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宗元

摘 要：近年来，伴随着电影产业化的发展，小镇青年的文化消费迅速走向前台。然而，目前社会各界对小镇青年群体的文化消费特征分析不足，对其文化消费形象褒贬不一。小镇青年依然未能挣脱文化消费刻板印象的窠臼。其生成逻辑是小镇青年双重身份认同、泛娱乐化消费，文化需求与供给不均衡和网络媒介强化。因此，有必要从营造城镇生活空间、增加不同青年群体间交流、推动青年身份符号的重构、促进自我意识觉醒等方面破解其刻板印象，从而释放小镇青年文化需求潜力，带动全社会新一轮消费升级。

关键词：小镇青年;文化消费;刻板印象;形象塑造

当前，小镇青年因其消费能力突出以及消费观念前卫被看作是消费结构升级的主力军[1]。然而，作为一个具有城乡二元文化特征的特殊群体，小镇青年身份经历了“观影群体”“文化消费群体”，最后逐步发展到“文化阶层”“社会群体”[2]。尽管不少学者对此开展了深入且富有成效的研究，如群体文化特征、文化消费特点、亚文化结构等[3]，但小镇青年消费形象的研究多停留在浅层次的物质层面，对其形成消费刻板印象的成因缺乏深层次探究[4]。作为一种潜力巨大的文化消费群体，小镇青年的消费形象依然未能摆脱鲜明刻板印象的窠臼。为此，本文从小镇青年刻板印象的呈现表征出发，分析刻板印象形成的外部机理和内生动力，进而提出相应的修复策略，以助于小镇青年树立理性的消费观念，提高其文化消费质量。

一、小镇青年文化消费的“刻板印象”

“小镇青年”概念含有地理和文化双重含义。由于小镇的独特地域文化底蕴让人们对于小镇青年的认知定格在“县城和乡镇”狭小场域中，同时小镇青年时尚消费致力于文化品味的建构。城乡体制场域区隔下，小镇青年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消费惯习和身份认同。小镇青年希望通过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消费空间与主流文化形成区隔，消解文化消费内在的身份歧视，他们借助深度场景化、虚拟化、嵌入化和社交化的传播实践，重构媒介消费文化的“高雅”身份区隔，打造无形文化资本外溢的幻象，创造情境消费的景观[5]。

（一）文化惯习：小镇青年的文化消费情结

小镇作为地理与历史、情感与心灵时空场域，文化生产及其消费成为小镇青年必不可少的日常行为活动。“惯习是性情倾向系统中一种习得的，持久的生存能力”[6]，在特定人文环境场域内，消费主体自然会出现趋同“惯习”。小镇青年身处开放、虚拟、共享、平等场域中，但却受到多种社会关系、规则等制约，其消费文化理念已内化于心，经过场域环境的形塑，最终凝练成小镇特有的文化生活方式。乡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小镇，深深嵌入了同质性乡土社会的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当中，使得小镇青年文化消费行为在价值取向、身份认同及未来想象上有着浓厚乡土情怀。“文化是依赖象征符号体系和个体记忆而维持的社会共同生活经验。充满生活经验的历史对于个人而言具有重复、稳定和实用特性”[7]。比如民俗民风、节庆活动等地域性文化的集体记忆或者集体无意识，这对小镇青年群体的文化消费产生根深蒂固的影响。尤其是建立在以差序格局、熟人社会等传统社会文化秩序之上的小镇青年文化消费观念，与乡村尚未成熟日常生活消费体系和生产活动融为一体，进一步固化了小镇青年的文化消费惯习。在民间祭祀和重大节日中，民俗仪式和日常生活作为同样的文化习惯，以及共同的地方记忆，潜移默化地融入小镇青年的文化消费生活中，并产生文化上的亲和力和归属感。

（二）追逐时尚：小镇青年的文化消费品味

消费方式的差异是社会分层的指示器，小镇青年通过个性化的消费方式获得精致的生活品味，來标识身份的异同。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消费方式等同于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是通过消费方式表现出来”。托斯丹·邦德·凡勃伦认为，“贵族阶级依靠与众不同的贵族气质和文化品味来体现资产、身份、地位的差异，因此在消费中划分阶层现象层出不穷”[8]。而布尔迪厄将文化品位上表现出明显差异作为阶层区隔的标志，认为文化阶级相当于社会等级，人们的品味是阶级的首要标准，个体在选择品味符号的时候，并不是随心所欲的选择，而是被阶级意识所控制。“品味是一种个人特征，分享品位体验能加强社会联系，消费者通过品位对自己所处的阶层定位，同时也被别人定位”[9]。从小镇青年的文化消费特点来看，小镇青年超前的消费观念，时尚性的消费行为、差异性的消费需求和便捷性的消费方式，彰显其追求时尚的文化消费特征，反映了小镇青年文化消费品味的社会阶层区分度。然而，小镇青年观看良莠不齐影视作品的习惯降低了其文化品位和审美趣味，小镇青年的狂欢式观影体验，随意的拼接使中国传统电影艺术堕落，让‘昂贵的艺术变成了‘低廉的消费物”[10]。伴随着20世纪跨媒介、多媒介、综合媒介的流行与发展，新的媒介环境使得小镇青年的影像视觉的接收方式、生活方式成为一种可能。日益丰富的视觉文化已成为小镇青年不可回避的文化场域，而同质性、浅表性、碎片化的视觉文化消费观念操纵小镇青年的文化品味和消费偏好。

（三）虚拟社交：小镇青年的文化消费符号

文化消费的模式体现出青年的文化品味，而文化场域和空间也塑造青年文化品味。哈贝马斯在分析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时指出，“都市化，工业化进程是社会生活分化‘公和‘私两个领域，文化消费公共领域消失了，公众批判让位于消费者私人的品味与爱好，文化公共批判被文化私人消费控制”[11]。虚实网络社交使小镇青年获得异于日常生活的文化品位体验，并助力推动文化消费的升级。随着我国文化市场的迅速升温，小镇青年闲暇自我呈现表达的空间从现实转场到虚拟的直播或短视频。[12]青年群体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铸造出一个自我表达和自我赋权的文化空间，激发了青年群体在网络空间表达个人思想、参与文化创造的兴趣，青年文化得以在新媒介语境下发展壮大。[13]电影作为构建文化消费空间的重要镜像，反映见证时代变迁。在梳理小镇青年文化消费品味的众多影视文艺作品过程中，发现具有文化符号象征的网络电影院、直播空间和短视频传播等成为小城镇青年主要的文化活动场所。例如韩寒导演的电影《乘风破浪》讲述了徐太浪穿越到1998年，与父亲徐正太称兄道弟。讲述父亲创办黑社会团体，生活在情义乌托邦中，录像厅里放映香港黑帮片，讲的是兄弟情义;歌舞厅按照他的江湖规矩来开。空有高颜值而缺乏艺术内涵的电影和电视剧《花千骨》《盗墓笔记》以及《小时代》系列电影，留下了小镇青年文化消费的足迹。而随处可见的无厘头和污名化的叙事表达网络空间里，譬如吐槽流行语、篡改歌曲、表演假唱以及剪辑和混搭经典影视作品等文化实践[14]，展现小镇消费至上的文化消费形态。

（四）标新立异：小镇青年的文化消费观念

身体化形态是文化资本的一种基本形式，关注内化在行动者身体或者精神中个体性情和气质，这种关注焦点使得判断社会阶层不再以其经济水平为唯一标准而是以身体化的文化资本为标准。[15]行动者通过环境教育获得的习性、技能、修养、趣味、知识等文化产物，比较形象直观地反映其阶层归属感和自我认同感。工业化及城市化的深刻改变了小镇青年的文化消费环境并产生各种吸引眼球的消费观念，如小镇青年的剃鸡冠头的朋克文化、喜欢白色帆布鞋的小清新文化、热衷大金链子的嘻哈文化等。小镇青年群体被认为是以娱乐工业和媒体效应为主的“粉丝青年”，尤其是以蓬松爆炸的发型、标新立异的服装及另类、时尚、富有想象力的产品消费来标榜自我的文化消费身份。不管是前卫、另类的身体展现及其服饰装扮，还是公共空间的界面化表征，都是源于青年生活中的所视、所思、所失的日常生活身体化或空间化的一种表述。[16]但是由于小镇青年所处的地域和自身限制，导致审美品位的堕落、文化消费的落差而被众人诟病。“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面临没法选择自己的家乡身份和职业身份的无奈，当我们接收文化身份认同的同时，职业身份随之消失”[17]。重塑小镇青年形象的外在符号化包装失败，反而将其身体化的文化消费资本固化，这进一步固化小镇青年“土味”身份标签。

二、小镇青年文化消费“刻板印象”的成因分析

刻板印象是对人或事物产生笼统、固定、僵化的看法，是認知他人、他群特征或属性的认知表征。作为一种认知结构，对某一特定社会群体的刻板印象包括该群体的身体特征、人格特质、社会地位和行为倾向。[18]人们对于小镇青年文化消费的刻板印象包含了根深蒂固的乡土消费惯习、追逐和模仿时尚的文化品味、文化消费虚拟镜像以及标新立异的文化消费观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整体跃升，文化消费在社会结构与重构中的作用愈发明显。[19]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将政治、经济等力量以及社会文化塑造的文化消费差异视为社会差异化的产物。[20]为此，本文根据“习性”“场域”“资本”理论，从社会身份、社会观念、泛娱乐化消费及网络媒体等方面分析小镇青年文化消费“刻板印象”形成的成因。

（一）双重身份消解小镇青年文化消费认同

身份认同是指个人对自我身份或者群体归属认识、建构和分类的心理过程，体现了对所属群体角色和特征的认可和接受程度。[21]青年身份认同本质上是文化身份认同。[22]对于在城市生活过最后返乡的“回流小镇青年”，他们受中国的传统孝道文化的影响，回乡发展的首要原因是赡养父母。[23]在乡土社会的孝道大于天的束缚下，小镇青年虽在文化消费上有很强烈的现代生活意识和消费观念，而这仅仅是小镇青年主观意义上的认同，由于乡村孝道文化基因的“绵延”，小镇青年已不仅是城市文化的继承者，同时也是乡土文化的传承者，因而具有了双重文化身份。从文化层面而言，城市文化潜移默化消解了他们对乡村生活的情感认同和社会记忆，小镇青年在城镇和乡村之间钟摆式的生活，消解小镇青年固有的文化消费认同。小城镇青年是城乡二元对立体制下的特殊人群[24]，在传统乡土社会和现代城市社会之间流动，这种流动是小镇青年在城乡文化的区隔中探寻自己被遮蔽的文化身份和文化惯习。以“保守”“稳定”为特征的乡土文化与以“开放”“发展”为特征的城市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互不融通。[25]小镇青年受到乡土价值观念至上文化的影响，在客观上保留了乡土社会熟人思维模式，但却对陌生人社会缺乏包容。小镇青年以“抽水式”的方式流入到都市，短期内日常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方面形式上接近于城市青年，然而“过度城市化以及中国特色的户籍藩篱与社会排斥所形成的‘大都市化陷阱使他们无法真正融入城市”[26]。小镇青年尽管带有城市市民特征，但其自身还保留着熟人社会的消费记忆，使他们身上保留着城乡二元对立的文化惯习，这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小镇青年的文化身份，进而消解了其稳定的文化消费心理。

（二）泛娱乐化消费降低了小镇青年的文化品味

小镇青年文化品位离不开个体化所持有的消费娱乐方式。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80后”和“90后”小镇青年，标新立异的文化消费意识较强，面对着追求刺激感、获得感和认同感的西方消费文化，小镇青年难以抗拒其诱惑。小镇青年的文化消费方式，是工作和劳动之余的一种补充，也是探索在社会劳动之外的自我实现。但是小镇青年生活环境与中国社会转型历程几乎重叠，从出生到成长面临着矛盾的外部条件：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教育惯习下，家庭和学校潜移默化灌输儒家思想中“恭而有礼”“与人为善”“先人后己”的集体主义法则;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席卷，西方后现代主义强调对传统解构与重建的背景下，“彰显个性”“坚持自由”等个人主义伦理观。[27]这些使小镇青年消费娱乐方式的个体化选择，更加注重消费所带来的自我满足和情感宣泄。以炫耀和奢侈为特征的“符号消费”成为当今社会青年群体中较为普及的消费观念，个人的自我满足以及符号消费使得青年消费理念趋向于非理性，很多青年不顾自己的消费能力而盲目冲动消费、从众消费，这种非理性的消费实质是一种消费异化，这不是基于消费者的需求，而是建立在欲望膨胀的基础之上。[28]正是受这种情感和面子支撑下“符号消费”影响，小镇青年群体追求高尚的精神文化产品成为不可能。小镇青年群体面对着城市快节奏压力，导致其在多元化文化消费环境中寻找个性化的消费宣泄。伴随着媒介消费对小镇青年的文化消费的冲击，小镇青年群体缺乏与其他群体之间的沟通和互动，加之文化消费方式泛娱乐化则更容易留下攀比性、自我性、显示性，不稳定的消费印象。在快节奏、高频率消费文化更迭中，小镇青年奢侈、炫耀和时尚的消费欲望不断被唤醒和激发，进而导致小镇青年群体过分追求自我呈现和精神快感。

（三）高端文化产品供给不足导致小镇青年文化消费空间异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类似状况在文化消费领域也出现，小镇青年的多元消费理念，储蓄和消费各占“半边天”，对精神生活消费提升的需求甚至略超过对物质生活消费改善的需求[29]。然而，在当前文化产品供给中，有“高原”缺“高峰”，文化精品供给不足[30]。因此出现文化产业的供给同小城镇青年的旺盛文化消费需求不充分不平衡的现象。一是文化产品匮乏难以支撑小镇青年的文化需求。据初步预测，到2020年，全国文化消费市场需求总量将达16万亿元，为文化发展潜力释放巨大空间。[31]而我国文化产品基本还停留在以满足基本需求为主，但无法满足青年追求“自悦式消费”，即追求消费效率，直面自我即刻需求;注重精神层面慰藉“本我”孤独的消费形式。[32]二是文化产品供给质量不利于提升小镇青年消费品质。青年生长在社会已然在向“个体化社会”转型环境中。[33]较长的劳动时间挤压青年的社会交往，导致流动青年休闲的个体化，业余生活的单一化，日益形成“孤岛化”倾向。[34]虽然小镇加大的了文化投入，但也仅限在电影院线下和直播、网络游戏等线上休闲娱乐方式，无法提升小镇青年的文化消费品质。与其他青年群体相比，小城镇青年群体在文化消费领域对民族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因为他们对文化产品的选择和偏好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是外化于物。随着直播和网络游戏风靡，大众文化消费已经完全走向霸主地位，多元化的网络大众文化表现出极其强势的能量，严重挤占了传统文化作品原本的地位，其小众化命运和边缘化地位也进一步加剧。与此同时，市场文化需求逐渐被唤醒，多元化的文化产品在小镇青年群体期待中如约而至，在不同的文化消费导向型群体中规模不一的出现分化。在“去中心化”的驱动下文化消费空间也出现了细分化趋势。无效低端文化产品供给相对过剩，有效优质文化消费产品相对不足，供需失衡已成为制约小镇青年的文化消费空间升级的主要障碍。

（四）网络媒介加剧小镇青年文化消费的失真

新媒体技术革命导致了信息传播方式立体化、信息传播内容多元化变革，信息的传递速度几何式增长。商业利益驱使下的网络技术浸润进文化消费领域，承载巨大传播速率的流行文化被商业行为所主导。[35]青年利用手机、平板和计算机进行社会交往、信息沟通和群体聚合，使整个社会陷入缺场消费。网游在小镇青年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成为青春活力和叛逆表达工具。[36]新媒体技术不仅仅解绑了青年群体稳定的文化消费时空，而且塑造着青年“审美不高、落伍土气”的幻象。这种不在场的虚拟的幻想以“无意识”的方式深刻影响着小镇青年的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新媒介创造虚拟世界为青年群体的“媒体沉浸”提供了象征性文化符号，并逐渐生成青年内心的一种信仰灯塔。[37]这些新媒介技术提供了非现实互动的可能性，让身心缺席的青年群体相互传递经验，折射出青年群体的精神焦虑和价值困惑，本质上也是现实中青年群体孤独、价值迷茫的现状。在麦克卢汉看来，媒体是导致社会文化变革的最大动力，媒体对社会心理和结构有很大的影响塑造力，媒介不同带来的社会文化样态精彩纷呈。[38]在新媒体技术的帮助下小镇青年成为网络文化符号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小镇青年群体从过去被动接受信息转变为主动传播和接受信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媒体技术主义和娱乐化特征消解了文化应有的敬畏感与仪式感。[39]随着文化敬畏感和仪式感的消失，小镇青年可以通过媒介传递的间接经验实现非在场的互动，降低了小镇青年的文化消费欲望，增加其消费孤独感。小镇青年正处于价值观的可塑期，在“功成名就”的人生幻象诱惑和冲击下，小镇青年缺少人人在场的文化互动消费，相反被网络媒介创造的各种虚拟消费形式取代，疏离了正确社会主流价值体系，导致小镇青年患上精神贫血症。反过来新媒体技术将“娱乐至上”生活态度和方式进行视觉和媒介强化，最终导致小镇青年文化消费观由“简朴”“节俭”转向“放纵”“享乐”。

三、新时代小镇青年文化消费形象修复策略

城镇工业化的快速健康发展，使得小镇青年生活方式和社会心理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互联网技术普及，为小镇青年文化消费升级提供了诸多可能性。新型文化业态和经济资本已经广泛渗透进入青年的日常生活，这使得小城镇青年由被隐蔽中产消费群体演变成数量巨大、规模庞大的高消费群体。小镇青年作为文化消费的主力军，必须克服传统文化消费的刻板印象，修复小镇青年的文化消费形象，这需要小镇青年自身的努力和社会支持来共同完成。

（一）重构小镇青年身份认同，营造城镇现代消费文化空间

人类学家认为，城镇化是“城市性”日常生活方式形成、发展和传播的过程。[40]青年城镇化水平高于社会总体水平，城镇青年约为26759万人，比上年增加了202万人。[41]这一进程中，小镇青年谋生在城市，生活在小镇，这种“钟摆式”流动让小镇青年在时代变迁中的规模和数量不断壮大和增加。社会学家鲍曼用“液态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来概括现代社会形态的变化，认为“资本、信息、文化等已经不再是以前固定的和静态的，而是变得是不定和动态的”，随之而来的是资本与劳动的分离及人们生活方式从定居化到游牧化的转变。[42]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提出了社会系统的“脱域”概念，“从彼此熟悉互动地域和不确定重构时空关联中‘脱离出来”[43]。小镇青年虽然生活于城市中，但现有都市消费文化难以满足其获得感和幸福感，其生活方式和情感记忆依然受到乡土社会的深刻影响，其社会关系与情感记忆与城市文化消费是“脱域”的。小镇文化的印记对小镇青年的文化品味和文化消费起着引导作用，都市多元文化滋养的小镇青年文化品味在社会流动中得以发展。都市多元文化作为一种隐蔽的精神力量，出现不断强化文化消费的意识、标榜文化消费价值，传递文化消费观念的趋势。青年是城镇化进程中最为重要和活跃的群体，比照其他人群，中国的城镇化是青年城镇化。[44]小镇青年不仅共享了城镇化发展提供的经济基础和制度保障，享受了城市生活融入，满足了丰富的就业机会，同时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主要力量，其不断流动的人口增量和强大的消费动能更成为文化消费的最大潜力所在。小镇青年群体消费行为有着向现代城市消费方式转变的特征，其最终愿景是通过“留城”实现市民化，因此消费潜力大大提升，也促使城镇化进程加快。但是城乡“二元模糊”和“时空割裂”造成小镇青年身份认同危机，需要在新型城镇化中加快推进针对小镇青年城市融入的政策制定与制度供给满足其利益关切和需求，以此来重构乡土记忆，弥补认同定势，划定制度边界，创造小镇青年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二）促进小镇青年跨阶层流动，消解文化消费的知识鸿沟

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使小镇青年面对光鲜夺目、精彩异常的虚拟世界与缺乏足够的现代生活设施与场所现实空间形成巨大反差，随之带来知识鸿沟扩大、观念冲突加剧、人际关系疏离等不良影响。美国学者P.J.蒂奇诺等人就对大众传播过程中造成群体的分化和差异，提出了“知沟”理论，即“大众传播传达的信息活动对不同的社会群体毫无差别，都会带来知识增加量，但由于经济地位高的人比经济地位低的人能更快地获得信息和知识，加上时间等不确定因素，最终是两者之间的‘知沟不断变宽，差距擴大，进一步加剧群体分化”[45]。小镇场域实际上有着熟人和半熟人社会的特征，小镇青年在维持着熟人的社会交往。其中随着职业的流动和分化，小镇青年职业的差异性逐渐显现。加之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小镇青年的个体差异也在不停地突显，这些都加剧了小镇青年的阶层内部分化。小镇青年在不同的圈层间生存，圈层之间有激烈的生存竞争。加之青年群体的个体化需求达到前所未有的迅速扩张，导致了青年群体之间朝着个体化迈向前进同时，群体之间的文化消费鸿沟不断加大。在现实生活中，青年主动参与社会交往，会促使文化消费的逐渐弥合知识鸿沟。网络化存在的小镇青年将自己的目标、合作以及社会支持等，通过自媒体向全社会扩散，增加社会曝光度。小镇青年使用QQ、微信、直播以及游戏，将自己置于网络虚拟“图像化”之中，展现自我网络化生存现状，从而达到不同群体之间交流和沟通。媒介化的信息技术不仅消弭了小镇青年与其他群体之间的鸿沟，更使得小镇青年在现实和虚拟社区中完成“嵌入”新型人际关系的理想，成为积极向上、健康理性的网络文化消费者。

（三）抑制资本主导的媒介消费，重构小镇青年的文化消费符号

“传播是一种将社会现实得以生产、维系和转变的符号过程”[46]，媒介符号日益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经验主要表征，又通过经验表征影响现实生活，有的甚至成为总体性的社会生活本身，这些从本质上反映了人们对于符号产生的孜孜追求。经济资本控制通过符号消费得以完成，进而在媒介中在悄无声息中得以传递，促成了符号意义生成。小镇青年的文化消费是以媒介符号为载体而运行的。小镇青年文化消费的运作逻辑即是“媒介消费”的符号化表达，小镇青年的形象被媒介符号涂画、包装、修整。互联网技术赋予媒介制作过程中真正和充分的权力，包括小镇青年在内的互联网原住民。新媒介以特有的交互性引起了小镇青年的极大关注，这种方式更加符合青年的生活诉求和审美品味，进入的程序变得简单便捷，更激发了青年文化热情，缩短了社会交往距离，加深了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同时，它也打破了精英的文化垄断，让普通年青人可以前所未有地参与文化创造和传播，从而展现出多样性的文化生态，并促使文化消费领域升级转型。面对经济资本和社会权力，新媒介显得十分无力，经济资本裹挟着新媒介也在不断迎合、鼓动着小镇青年所热衷的文化个性化消费的快速发展。在短、平、快的网络虚拟社区中，小镇青年的文化惯习成为社会资本逐利的参照物，文化符号消费在资本和媒介逻辑双重支配下构建出个体和群体的差异，“让符号参照差异符号，物品比照不同物品，消费者对照其他消费者”[47]，让不同符号拥有者通过消费界定地位、身份、权力、品味、个性等，并在符号消费过程中实现消费阶层的分化与勾连。

（四）创造健康积极的文化产品，促进小镇青年文化消费意识觉醒

“小镇青年”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身份，被特定历史环境下社会群体寻求认同和归属的需要所界定。有学者归纳为五种城镇青年的形象：生活安逸休闲者形象;认真工作劳动者形象;价值迷茫放逐者形象;个性凸显时尚者形象;维护公平侠者形象。[48]由此可见小镇青年的形象是丰富多彩的，这些形象不仅源自生活的真实存在，也有媒体作品建构的理想社会形象。这些文化生产都有意无意地影响着人们对小镇青年文化消费的刻板印象，为此，小镇青年觉醒自我文化消费意识，为自己发声建构自我良好的消费形象。首先小镇青年提升自身话语权。话语权是指个人或群体运用媒体维护其权益、表达其意见和宣传其思想，从而对其他个体或群体产生影响的能力。[49]处于自由包容的氛围中青年话语权一方面参与到社会话语分配当中，另一方面社会话语权也从青年话语权中不断获取力量。[50]由于年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的小镇青年群体，处于现有社会结构的边缘可能性极大，更有基本话语权被剥夺的可能性，因此小镇青年必须为自身“赋能”，让自己成为主体，通过发挥小镇青年的主体性作用，争取小镇青年平等的话语权，培养其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其次小镇青年要珍惜自己的文化展演权利。去中心化、平等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介，对于小镇青年来说是一个开放和民主的舞台。小镇青年必须立足现实，积极通过短视频、直播记录有意义的生活状态。正如戈夫曼所说，想要获得社会交往的成功，主要的路径就是通过控制自我表现向他人呈现美好印象[51]。小镇青年运用自媒体毫无修饰的展示和日常生活精彩呈现，表达自己在平淡生活中美好愿望，期待在文化消费中寻找自我价值的实现。

四、结语

小镇青年维持了乡土文化消费惯习、追逐时尚的文化消费品味、虚拟的文化消费符号、标新立异的文化消费观念等刻板印象，这让小镇青年在文化消费中的形象遭遇“刻板化”的窘境，这不利于促进小镇青年文化消费的转型升级。究其原因小镇青年在文化消费中刻板印象产生缘由深受显性经济资本控制和小镇青年隐形文化偏好的影响。一方面显性经济资本导致高端文化供应不足、控制网络媒体失真;另一方面小镇青年的隐形文化偏好导致双重身份的认同困惑和泛娱乐化消费品位。高端文化产品供给缺失，导致小镇青年沉迷于感官刺激的精神颓废之中，最终造成小镇青年缺少积极向上的精神形象，导致其文化消费的发展潜力枯萎，并对全社会的文化消费心态产生“娱乐至上”的狂欢。因此，有必要从营造城镇生活空间、增加不同青年群体间交流、推动青年身份符号的重构、促进自我意识觉醒等方面，破解其文化惯习、文化品位、消费倾向和消费观念等刻板印象，在深度挖掘和提升小镇青年文化需求的同时要给予正面积极回应和关切，深化文化市场改革，发挥政府引导功能及新媒体的技术优势，因势利导，从而展现出小镇青年群体多元个体却又充满同质的生活现状、社会心态和价值观念。

参考文献：

[1] 孙凤.关于消费“升级”与“降级”的几点认识[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2）：13-19.

[2] 秦朝森.脱域与嵌入：三重空间中的小镇青年与短视频互动论[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41（8）：105-110.

[3] 王成龙，武晓伟.传统與变革：小镇返乡青年的文化与社会融入[J].中国青年研究，2019，（11）：22-28.

[4] 赵霞，孙宏艳.小镇青年群体特点及对共青团工作的启示[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9，38（2）：55-66.

[5] 常方舟.知识付费的媒介演进与文化影响[J].中州学刊，2020，（2）：166-172.

[6]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64-171.

[7]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7，10.

[8] [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M].蔡受百，译. 上海：译林出版社，2012：51.

[9]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上册.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63.

[10] 不該让小镇青年为“快餐文化”背锅[EB/OL].苏州日报，http：//www.subaonet.com/2018/0827/2295310.shtml.

[11] [德]尤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0：196.

[12] 刘胜枝，安紫薇.呈现与建构：直播、短视频中小镇青年的形象分析——以快手、抖音平台为例[J].中国青年研究，2019，（11）：37-43.

[13] 邱月.融合传播：主流文化价值观在青年受众中有效传播的路径[J].华夏文化论坛，2019，（1）：194-201.

[14] 李伟.新媒体时代大学生亚文化现象的批判性分析——基于社会心态的视角[J].中国青年研究，2017，（9）：107-113.

[15] 秦惠民，李娜.农村背景大学生文化资本的弱势地位——大学场域中文化作为资本影响力的视角[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4，12（4）：72-88.

[16] 严亚，董小玉.城市空间“场景”中的青年媒介想象[J].南京社会科学，2017，（4）：113-117.

[17] [英]阿雷恩·鲍尔德温，布莱恩·郎赫斯特，等.文化研究导论：修订版[M].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15.

[18] 赵德雷，王冰.“身高制度”与青年矮男的刻板印象威胁[J].中国青年研究，2018，（7）：33-39.

[19] 朱伟珏，姚瑶.阶级、阶层与文化消费——布迪厄文化消费理论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2，（4）：52-57.

[20] 李辉.论西方文化消费理论研究的范式与主题[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63（3）：53-70.

[21] 杨金龙，王桂玲.“农转非”之后的身份认同分化及其逻辑[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60（5）：160-171+239.

[22] 葛彬超，孟伏琴.青年身份认同的“微”建构[J].中国青年研究，2020，（6）：107-113.

[23] 小镇“后浪”的所思所想所盼——小镇青年的思想和生活状况调查报告（2020）[J].国家治理，2020，（21）：2-7.

[24] 郭未，鲁佳莹.流动中的小镇青年：心怀远方还是惦念故乡——基于CMDS 2016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20，（2）：67-73.

[25] 王乐，涂艳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闲暇危机与教育支持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7，16（6）：61-68.

[26] 安超.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的反向社会流动与文化适应—“逃回北上广”现象的社会学考察[J].青年探索，2015，（4）：91-98.

[27] 刘凯强.孤独催化下的青年“自悦式消费”体验叙事与成因定向[J].云南社会科学，2020，（1）：177-184.

[28] 陈霞，曾媛.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青年绿色消费模式的建构[J].当代青年研究，2015，（3）：51-56.

[29] 张龙，李薇，王昀.小镇青年生存状况的代际差异与共青团参与研究[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0，39（1）：56-62.

[30] 齐骥.供给侧与需求侧协同视角下的文化产业发展研究[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33（6）：35-41.

[31] 张晓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之历程、现状与前瞻[J].山东社会科学，2017，（10）：44-49.

[32] 刘凯强.孤独催化下的青年“自悦式消费”体验叙事与成因定向[J].云南社会科学，2020，（1）：177-184.

[33] 陈晓运.新时代共青团何以引领青年运动——基于社会运动理论的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9，（4）：46-54.

[34] 聂伟，风笑天.空巢又空心？——“空巢青年”的生存状态分析与对策[J].中国青年研究，2017，（8）：57-63.

[35] 任蒙蒙.从“佩奇”走红看青年流行文化新特征[J].新闻爱好者，2018，（10）：33-35.

[36] 鲍鲳，马中红.从“游戏即生活”到“游戏只是游戏”——小镇青年的网游实践与现实生活[J].中国青年研究，2019，（11）：13-21.

[37] 赵红勋.新媒介依赖视域下青年群体的“信仰风险”论析[J].中国青年研究，2020，（1）：13-20.

[38] 赵建波.“泛娱乐化”思潮对大学生价值观念的消极影响及其应对策略[J].思想教育研究，2018，（11）：72-76.

[39] 王国彬.文化主题展览的媒体优势与特色[J].青年记者，2018，（8）：103-104.

[40] 陈琛.陕西省城镇化与第三产业发展关系研究[D].西北大学，2015.

[41] 邓希泉，李倢，陈庆梅.中国青年人口和青年发展统计报告（2017）[J].北京青年研究，2018，27（2）：14-25.

[42] [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67.

[43]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8.

[44] 明艳.2005 年中国青年人口发展状况[J].中国青年研究，2008（1）：28-35.

[45]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32-233.

[46] [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2.

[47] [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49，135.

[48] 刘胜枝，安紫薇.呈现与建构：直播、短视频中小镇青年的形象分析——以快手、抖音平台为例[J].中国青年研究，2019，（11）：37-43.

[49] 吴麟.主体性表达缺失：论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话语权[J].青年研究，2013，（4）：40-49，95.

[50] 颜玲，王诚德.青年话语权的实质与现代特征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6，（10）：36-41，75.

[51] [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