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延君

家住安徽省合肥市邮电新村小区的朱秀芳决定捐献自己和丈夫的遗体，为的是寻找丈夫患病的原因，也为了更多人不再受老年痴呆症的折磨。就在同一个小区，一位名叫吴朗的老人在2002年捐献了自己的遗体，他希望能够“帮助医学教学发展”。同小区的老人们听说了吴朗与朱秀芳的故事，开始了一场特殊的遗体捐赠接力。有人为了证明自己“还有点用”，有人则是受够了病痛折磨，希望“后人少遭点罪”。如今，已有33位老人相约捐献遗体。

夹在遗书里的捐献申请表

2009年冬天，63岁的朱秀芳支开自己的老母亲，召集了一场家庭会议——开门见山地提出“捐遗体”的决定，她给出理由：既能為医学作贡献，又不给女儿们添麻烦。餐桌上，两个女儿惊得睁大了双眼，一开口都带着哭腔，“为什么？我不同意”。朱秀芳不断解释，但女儿们还是哭着恳求她放弃。

僵持了整整一周，最后女儿们只能让步，在家属同意栏里签上自己的名字。为了防止女儿们改变主意，朱秀芳和丈夫陈清秀还特意写下两封遗书，夹在了遗体捐献申请表里。

“我逝世后愿将自己的遗体（器官）无偿地捐献给祖国医学事业，使人类医学事业得以进步。为我国医学教育，科学研究和提高疾病防治能力贡献自己最后一份力量。”

相伴四十余年，丈夫陈清秀总是一副笑眯眯的和善模样。平静的生活是在2007年被打破的，老年痴呆毫无征兆地找上了陈清秀。先是记性越来越差，脾气也变得古怪，动不动就摔东西，再是需要人贴身照顾，直至最后躺在病床上完全失去意识，口水顺着嘴角流下来，也毫无知觉。

为了照顾丈夫，朱秀芳在网上查阅了许多医学论文，又买了厚厚的医学书籍，所有资料都告诉她，老年痴呆的发病原因尚不明确，也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但其中一本书的最后一段话却落进了她的心里，“遗体解剖可以帮助医学研究尚未攻克的疾病”。

一个念头逐渐萌生：或许丈夫捐了遗体，医生就能研究出人为什么会得老年痴呆了。

她选在丈夫意识清楚的时刻，询问：“你想不想捐遗体，捐了的话，以后就不会有人像你一样，受这些苦了。”又说，“不用怕，我也和你一起捐。”

陈清秀似乎理解了她的用意，又似乎只是习惯性地答应她的要求，他语气轻快地说道：“可以啊。”

不久后陈清秀在睡梦中离开，朱秀芳通知女儿们来见父亲最后一面，又叫来安徽省红十字会遗体捐献中心、安徽医科大学接受站的负责人付杰，等待他将遗体接走。

捐献接力开始了

也是从付杰处，朱秀芳才得知，自己所在的小区还有几位老人也申请了遗体捐献。

2000年，时任安徽省邮电管理局局长的吴朗，偶然听医生说起，医学院用于教学、实验的遗体紧缺。

吴朗决定捐献遗体，他拜托老友周凤翼和吴荣坤帮他办妥这件事。2002年3月12日，吴朗离世，妻子马毅兴通过安徽省红十字会，将他的遗体无偿捐献给安徽医科大学。

付杰记得，那些年主动捐献遗体的人寥寥无几，从1960年开始的四十余年间，安徽省红十字会只收到了7例捐献。连续几年，学校的遗体标本入库量都是零，学生上课时，只能围着一位“大体老师”（即遗体标本）排队学习，而那些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往往在等待中就失去了生的希望。

让付杰没想到的是，2006年，张宝林、吴荣坤、马毅兴先后签署了遗体捐献协议。但大家都怕邻里忌讳，谁也没敢对外声张。

直到朱秀芳和丈夫捐献遗体的事情传开后，小区里的几位老人才知道“原来还有人和我们有一样的想法”。他们鼓励朱秀芳，“这是个好事。”

几位签署了捐献协议的老人们商量着，还是要让大家了解，捐遗体不是伤风败俗，而是真的对医学有帮助。

光是在小区里传播还不够，吴荣坤联系了周边社区。

“没法接受”是大多数人听到遗体捐献的第一反应。也有人被他们的话打动了，回家跟儿女商量，却被“训”了一顿。

但还是有人将他们的话记在了心里，经过一番宣传，小区里陆续有四位老人申请了捐献。2015年，安徽省红十字会在邮电新村小区成立爱心社，老人们成了志愿者，更是把宣传遗体捐献当成了晚年的事业，他们举着小红旗和爱心社的牌子，走到周边景区，向路人普及捐献知识。

七年间，经过老人们不断地宣传、科普，小区里又有二十多位老人将遗体捐献的“接力棒”传了下去。其中有8对夫妻，年纪最大的已经93岁。截至目前，共有33位老人签署了捐献协议。

（摘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