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飞,杨庆媛,王 成,江娟丽,胡 蓉

1 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重庆 400715 2 西南山地生态循环农业国家级培育基地, 重庆 400715 3 重庆金佛山喀斯特生态系统教育部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重庆 400715 4 西南大学绿色低碳发展研究所, 重庆 400715

随着中国耕地休耕试点工作的深入推进,休耕试点规模从2016年的7.73×104hm2扩大到2018年的22.67×104hm2,据估计,2020年休耕规模将比2018年翻一番。当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中央统筹、省级负责、县级实施”的耕地休耕试点工作机制,而休耕规模则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将国家指标逐级分解至县级。下达的县级休耕规模指标的合理性以及县级休耕规模如何在乡镇落实还有待从不同角度进一步研究。美国、欧盟、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等实施休耕制度较早的国家及地区重视休耕规模的调控,欧盟和日本根据国内外粮食市场状况来调整休耕规模,从而应对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带来的冲击,欧美制定了休耕规模上限,这有利于粮食安全、生态保护和土地资源有效利用,中国台湾地区休耕地面积过大,加之对休耕地的管护和利用不合理,造成大批良田闲置、耕地生产力下降和生态环境恶化等负面影响[1]。然而,中国幅员辽阔,地理空间差异大,并且中国属于小规模农业经济体,具有耕地细碎化和小农经济突出的特征[2],显然,中国的“自上而下”的休耕规模指标分配方式无法客观反映县级休耕实际情况。因此,县级休耕规模测算或研究就显得尤为迫切,这不仅是理论问题也是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