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良

咸丰初年，体仁阁大学士、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事务大臣叶名琛，手中捏着两枚棋子：一、朝廷进出口贸易关税;二、广东、广西两省丰厚财税。叶名琛一举一动，既关乎大清棋“局”，也影响世界走向。

此时，在叶名琛的眼中，“世界”的全部在“我大清”。其他考量，还进不了大清决策层的视野。也难怪，1835年（道光十五年），26岁科举入翰林院的叶名琛，1838年外放陕西兴安知府，到1847年转任广东巡抚，不到十年就升任省级大员。出现这种情况，一是能力超强，一是朝廷嫡系。叶名琛无疑属于前者。

在广州巡抚任上，1849年，英夷按《南京条约》规定，提出英国贸易人员及其家属，要到包括广州在内的五口通商城市，自由贸易和生活居住。对此，叶名琛旗帜鲜明，拒绝英国人入城请求。并组织10万团勇，准备武力相抗。英国人最终搁置了入城提议。为此，叶名琛赢得道光一等男爵诏封。

事实上，叶名琛的强硬，就是用“我大清”的规则，去处理对外贸易有关事务。按理说，《南京条约》最屈辱和最不合理部分，应该是“割地赔款”。割地，意味着主权被践踏;赔款，说明违背了国际贸易规则。而英国贸易人员及其家属，进入五口通商城市居住之条款，与前者相比，简直渺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在叶名琛看来，主权与规则这等“小事”，无法与“华洋”杂居这等“大事”相提并论。

何以如此？原因是从咸丰到朝堂上大员，从没把《南京条约》当回事。甚至，《南京条约》的签订，也是为了缓解当时的窘境，并没有把它当成约束双方贸易行为必须践行的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