研究，即将田野点看作是文化意义异化的场域。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以“他我”的身份去感受“他者”，将“自我”异化为“他我”开展研究，并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以笔记、日记、影像、照片等方式加以记载，即其研究结果要体现在某种形式的文本中［4］。也有学者从历史传统、文明习惯的角度，认为“历史上我们的老祖先就用‘志’这种体例分门别类记录某一区域的风土人情、地貌物产等等”［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