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瑛

1922年6月，从江苏农村来到上海一家丝厂当女工、连正经名字都没有的17岁的“九姑娘”发现，那个看起来跟厂里的普通女工差不多，但一头短发却又明显与周围女工不同的外来女子，已经是第三次到厂子里来了。6月的天气已经热起来了，女工们坐在煮丝锅旁，紧张地操作着运转如飞的丝车，全身都被汗水湿透了。“九姑娘”看到那个外来女子居然就守在丝锅旁，目不转睛地仔细观察着女工操作，背上很快印出汗水的痕迹。

“九姑娘”知道，每到午餐时间，那个外来女子就会花钱去打一份跟女工一样的饭菜，跟女工们坐在一起吃饭聊天。这一次，“九姑娘”也凑了过去。她听到周围的女工有称呼外来女子“警予先生”的，有称呼“警予”的。“九姑娘”虽然没念过书，但听到这里就明白了，“警予先生”是一个读书人。吃完了饭正跟周围熟悉的女工谈话的“警予先生”，在“九姑娘”又一次抬眼看她的时候，笑着向“九姑娘”招了招手让她过去。“警予先生”极温和地问她叫什么名字，多大了，来工厂多久了。“警予先生”口音与当地人有些不同，但说话速度慢咬字又清晰，听起来倒是不难懂。得知她叫“九姑娘”，“警予先生”笑着跟她说：“你叫九姑娘啊，我叫向警予，我在家里也是排行老九嘞。”“九姑娘”立刻觉得自己跟向警予的距离拉近了。

向警予又问她的情况时，“九姑娘”就竹筒倒豆子一股脑全说了：“我是包身工，去年从江苏乡下来的，每个月的工钱都要交给包工老板，要交3年才能交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