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

从两位作家的遭遇说起

问：这些年在中国采访了不少人，包括你，也阅读了一些中国对外宣传的读物，感觉你们很介意外国人能不能读懂中国。

答：任何国家都希望别人读懂自己。我们感觉，某些国际舆论的议论和判断，不像真实的中国。

读不懂，多半是因为一些人把他们接受的“理论”，转化成了阅读中国时，难以割舍的立场，形成先入为主的判断。因此，站在什么立场来阅读，还真是很重要。

问：解释一下你说的阅读“立场”。

答：先说前几年两位中国作家，分别在西方舆论界的真实遭遇。

科幻作家刘慈欣，因为出版有长篇小说《三体》三部曲，在2015年获得世界科幻大会颁发的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2018年10月，德国《时代周报》记者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采访刘慈欣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于是评论说：

现在我们看清楚了，刘慈欣不过是个畅销书作家而已，而不是个政治思想者，你不能期待他在德国酒店大堂里向德国媒体表达什么对中国政府的异议，如果他这样做就太蠢了，因为中国政府正在把他包装成文学界的明星，中国官方的喉舌如《人民日报》把刘慈欣描绘成“像凤凰的羽毛一样稀少的那类作家”。在官方宣传的包装下，他可以在作品中书写一些科幻性的，饱含人类命运忧患意识的太空站科学家，但我们要再次强调：刘慈欣根本不是一个社会批判者，也不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无独有偶。有个专门写悬疑小说的作家，叫麦家，他的作品《解密》《暗算》改编成电视剧后，被称为中国的“谍战剧之父”。美国的FSG这类作家们很推崇的出版社，也出版过他的作品，发行量不错。2019年9月20日，麦家在《环球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记述他在德国参加一次文学活动期间的有趣遭遇：

有一名德国媒体的记者来采访我。我看了采访提纲，一共11个问题，没有一个是文学问题，全都是政治问题。我问他：你来采访我，是把我当成一个作家还是政治人士？对方说，作家也是政治人士。我告诉他：第一，这不是我想象中客观平等交流的采访报道。第二，这些问题很幼稚，我不接受这种幼稚的采访。那名记者说，如果你不接受采访，这本身就是一种采访，这是一种怯懦或者惧怕压力。我告诉他，我根本没有压力，我是担心你不理解我的意思。比如提纲中有一个问题，可以说是非常恶毒的：是不是共产党安排你去当一个作家？我告诉他：不是，据我了解，共产党没有安排哪一个人去当作家。我一一回答并向他解釋了这11个问题。在采访过程中，他的态度渐渐有了变化，他慢慢地理解了我甚至对中国也有了更多理解。他最后还总结了一句话：“我发现，当要谈论中国的时候，还是应该跟中国人来谈论。”

两位媒体记者的提问和评论，有种让中国人感觉怪异的逻辑：作家必须是“政治人士”，在中国，似乎连谁去当作家，都可能是由政府决定和安排的;如果不表达“对政府的异议”，不接受采访，正说明作家们时时处处受到压制，中国没有言论自由。

这样的推论，出自采访前就已经“固化”的立场和观点。比较起来，采访麦家的那位记者似乎可爱一些，在了解一些信息后，觉得了解中国，“还是应该跟中国人来谈论”。

问：看来，了解了一些信息后，也是可以逐步读懂的。

答：有两句古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中国是一道“山岭”，还是一座“山峰”，这是观点;“横看”还是“侧看”，就是立场。

观点是由立场决定的。对同一件事，理解还是不理解，是意料之内还是意想不到，通常情况下有两个原因：掌握信息有差异，根本立场有不同。不了解某件事的全貌和本质，有可能对它的发展轨迹和结果会感到意外;既不了解那件事的全貌和本质，又有先入为主的立场，那么，真相带给他的意外，就会更大。

在政治家的决策中，我们甚至还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对某件事情，即使两个政治家掌握的信息完全一样，他们仍有可能做出不同的判断和选择。这就是立场。

当然，也有人会把“立场”当作“预见”和“希望”来坚守。

有个叫章家敦的美籍华人，2000年出版一本《中国即将崩溃》，还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他预言，中国5年就会崩溃。2002年，他一看还没有崩溃的迹象，于是在香港的一次演讲中说，把崩溃的时间推迟到2010年。结果，正是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越当时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日本。

20年过去了，中国还没有崩溃，章家敦的认知，也没有改变。或许，固化的立场，已经使这类读者不需要认真阅读中国了。

问：我还是觉得，了解信息是很重要的。执政德国多年至今还在台上的总理默克尔女士，曾经12次访问中国，而且习惯上是访问北京后总要到别的城市走一走看一看。2019年9月，她在武汉说：“尽管我们的制度完全不同，但我必须说，中国正在做很多建设性工作，以便让民众从较为贫穷的生活水平进入中产阶层。”她还说：“我们当然拥有不同的政治观点，这根本不是问题。”

答：了解信息确实重要。默克尔总理的阅读方式说明，即使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问题，只要不偏执和傲慢，也会得出比较理性和客观的结论。政治观点不同，立场不同，并不会妨碍人们去认真了解自己不太熟悉的国家和人民。

当然，掌握信息，阅读中国，也有个方法和角度的问题。

担任过法国政府总理的拉法兰先生，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到访中国100多次，他把了解到的信息和自己的判断，写进《中国广角》《一带一路规划大事件》和2019年出版的《中国悖论》。2001年我在法国采访他的时候，他曾签名送给我一本他写的关于朱镕基（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书。他的阅读方式，是频繁和持续的观察，看大局和走势。

拉法兰的《中国悖论》称，对许多欧洲人来说，中国是一大威胁，这是由于欧洲对这个复杂又看似自相矛盾的东方国家缺乏了解。定义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从不同角度可得出不同结论。“中国拥有集权的政体，但地方政府也拥有很大权力;中国污染问题十分严重但同时是世界清洁能源领域的领军者;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收入仅排第82位，在智利和保加利亚之后。”“因此，在这个复杂的国家，每当我庆幸自己对中国的认识又进了一步时，却在接下来的几小时内看到相反的一面。”

看来，要义在看中国的全局和走向，看成长和发展，看内部复杂甚至矛盾的故事。基本观点应该来自基本事实，而不是个别事实。从个别事实中可以推导出自己想要的结论，但这样的结论常常是不可靠的。

拉法兰是否读懂了中国，见仁见智;他的阅读立场和方法，却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中国人并不认为自己国家一切都好，不介意别人定义成一个复杂甚至矛盾的国家。

为什么会“横看成岭侧成峰”

问：要读懂一个曾经陌生，现在也不算太了解的国家，即使拥有足够信息，甚至转换立场，也难实现。因为各国都有自己的利益所在，还受着其文明和价值观的支配。

答：确实。阅读中国，为什么会有不同立场？秘密在于阅读者的利益需求和价值观支配。

中西方虽然有利益分歧，但毕竟存在不小的“利益汇合点”。如果有寻求和扩大“利益汇合点”的想法，阅读中国，无论是“横看成岭”还是“侧看成峰”，各种观点都是可以讨论的。

现在的问题是，许多关于中国发展起来后一定会对世界形成威胁的言论，靠的是将来一定会怎么怎么样的假设，也没有拿出中国在历史或现实中，确实给别人带来伤害的证据。看起来，这属于被“假设”的利益驱动，导致不负责任的“误读”。

问：按西方的历史逻辑，每一个大国的崛起，总会不断拓展延伸它的利益边界，担心中国的发展导致自身利益受损，是可以理解的。

答：中国的发展，引发别人担心，虽属人之常情，但毕竟不宜把“担心”作为阅读的出发点。

拉法兰出版《中国悖论》后，法国电视台《政治节目》的主持人问他：“您的描述让人觉得中国人都是爱好和平与对话的‘天使，他们被误解了。然而中国深入投资非洲、收购欧洲港口等做法不正是中国的‘侵略性扩张吗？”

拉法兰以他的方式回答说：“中国当然要谋求发展，要保障自身利益。您能找到一个不寻求维护自身利益的国家吗？中国在历史上从来不是好战者，中国参与战争是因为先被侵犯。中国人发现非洲比欧洲人早，但从未殖民非洲。中国也从未主张扩张主义、军事帝国主义等。所以，恐惧中国才是最糟糕的事。”

是不是有些奇怪？如果把投资非洲、收购欧洲港口这类正常的商业活动，视为“‘侵略性扩张”，那又该怎样解释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比比皆是的“深入投資”呢？又该怎样解释欧美国家的企业和资本，在中国市场的许多收购之举呢？没来由的不合常理的利益“担心”，难免生出没来由不合常理的误读。

把中国当朋友，不一定成为盟友，但肯定不会成为敌人。中国发展向世界的延伸风格，从来是竞争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如果把中国当敌人，很可能就真的在自己的想象世界里创造出一个“敌人”，往现实世界看去，满眼都会是这个“敌人”的影子。

中国有个成语，叫“邻人疑斧”。一些人阅读中国，是不是有些像这个以为丢失斧头的“邻居”呢？

问：现在说说影响读懂中国的价值观。

答：我的感觉是，现在的西方政坛、媒体及智库的骨干，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他们认识和判断事物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和经历过二战的老一代人，已经有明显区别。

因为有二战的伤痛，老一代人在看待异己的事物时，通常是“求同”先于“存异”，“竞争”多于“硬撞”，搞好自己的事重于干预别人的国，寻找盟友多于树立敌人。这就是美苏冷战几十年，终究没有演变成世界性“热战”的原因。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在千钧一发之际，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也能够相互妥协。

西方今天的某些精英，多少改变了先辈们的处事方式。维护自身利益和价值观，更倾向于“零和”博弈，重“存异”轻“求同”。如何“存异”，如何“求同”，也偏于实用主义。这就导致价值标准不确定，有时候甚至自相矛盾。在阅读中国的时候，容易采用两套价值标准，对中国一套，对自己一套。结果是出现“先天性误读”。

比如，关于中国的制度体系和治国理政方式，表面上是西方关注的焦点，实际上可能是一个盲点。因为对己对人是两套价值观，虽然在关注，但难免是雾里看花，最终看到的只是自己愿意看到的。

价值观支配的阅读，自然会预设前提和标准，容易形成这样一种阅读逻辑：中国虽然也在现代化过程中，但采用的制度，拥有的文明，实现发展的道路，和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不一样，不符合西方的价值准则，是个异类。所以，我们不信任你，要质疑你。

问：这个指控可能很严重，能举个例子吗？

答：2019年，香港黑衣暴徒冲进香港立法会机构，美国政治家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021年，特朗普拥护者冲进美国国会大楼，还是这位政治家，又说是“对民主的无耻攻击”。

同样一座山，横看，是绵延的山岭;侧看，它变成了孤立的山峰。

问：看来，这里面会有很多故事。

答：有张传播很广的照片，貌似一名香港警察躲在墙角打冷枪。看起来好像是这么回事，“有图有真相”。但“真相”被不久公布的同一位置的俯拍全景的照片揭穿：一个警察在孤零零地执行公务，周围挤满了100多个记者，所有的镜头都对准这个警察，就是没有一个对准前方的暴徒。人们只看见自己想要看到的东西，而作为记者，只报道自己想要报道的东西，就有些黑色幽默的感觉了。

合法的游行集会参与者，一般都不会故意隐瞒身份，或者把自己的脸蒙起来不让别人看见。否则，会容易滋生犯罪意图，放纵犯罪行为。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有禁止蒙面的法律，美国早在1845年就制定了禁止蒙面的法律，最严厉的是加拿大，违反“禁蒙面法”的人最高可处10年监禁。中国香港特区政府2019年制定《禁止蒙面规例》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却告诉香港特区政府，不得通过这部法律，而且语带威胁。

我感觉，“阅读”中国，如此使用双重价值标准，如果诚实，内心应该会有纠结和不安，因为它伤害了民主自由的崇高含义。

中国人的耐心和信心

问：面对西方的舆论氛围，中国人是不是感到委屈？

答：无所谓“委屈”。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在国际舆论上的主動权，还没有上来。西强东弱、西强中弱的舆论格局，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难以改变。

早些年就流传一种说法，近代以后，中国似乎注定要经历三个阶段，挨打——挨饿——挨骂。为摆脱第一种处境，中国人搞革命，经历了一个世纪（1840年到1949年），建立新中国，不再挨打;为摆脱第二种处境，中国人搞建设，搞改革开放，通过持续发展，用了70年左右的时间（1949年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绝对贫困，不再挨饿;目前，中国处在力求摆脱第三种处境的情况。对此，中国人有心理准备，有历史的耐心。

问：什么样的心理准备？

答：就是不指望短时间内能够化解“挨骂”状态。关键是要办好国内的事情。办好自己的事，一是要切实改进和完善一些不足的地方，包括“骂”者们指出的一些确实应该纠正的问题。二是要稳定发展，不出大的乱子，对外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让历史来证明，中国的进步是不可遏制的，中国的发展是对世界有好处的。到一定时候，那些有意“误读”的人，心态和想法自然会出现变化，无端挨“骂”的情况会少一些。

问：如此漫长的历史安排，真的是有历史的耐心。中国太复杂，因为从头到脚似乎都长着让西方感觉陌生甚至隔膜的样貌，还有一股很自信的“精气神”。这样的国家形象，似乎又增加了读懂的难度。

答：其实，中国人有时候也需要读懂自己。

问：你认为中国人读懂自己也是件难事？

答：起码是件不容易的事。讲述中国，有两种现象值得注意。

一种是“妄自尊大”。以为自己样样都了不起，不大愿意谈不足和缺点，包括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挑战。实际上，多年的持续发展，把中国带到了一个没有先例可循的位置。“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这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晚年的一个预见。今天的中国，需要有忧患意识。

一种是“妄自菲薄”。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几代人的持续努力，面貌和过去大不一样。就像一个人，个子长高了，穿在身上的旧衣服显得很小，如果他对人说：看，我穿的还是小孩衣服，还没有长大呢！这就是妄自菲薄，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实际上，别人看着你鼓鼓囊囊的身体，不仅不相信你说的，还觉得你很不诚实，显得滑稽。

知识界在争论邓小平提的“韬光养晦”需不需要继续坚持。如果这个概念指的是不称霸，不自以为是，不说大话，不干预别国内政，不在世界上当老大，不惹事不生事，不动摇办好国内事情的战略定力，那么，是应该继续坚持的。

如果把“韬光养晦”理解为故意矮化自己，以无所作为来躲过长大以后必然面对的压力和责任，或者为了缓解压力、减轻责任，甘愿放弃自己的核心利益，那肯定是不现实的，也没有必要。这是“庸俗的谦虚”，反倒让别的国家的人民看不起，或者引起别人更多的猜疑。

我们面对的压力，有的可以通过灵活的方式来处理，有的是无论怎样灵活都无济于事。在别人不讲道理、不顾一切挤压你的时候，你如果不维护自身的正当利益，还以“韬光养晦”自许，恐怕连普通老百姓都会起来反对你。

问：你既反对“妄自尊大”，又反对“妄自菲薄”，岂不是典型的“中庸之道”？看起来不偏不倚，实则没有立场。

答：这不是立场问题，是有没有自信的问题。自信不是“妄自菲薄”，当然也不是“妄自尊大”。只有用“不偏不倚”中理性的态度来面对压力和责任，进而和别人诚恳对话，才可能让外国人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进而去读懂它。

问：读懂中国，还有什么障碍？

答：对外话语表达，由于和西方缺少文化默契，容易显得隔膜。比如，我们常说西方误读和评判中国，是“刻舟求剑”，是“削足适履”，包括我前面说的“邻人疑斧”，有点文化的中国人一听都懂，觉得非常恰当而且含蓄幽默，但外国人听了则莫名所以，把它们翻译过去，需要好几段话，而且味道也会变许多。

有的对外传播交流，描述中国，特点是严肃、大气、准确、鲜明，这是需要的。不足是缺少实感，容易让听者、读者失去耐心和兴趣。遇到“异见”强烈的人，还会说你这是文件语言，显得空洞;遇到那些不搞政策研究的西方人，会认为你没有在讲真实的中国。

中国经常面临这样的“舆论困境”，哪怕讲的内容是真实的，由于有隔膜，仍然不能在第一时间把消息传递出去。于是，真理还在穿鞋的时候，谣言已经跑遍天涯。

问：有这类对话交流障碍的具体例子吗？

答：我们曾经采访过一位参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官员，他讲到一个真实的对话交流出现障碍的事情。谈判中，美国代表提出中国的农业补贴问题，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农业部的一个年轻处长。他按国内的话语方式讲“三农”（农业、农村、农民）政策，说中国农民很辛苦，有些农民卖了粮食还拿不到钱，政府打的是“白条”，等等。中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很着急，这不是答非所问吗？奇怪的是，他讲完后满场鸦雀无声，居然没有像别的问题那样追问，这个问题就这么过去了。

为什么这样顺利？因为中国的政策话语，先翻译成英语，再翻译成法语和西班牙语，外国代表并没有听懂，比如“打白条”，外国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不懂，当然也就提不出问题了。

问：这个例子有意思。在谈判中，这或许是偶尔的侥幸;从对话角度讲，的确不算成功。

答：这类事情提醒我们，讲好“中国故事”不容易，要避免讲冗长的、没有针对性的、不切实际的话，多讲简短、平实、新鲜的话。新时代中国一直在努力改进。

（作者系党史学习教育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