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作为一个陌生人社会，存在着不少隐蔽而冷漠的窥视行为。在鲁敏《取景器》中，主人公通过窥探隐私，获得了审视的权力与释放欲望的视觉快感。尽管这种窥视行为是相互的，但是由于双方窥视力量的不均等，被窥视者一方面被固化在被窥视的位置之中，另一方面，其也在窥视另一个观察对象。都市人的窥视是人们在狭窄空间的自我保护，也是陌生人社会中人们身患“失语症”的结果。

城市里有无数双“眼睛”，静静地注视着来来往往的人们。这些“眼睛”或是在大街小巷的监控里，或是在摄影师的相机中，或是在来来往往的人们的眼睛里。这些“眼睛”有两个共同的特征：一是这种“看”时刻存在，二是这种“看”不想也不易被发现，就像是一种窥视。

窥视的窥，一是指从小孔或缝隙里看，二是指暗中察看。因而，窥字既可以表现出都市人之间的看，又能具体地表现出看的隐蔽特征。这些窥视有许多类型，或是为求自保的观测窥算，或是以示权威的审视窥探，或是享受快感的非法偷窥，或是冷漠相对的旁观窥视……

在目前的研究中，学界主要关注的是两性之间的窥视，例如，男性对女性的观看，反之，女性对男性的观看等。如果把窥视放置在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窥视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与鲁迅笔下乡土社会的看与被看不同，都市人的窥视不是热闹的，而更具有隐蔽和冷漠的特征。

窥视是鲁敏都市书写的重要关键词，窥视书写在她的《取景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本文通过文本细读，分析《取景器》中几个重要人物的窥视行为，以期对都市人精神进行审视与反思。

一、非法偷窥的快感

《取景器》主要讲述了“我”与麻木机械的妻子、充满热情与个性的女摄影师唐冠之间的感情纠葛。妻子擅长的是编织传统衣物。“我”穿上她精心制作的手工毛衣，她获得了贤惠的名声，“我”却没有感到幸福。不同的是，唐冠擅长的是更具科技感和现代感的摄影。她不停地用取景器记录“我”的举动，甚至是身体。“我”没有不悦，反而因为身体的解放而感到快乐。一个编织毛衣，包裹身体;一个脱掉衣服，解开束缚。猛然一看，小说中的妻子与唐冠分别象征着传统与反叛，“我”被压抑已久，因而被唐冠吸引。可这样便很难解释最后“我”与妻子的和解，因而只是把妻子与唐冠理解为时代传统与自由反叛精神的象征还不够贴切。小说中大量的“观察”“窥视”“审视”等表示看的词语也许才是探索文本秘密的钥匙。

“我”与唐冠的第一次见面，吸引“我”的不是唐冠外貌身材或者职业能力，而是她窥探秘密的拍摄手法——她喜欢抓拍对方发窘后瞬间松弛的表情。当被拍摄对象还在为刚刚化解尴尬而沾沾自喜时，唐冠用取景器窥探并记录对方不愿公之于众的秘密。对此，“我”竟然没有感到怪异，反倒感到有异端在肆意伸展。这种异端是“我”内心深处的窥视欲，而唐冠手里的取景器恰巧能释放“我”被压抑的欲望。这也是为什么“我”在看到唐冠镜头中充满了死亡、凌乱、丑陋的画面时“激动万分”，大呼“难道世界上真的有一双和我一模一样的眼睛”。显然，“我”通过这些照片发现了隐藏于镜头背后的那双窥探秘密的眼睛。“我”与唐冠拍下肢、拍鞋子、拍垃圾、拍窗口，为发现人们隐秘的丑陋和不堪的生活而高兴。唐冠的取景器把“我”与她的窥视欲包装了起来，满足了“我”与她视觉上的快感，合理化了“我”与她窥探隐私的欲望。

小说中，“我”被唐冠的取景器所代表的窥探力量所吸引。因为这种直接的视觉冲击让“我”获得了观察的权利，使得“我”借着那些被丑化的一切，站在审视观察对象的道德高地，形成虚假的自我认同。唐冠的取景器能猎取到的是世界中被放大的一切、被丑化的一切。窥探被丑化的观察对象让“我”占领了道德的高地。“我”能用取景器的“目光”获得审判的尊严。取景器拍摄的画面越是私密与丑陋，“我”越可以借着观察对象的丑陋衬出自身的价值。

弗洛伊德曾把窥视欲望称为“视觉利比多”，指出这是一种本能的欲望，一旦这种本能被压制，就会转化为看与被看的视觉方式。取景器赋予“我”与唐冠一个可作为参照物的外界，通过这样的视觉方式，“我”与唐冠获得了观看的快感，不仅满足了好奇心和深层次的窥探欲望，还能够让“我”沉浸在自我認同之中。

在此之前，“我”是一个与寂寞殊死搏斗之人，和唐冠在一起后，我的抑郁症和失眠症都大大好转，变得可亲起来。正是这种窥视为“我”提供了一个释放欲望的通道。窥视让“我”充当了主动的观看者，以强烈的视觉快感和审判之权治好了“我”的抑郁症。

二、互相窥探的怪圈

与一般的观看不同，窥视是不易被发现的、未得到允许的行为，所以，对于被窥视者来说，窥视是一种对其身心私密的侵犯，大多数人都并不愿意被窥视。

从一定程度上来讲，窥视关系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被窥视者不是一直被动地成为观察对象，窥视与被窥视之间的关系在不断变化着。当“我”享受窥视带来的快感时，下一刻，“我”也在被窥视，成了唐冠的观察对象：“在我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她突然按下快门，连续地拍起来。我下意识地躲闪，并且嘟囔着抗议，她不加理睬，反倒更加无情地追踪起我尴尬的表情。”

自此开始，摄影师唐冠对“我”和“我”身边人的窥视便开始了。“我”感觉“被一个镜头盯着，很不自在”。“我”担心取景器猎取“我”不具美感的一面，更担心处于被“审判”的位置，所以“我”慌忙躲闪，觉得自己“像一个被逼到墙角的犯人”。唐冠没有理睬“我”的不自在，反倒更无情地追踪，因为她要成为窥视者、捕食者、审判者。唐冠冷漠地观看“我”的不堪，快速、连续地追踪，像一个无比饥渴只为独自果腹的捕食者。唐冠的“脱掉你的衣服”让“我”由窥视者变成了被窥视者，“一个人衣衫整齐，而另一个，裸体，失去任何伪饰与披挂，成为观察与评判的对象”。

但是，“我”不甘心成为被窥视的对象，于是“我”也窥视着唐冠：“我安之若素，甚至尽可能地通过取景器凝视她的脸庞。这深情的凝视，像是单相思，我看不到她的瞳孔，而她，却可以无限放大我的眼神。”

“我”深情地凝视着隐藏于取景器背后的唐冠，借此进行反向窥视，重新确认自己的价值，但是获得的是一种虚假的自我认同。“我”自以为自己的目光“深情”，事实上唐冠猎取的只是“我”的笨拙和渺小。“我”其實和那些被偷窥的人一样，被无限丑化和放大，在丑化一切的镜头语言下都“失语”了。手中握有取景器的唐冠并不会因为“我”的凝视而有所改变。面对“我”的反向窥视，唐冠在镜头中征服“我”、形塑“我”，她冷漠地放大“我”的弱点，甚至为窥见这些私密而感到得意。

唐冠冲洗出来“我”的照片，这些照片都是俯拍的角度，一如“我”臣服于唐冠的取景器。唐冠并没有因为“我”的反向窥视而停止自己的侵犯，她开始窥视“我”的儿女，甚至未经允许偷偷跟踪拍摄“我”和“我”的妻子。然而，每当“我”被窥视时，“我”都不曾反抗，甚至为自己能够在唐冠的镜头中而感到心潮澎湃。

“我”用暧昧的情感掩盖了唐冠的窥视欲和征服欲，最终只能被拥有更多窥视资本的人单向控制。既然“我”与唐冠的关系无法改变，被唐冠的窥视控制的“我”只能转向窥视“我”的妻子。从表面上看，互相窥视是“我”与唐冠的窥视者与被窥视者身份的转换，实际上，由于双方窥视力量的不同，最终，“我”被窥视的地位不断被固化。被窥视的一方或是麻木接受，或是窥视下一个人，互相窥视便在这样的怪圈中传递开来。

窥视双方的位置更是固化，人与人之间的窥视越来越畸形，每个人都无法逃脱被窥视的怪圈，也无法逃离成为下一个审判他人的窥视者。

三、都市人的失语

“我”和唐冠之所以无比依恋取景器的窥视力量，是因为在逼仄的生存空间下，这是缓解都市人失语症的选择。小说中关于唐冠身世背景的描写少之又少，但是对于唐冠的摄影描写却花费了大量的笔墨。

小说中有个细节，唐冠告诉“我”，她迷上摄影之前，其实“一度成了结巴，总也说不出完整的话”。与之相近的是，在遇到唐冠之前，“我”正在与寂寞虚无搏斗，“我”非常厌烦喝酒、玩乐时的“说笑之辞，酒肉之辞”，甚至很想删除毫无质量的日常对话。而“我”的妻子沉迷于织毛衣，与“我”几乎没有沟通。

可以看出，“我”、“我”的妻子、唐冠有个重要的共同点——有着非常严重的表达焦虑甚至是表达障碍，患上了都市人的暗疾之一——失语症。唐冠第一次给“我”详细介绍的一组照片是陌生人的背影，每个人的背影都不尽相同，但是最大的共同点是这些陌生人总在拒绝任何可能的沟通。

都市作为陌生人的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并不牢靠，人们想要沟通却无从倾诉，想要陪伴却无从表达。城市逼仄的生活空间有时不仅仅是拥挤不堪的房屋、弱肉强食的竞争或者身体欲望的压抑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也是重要原因。当窥视代替言语成为习惯，就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失语的人们用窥视来释放欲望，互相窥视的人们陷入了更深的失语境地。

小说的结局让读者看到了窥视的两面性。多年来，“我”与妻子一直处于心照不宣式的失语状态，最后被唐冠用偷窥的取景器打破了。在此之前，“我”其实一直都在观察妻子，或是婚礼上妻子朗诵时脸上的一抹红晕，或是午夜妻子背向自己的身子，或是拆卸毛衣的一针一线……但是“我”无动于衷，“我”总是抽离其中去审判，冷眼窥视妻子。

唐冠以最长、最深的取景器记录下“我”的妻子为家庭所作的贡献，让“我”重新窥见妻子的付出。这些照片与唐冠以往拍摄的表现人性丑陋的照片截然不同，在偷窥“我”的妻子时偶然窥见美好，因而“我”惭愧，不是惭愧于自己的不忠，而是忏悔自己的冷漠。小说最后，“我”终于“挤”出一句简短的肺腑之言，妻子哭了。一个“挤”字既是“我”一贯的失语症所致，却也是“我”主动打破冷漠、选择沟通的结果。文末结局的转折，作者还是为读者留下了人性的美好。窥视所引发的心结终于被窥视所解。

窥视本身是个行为，但是窥见何物却因人而异。冷漠的窥视会让人落入视觉快感的陷阱，也会带来都市人互相观看的冷气，但带着共情的窥视也许能够改变都市人孤独失语的精神状态。

（华南师范大学）

作者简介：陈美霖（1997-），女，广东湛江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