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之争
2021-09-01石霁
中国收藏 2021年7期
石霁
在近代中国,《新青年》堪称“天下第一刊”。
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创刊,成为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光辉起点;《新青年》派文化精英群体的出现,是中国知识分子大觉醒的标志;而它转向为新生的中國共产党机关刊物,还要从当年的争论说起。
“道不同而相谋”
《新青年》在上海时由陈独秀独创独编,1917年迁到北京后,成了北大新派教授的同人刊物,而灵魂人物仍为陈独秀,内容则是文化思想的批判与探寻。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情形有变。首先是李大钊编了一期“马克思主义”专号(1919年5月出版的第6卷第5号),是《新青年》转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开端;接着,陈独秀又编了一期“纪念五一劳动节”专号(1920年5月1日出版的第7卷第6号),成为了陈独秀思想转变带来《新青年》编辑方针大转变的信号。从1920年9月第8卷起,《新青年》又从北京迁回上海,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革命的阵地,实际编辑工作由年轻的共产主义者陈望道等人承担。
事实上,此前李大钊与胡适在1919年七八月间,就有过主义与问题之争。主义派崇马克思主义,欲以直接行动对中国问题做根本解决;问题派则以杜威实验主义为理论基点,寻求对中国问题进行一点一滴改良。从表面看,双方皆是盗火者,皆是欲改造中国社会,皆是以外来“主义”来解决中国“问题”,似乎没有什么矛盾,而且双方都曾属于《新青年》派。只不过,当涉及解决问题的途径时,双方对现存政权与未来社会形态、民主与专政等问题的看法,分歧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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