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喜清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之际，电视剧《觉醒年代》（2021）热播并引发“破圈”效应，成功将青年观众的目光吸引到主旋律影视作品上。此剧追溯至1915年，讲述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人物李大钊、陈独秀的思想探索和肇始的新文化运动，他们与胡适的相识以及不同的人生选择，新旧文化的争论对峙，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以及毛泽东等人的革命之路，新颖的视角，宏观的历史视野与细腻的人伦情感交织，展示出一幅中国历史发展的宏伟画卷，同时也生动地揭示出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成为主旋律影视作品的又一佳作，奏响了建党百年影视热潮的序曲。而相继面世的电影《1921》《红船》《革命者》等影片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的时期，力图重现历史景象，对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过程进行影像的复原和回顾，由此形成党史题材影剧创作的新高峰。在中国影视快速发展的语境下，这些创作引發影视学界对党史影视剧创作、新主流影视发展的意义进行学术性的思考。本文将通过对中国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历史观察，尝试对党史影视剧的概念界定与定位、历史再现和时代共鸣、类型化方向与题材拓展做初步的阐述，以期对相关题材的创作有所裨益。

一、党史题材影视剧的定位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影视的发展历史看，党史题材影视剧的分类和命名是随着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片（剧）的衍变而出现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随着中国社会和电影的发展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大致可分为奠基时期（1950-1979年）、“重大”转向时期（1980-2008年）和新主流影片时期（2009年至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电影在题材和样式上都发生很大变化，讲述革命经历的电影作品成为最重要的题材类型。这一题材的创作植根于政府、观众和时代的诉求，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国家认同的重要方式，正如孟犁野所说：“当时的广大观众迫切需要通过银幕形象直观地了解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历史;从党和政府的角度来说，为着巩固和强化新生的政权，也需要通过电影这种最有影响的传播媒体向公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新的社会需要新的精神力量、新的道德风尚和新的审美理想予以支撑，而革命历史电影所体现的高昂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壮丽的美学风格，最能产生的这样的社会效应。”[1]1950年至1965年，中国银幕上涌现一大批回顾中国革命历史的作品，如《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翠岗红旗》《钢铁战士》《中华女儿》《上饶集中营》《刘胡兰》《赵一曼》《董存瑞》《南岛风云》《扑不灭的火焰》《五更寒》《海魂》《柳堡的故事》《永不消逝的电波》《党的女儿》《青春之歌》《聂耳》《万水千山》《回民支队》《战火中的青春》《风暴》《战上海》《红色娘子军》《林海雪原》《自有后来人》《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旗谱》《革命家庭》《暴风骤雨》《白求恩大夫》《南海潮》《停战以后》《东进序曲》《英雄儿女》《烈火中永生》等，还有《南征北战》《智取华山》《渡江侦察记》《平原游击队》等侧重描写革命战争的影片也被列入革命历史题材。这些作品以质朴的画面、激昂的情感描绘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构筑了新中国的红色记忆和中国电影的红色经典。

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中国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影片再次进入创作繁荣期，同时，电视媒介的普及使这一题材也在荧屏上大放异彩，成为电视剧创作的主要题材之一。从整体上看，这一题材在创作方向上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首先是完成了《从奴隶到将军》（1979），即作品的主人公从普通英雄转向历史伟人。之前的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作品塑造了很多英雄人物，但在讴歌工农兵的创作原则指导下，主人公基本是基层干部或普通民众，而70年代末以后的创作开始侧重塑造历史伟人形象。1981年的《西安事变》中首次出现毛泽东的形象，其他开国领袖周恩来、朱德、贺龙、陈毅、邓小平等也先后现身银幕和荧屏。其次是普通事件向宏大事件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影片着眼于大事件的描写，从《西安事变》（1981）、《风雨下钟山》（1982）、《四渡赤水》（1983）、《血战台儿庄》（1986）、《巍巍昆仑》（1988）、《开国大典》（1989）、《百色起义》（1989）、《开天辟地》（1991）、《大决战之辽沈战役》（1991）、《大决战之淮海战役》（1991）、《大决战之平津战役》（1992）、《七七事变》（1995）、《大转折》（1996）、《大进军》（1996）、《重庆谈判》（2010）、《长征》（2017）等影片都选取了中国革命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提供了史诗般的宏大历史叙述。1987年中共中央成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小组”，此组织机构的成立正说明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重要地位，它既意味着新的中国革命影像书写的空间被重新打开，同时也为创作提供了规范和引导，明确了选材范围，题材要“反映1921年我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前，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以及解放后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和“描写担任或曾经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领导人生平业绩的”，也提出了创作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即“描写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是真实的而不是虚构的”。[2]因此，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在真实性原则上明显区别于此前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奠基时期的革命历史影片在内容上虚构与真实兼收并蓄且以虚构为主，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则要求非虚构的历史叙述，这势必给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创作带来更多、更复杂的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市场的迅猛发展和商业大潮，带动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新突破。《建国大业》（2009）、《建党伟业》（2011）和《建军大业》（2017）在遵循历史真实的创作原则基础上，借用类型片的制作方式和商业片的宣发模式，充分挖掘明星的号召力和影像的吸引力，打造出主旋律电影的商业模式，带动了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电影的更深度融合，开辟了新主流电影的方向。更重要的是，“建国三部曲”使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分类更加细化，分别展现出国史、军史、党史三个面向，使之前比较笼统的革命历史题材有了更细致的类型差异，也为党史影视剧创作和分类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党史影视剧由此可被视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一个亚类型。

如果说国史叙事侧重于反映国家政权的更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意识的建构，如《开国大典》（1989）、《国歌》（1999）;军史叙事侧重于展现人民武装力量从弱到强的变化发展，再现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斗争，如《南昌起义》（1981）、《大决战之辽沈战役》（1991）、《大决战之淮海战役》（1991）、《大决战之平津战役》（1992）、《热血军旗》（2017）等，都是以军事行动作为叙述的核心内容;党史影视剧应该侧重于再现中国共产党史建党过程、对敌斗争、党内路线斗争、党的组织发展、共产党员个体修养与奉献等内容。应该说，国史、军史和党史是整体的中国革命史的三个面向，它们彼此紧密关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与建设本身就包含社会、组织、军事等多方面的内容，比如南昌起义，它既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中的重要一页，也是中国共产党军史的关键一步，1927年的第二次革命战争是以南昌、秋收和广州三大起义为标志，它的背后则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方向性探索。虽然很难區分，但从“建国三部曲”的创作经验来看，三史在内容和形式表现上还是各有侧重。目前我们看到党史影视剧大多集中在建党前后这一阶段的内容，介绍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描述中国共产党如何从共产主义小组发展成一个全国性党的组织，通过建党过程的讲述来阐释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立场，让观众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通过对敌斗争等历史事件的讲述，也可以形象地展示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特征、建党原则，让观众对中国共产党性质和特征有更深入的理解。建党前后的曲折过程、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无数党员的奉献与牺牲，都包含很强的叙事性，非常适合影视剧的表现形式。比如《觉醒年代》里面出现的陈独秀、张国焘，都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初期的重要人物，他们又在后面走上不同的道路，他们的思想、立场的变化和政治生涯的曲线，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曲折，在他们的对比和映衬下，特别能见出中国共产党的坚守和特质。因此，类型的明确定位有助于思考如何把握党史题材影视剧的选材，创作旨归和方向。

二、历史再现与时代共鸣

党史题材影视剧是严肃的历史影像书写。在总结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经验时，孙家正就曾指出：“借助于现代影视艺术技术，再现历史真实，塑造革命领袖的光辉形象，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课题。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历史。”尊重历史意味着“对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评价要坚持科学的、审慎的态度，唯心主义历史观和轻谩、戏说的态度应该予以摒弃”，同时“要严格遵守党对重大历史问题所做的有关决议。”[3]可以说，这是党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根本性原则。影视剧在塑造人物、设计情节时都必须依照史实和中央决议的原则和口径，因此在人物塑造、台词撰写和情节设计上必须有“典”可依，这也是党史题材影视剧区别于一般的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关键所在。

1991年推出的鸿篇巨制电影《开天辟地》是党史题材影视剧的一部奠基之作。它从1919年的巴黎和会写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从学生抗议活动到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从李大钊介绍马克思主义到毛泽东在湖南的驱张运动，还有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旅法学生的共产主义小组，直至最终共产党名称的确立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影片以历史线索为全片的叙事线索，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过程，突出表现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人物，他们在思想上求索，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投身政治实践，积极参与启发工农大众;影片也展现了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学生领袖谢绍敏、许德珩的爱国激情。随后，《日出东方》（电视剧，2001）、《开天辟地》（电视剧，2011）、《建党伟业》（电影，2011）和《觉醒年代》（电视剧，2021）以及《1921》（电影，2021）和《红船》（电影，2021），都是在《开天辟地》的基础上，各有侧重和展开，对同一段建党历史进行了重述，这一系列作品构筑了建党叙事的基本走向和模式。《望道》（2021）聚焦建党过程中一个具体事件，即《共产党宣言》的翻译，是对建党历史叙述更深入地挖掘和展示。

这些作品对建党历史的每一次重新书写都表现出不同的美学追求。受到时长的限制和历史内容的丰富性要求，电影在表现这段历史时，常着眼于宏大的史诗风格，《开天辟地》和《建党伟业》都表现出恢宏的气势，同时为了线索和叙事的明晰，电影作品更倾向于事件的外部描述，特别是集中在建党线索的展开上，具体人物挖掘和故事展开不够充分，人物和情节多带有说明性特征，而不是铺陈与塑造，由此使影片仍然留有一些政论片的余韵。相比之下，电视剧时长更加充裕，能够在人物刻画、细节描写上有更多的空间，特别是《觉醒年代》，更注重围绕着人物的行动展开叙述，充分展现人物之间、动作之间的各个层次的矛盾和冲突，以戏剧冲突吸引观众，给观众带来观剧愉悦;同时它贴切日常生活状态，更加写实，拉近了剧中人物与观众的心理距离，在日常层面写出不寻常的革命追求，使观众产生强烈的共鸣。

提出文化记忆理论的扬·阿斯曼曾说：“伯格森在哈布瓦赫之前就断言：回忆所回应的呼唤来自当下。”[4]党史题材影视剧的每次重写无疑包含了当下人对过往的认识、思考和当下人的心灵的自我认识，每次重写都要与当下的时代产生共鸣。《觉醒年代》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特别是吸引年轻人的关注，是因为它紧紧围绕《新青年》的思想启蒙，北京大学校园的思想论战、革命探索者之间的情谊和陈独秀与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独特的父子情展开，对年轻一代来说具有很强的代入感，从不同思想之间的争论、论辩、交锋中可以感受到时代青年的追求与梦想。这些都足以引发当代青年的情感共振，使他们通过百年前青年一代的人生道路探索，反观和检视自己的人生。

陈延年和陈乔年与陈独秀的家庭矛盾成为贯穿全剧的一条重要情感线索，这条线索充满戏剧张力。全剧一开始，通过陈乔年的恶作剧，暴露出父子之间的矛盾。返回上海的陈独秀在家招待朋友，乔年故意用荷叶包裹的活蛤蟆送上桌，当着众人的面表达了对父亲的不满，认为陈独秀冷漠自私，无情无义，家里老人去世都不回家奔丧。此后，父子关系一直紧张，延年和乔年靠自己找工作维持生活并积攒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学费。而且，两个人还开始自己的思想探索，陈延年受俄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理论家克鲁泡特金的影响，憧憬通过互助论建立一个自律友好的社会。父子双方围绕肉包子的争执使这样的思想交流更加生活化、更加自然。陈延年、陈乔年独立的生活追求对处于消费社会之中的当下青年来说，无疑有着直接的意义。他们放弃物质生活享受、追求精神的独立，为当代青年如何在消费社会中完成精神层面的自我建设提供了借鉴和思索的范例。正是因为全剧直面青年，以青年人的理想为核心展开，因此才能吸引当代青年人的关注和讨论。

三、类型化方向与题材的拓展

早在1999年，马宁等人曾提出“新主流电影”概念，为即将迈入21世纪的中国电影提供策略方案，主张发展低成本有创意的电影，以充分发挥中国电影的本土文化优势，直面与好莱坞电影的竞争。[5]但事实上，随着21世纪历史的展开，中国电影并没有沿着这一“新主流电影”的设计展开，而是很快走上了中国式大片的发展道路。从2002年的《英雄》开始，面对美国电影大片的冲击，中国电影也走上商业化的大片发展路线。随着数字技术的传播与应用，中国式大片迅速崛起，占据中国市场的龙头地位。由此，马宁等人所畅想的“新主流电影”发展模式变成了黄式宪笔下的“‘主旋律片‘艺术片‘新主流片（即商业片）三分天下而以新主流独大的态势”，《十面埋伏》《功夫》《天下无贼》的市场大卖，让中国影评者看到了中国电影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大展身手的可能，张艺谋和冯小刚也被认为是中国新主流电影的领军人物。[6]如果说，马宁等人所提出的“新主流电影”还致力于整合国内各方的创作力量，随着中国式大片的问世，“新主流电影”很快向商业大片倾斜。随着《集结号》（2007）、《十月围城》（2009）、“建国三部曲”（2009、2011、2017）、《智取威虎山》（2014）、《湄公河行动》（2016）、《战狼2》（2017）、《红海行动》（2018）、《中国机长》（2019）等主旋律题材大片的出现，主流意识形态进入“新主流电影”这个概念，完成了从主旋律电影向新主流电影的转变。[7][8]

这意味着以往的三分天下态势正在被整合到商业大片的模式当中，从而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与主流商业模式的深度融合。在此背景下返观党史题材影视剧创作，可清晰看到它的发展前景，即与商业运作的深度融合。同时，党史题材影视剧面临着如何进一步拓展题材，建构起党史题材影视剧的亚类型的问题。

从目前的党史题材影视剧来看，很多作品集中表现1921年前后的建党过程。中国共产党建党本身就是在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发生的事件，从启蒙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到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最后在上海的法租界和嘉兴的南湖上完成建党，牵涉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本身便是一段富于故事性的传奇叙事，自然也成为党史题材影视剧最热衷表现的一段历史。从《开天辟地》到2021年热播的《觉醒年代》，都是以历史线索讲述这一建党过程，虽然侧重有所不同，特别是《觉醒年代》在思想探索方面的表现十分突出，但整体来看，还是有题材重复之嫌，再加上《1921》《红船》《革命者》《望道》等，仍然集中在建党前后这段时间，容易造成题材重复，造成观众的审美疲劳。因此，党史题材影视剧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结合已有类型，开发更广泛的题材，打造新的样式。

首先，谍战片（剧）已成为广受欢迎的类型，它情节紧张、悬疑感强，是类型特点突出的样式，《风声》（2009）、《听风者》（2012）、《暗算》（2005）、《功勋》（2007）、《风筝》（2018）等都是21世纪以来最受欢迎的谍战影视剧，特别是《风筝》一剧塑造了一个长期潜伏、默默奉献的共产党员情报员郑耀先的形象，突出表现他对组织的忠诚，对信仰的坚守。他传奇的经历和坎坷的命运使观众产生強烈的情感共鸣。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中，隐蔽战线上有更多的“郑耀先”，比如广为人们所知的“龙潭三杰”就非常具有传奇性，通过非虚构的真实书写，再加上观众普通喜爱的谍战类型，一定会让更多的幕后英雄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走进观众的心中。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也是在不断探索、不断寻找方向的历史，特别是在革命早期，在将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社会实际的过程中走过不少弯路，经历了不少曲折，在以往的长征题材作品中，对此已经作出了比较充分的表现。实际上，这种曲折贯穿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2021年3月开机的《三湾改编》正是这一类题材的拓展。历史的曲折便于编织从低潮向高潮的叙事发展，路线斗争本身则包含强烈的对峙和戏剧性，因此，这类题材更容易跟类型创作手法融合，创作出既表现革命历程的复杂性又具有观赏性的作品。

最后，牺牲与英雄是常见的类型模式。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中，有无数党员奉献出自己的生命，观众在欣赏《觉醒年代》的时候，既感受到陈独秀忧国忧民、为中国寻找出路的一片赤诚之心，他的两个儿子的成长与最后的牺牲更是令人唏嘘感慨，这也是党史影视剧中最富于情感表达空间的类型。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牺牲的党员的个人故事，最能表现出共产党党员的信仰和他们身上特殊的品质。

值得指出的是，目前学界谈论的新主流电影大都集中在大片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融合，从电影生产和市场的多样性来看，我们似乎还要考虑21世纪初“新主流电影”这一概念刚提出时所预设的方向，也就是新主流电影未必一定是大片策略，也应该包括中低成本电影，也就是说主流意识形态与中低成本商业片运作进行融合。党史影视剧目前基本上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一个亚类型，它往往表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从题材表现范围的拓展看，党史影视剧也不妨以非虚构的历史再现的方式表现普通党员、基层组织的革命史，使宏大革命史和微观的革命史都在银幕和荧屏上得到展现，从而更全面、更立体的讲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书写更动人的红色记忆。

参考文献：

[1]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1949-1965）[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31.

[2][3]孙家正.关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的几个问题[ J ].电视研究，1997（09）：4-8.

[4][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的形成与建构[N].光明日报，2016-03-26（11）.

[5]马宁.新主流电影：对国产电影的一个建议[ J ].当代电影，1999（04）：4-16.

[6]黄式宪.与好莱坞“博弈”：中国电影产业结构重组的新格局——兼论2004年新主流电影“三强”的品牌效应[ J ].当代电影，2005（02）：11-17.

[7]陈旭光.中国新主流电影大片：阐释与建构[ J ].艺术百家，2017（05）：13-21.

[8]王涵弘.探析全球化语境下新主流电影概念演变[ J ].传媒论坛，2019（13）：2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