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耀辉 丁媚英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际，《环境》杂志从第4期起开辟“说史”专栏，通过采访广东生态环境保护发展历程的见证者、亲历者、推动者，以口述形式还原广东生态环保发展史，以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力开创广东生态环保新局面。本期带来原广东省环境辐射监测中心总工程师李耀辉人物专访。

李耀辉，广东五华水寨人，1961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历任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省政协医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政协提案委员会委员和广东省环境辐射监测中心总工程师。1988年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广东省优秀中青年专家”称号，199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82年12月，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建设中国大陆第一座百万千瓦级大型商用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以解决香港、广州、深圳等地电力供应问题。该核电站于1987年8月正式开工，使用压水型反应堆技术，安装两台单机容量为98.4万千瓦发电机组，并于1994年5月建成并网投入商业运行。

核电站虽具有能源潜力大、环境污染小、安全运行记录高等优点，但仍需对投入运行的核设施进行环境监测以确定其对周围环境影响程度和影响范围，保障环境、公众安全。也因此，在大亚湾核电站筹建过程中，广东同步启动筹备建立核辐射监测机构。

为此，我于1985年从核工业部调入广东环保系统。在此后短短的十几年间，我见证了广东省环境辐射监测中心（以下简称“辐射中心”）从无到有、从有到专的转变。虽然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已有21个年头，但回想起当年，依然感觉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

从核工业部到环保系统

1985年，我听说广东正四处招聘核辐射监测专业人才，就主动找到了时任广东省环境保护局局长强炳寰，向他进行了自荐。

从1961年大学毕业后，我就分配到了核工业部第九研究所，从事原子弹研制工作。在北京工作3年后，1964年我到了青海核基地221厂，1970年又到了核工业部第九研究所二所工作，主要参与核武器试验诊断测量，测定核武器威力。221厂建在四川绵阳荒凉偏僻的山沟沟里，工作条件很艰苦，一年到头也就只有十几天是好天气，剩下的都是阴雨天，经常下着毛毛细雨。我每天都专注于工作，还觉得影响不大，但我爱人却觉得很难受、很不适应。

在那段时间里，我在核辐射探测领域也取得一定成绩，参与的“放化分析测试热试验产品当量和消耗”项目（主要参与人），获全国科学大会荣誉奖;“裂变燃耗的反射化学诊断方法”（第二发明人），获国家发明二等奖;“镅锔比值法测定钚的燃耗值”（第一发明人），获国家发明三等奖。另外，还有近10项科研成果获国防科工委重大科技成果奖。

强炳寰局长了解了我的情况后，马上同意我加入环保系统。其实，当时选择离开四川回到广东，我内心还是很不舍的，因为那是我非常热爱的事业。但考虑到家乡需要核辐射监测专业人才，我依然能从事专业相关工作，而且还能更好兼顾家庭，也就毅然决然地回来了。

调回广东后，我先是调入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1986年又调入广东省环境监测站。直到1989年5月辐射中心成立，我才真正从事核辐射监测工作。

从只有2人到拥有44人

在辐射中心刚成立的时候，单位只有我和另一位同志2个人，也没有自己的办公场所，只能挤在省环境监测站办公。辐射中心成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90年，单位办公大楼和宿舍楼才开始动工建设，大概是1992年底到1993年初建成投入使用。

辐射中心成立初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准备推荐相关人员到法国进修核电站辐射监测方面的知识。当时我已经52岁，年龄比较大，所以省局（省环境保护局）并没有考虑我，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认为我更合适，极力推荐我，所以省局也就同意了。到法国进修，还必须法语考试合格才能去，为此，我又到外语学校学了一年的法语，考试通过才去的。我是1989年9月去的法国，在那里进修了1年零3个月，1991年春节后回来的。我回来那会，省辐射中心已增加了十七八个人，其中一部分同志是有工作经验的专业人才，也有一些是刚毕业的研究生、本科生，还有环保学校的中专生。

当时，周正担任辐射中心主任，苏锴隆、陈志岳担任副主任，我担任总工程师，就这样单位的架构逐步建立起来。那时候，省编办批复辐射中心的机构设置里明确我们的编制有44个，所以后来又来了一些新人，人员配置逐渐到位。但总的来说，从中心成立到1999年我退休，单位的条件一直比较艰苦：单位实验室没装修、办公室没空调、办公没电脑。有一年，一个原来的同事来办公室看我，还开玩笑说：“你作为辐射中心总工，办公室这么小，还连个空调、电脑都没有。”说实话，当时很多单位的办公条件都比我们好，现在辐射中心所在的办公楼当时只有4层，后来才加建为9层。但好在每个职工都分到一套福利房，福利房就在办公楼后面的宿舍樓。在此之前，就连周正主任也是租房子住。

从设备匮乏到实现监测

虽然场所有了，人也配齐，工作逐步上了正轨，但大家面临的困难依然很大。因为要对核电站周围环境进行监测，首先必须要有设备。当时，我编写的核电站监测计划方案，就提出需要的监测设备包括实验室测量器材，还有在核电站周围要建设监测子站和安装流动监测设备等。但是建设监测子站需要的设备国外没得卖，国内也没有现成的。

这样我们就联合核工业部太原七所研制了5套监测设备，并在核电站投入使用前就实现监测。谁想到一个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监测子站的监测设备必须放在核电站周围5公里范围内，而监测数据却要在100多公里外的总站进行管理。起初计划使用无线传输办法解决数据传输问题，但我在法国进修时看他们使用的是有线电话线传输。我觉得这个办法更实际，也更有利于数据保密，所以向领导请示后，改为有线电话线传输。这么一改，还节约了30万元。

核电站发电运行后，监测设备也开始启动监测，却又发现数据采集率很低。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们三四年，经过无数次的研究和讨论，我和单位同事黄乃容认为可能是因为线路的湿度太大导致的，建议在前置放大器中加入干燥剂。加入之后，果然就有明显的改善。另外，我们还安排了3名同志在核电站周围驻点，加强对监测设备的日常维护。通过这两个办法，监测设备就很少出现没有信号的情况了，数据采集率达到了95%以上。

后来我们还在美国购买了一套高纯质探测器γ普仪用于测量样品的放射性裂变产物，特地派了几位同志到美国学习如何使用这个仪器。现在回想起来，前期开展工作确实不容易，但办法总比困难多，在核电站投入使用前，相关的监测设备都陆续实现监测，大家也松了一口气。

从一无所获到赢得荣誉

设备有了，如何用好，也是很考验监测能力水平的。当时我们就高灵敏地测出核电站周围环境中的氚和银-110m。

其实大亚湾核电站使用的设备和技术是从法国引进的，本身就有最大排放量规定、有总量控制计划，并且这个排放量非常小，对周围环境没有太大的影响。核电站投入使用后，为加强对他们的管理，我们一边要求核电站每月都要提交放射性排放情况，一边也对核电站周围的放射性情况进行监测。

位于浙江海盐的秦山核电站是我国第一座自行研究、设计、建设的30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站。当地也成立了专门的监测站，但多年来，他们从未监测到核电站有放射性产物排放到周围环境中。确实也是因为很微量，很难监测到，但我们在大亚湾核电站周围的海水中就监测到了氚。当时，我们从国外买了一个测氚的仪器，这个仪器灵敏度比较高，但如果稍不注意也是发现不了氚。因为量很小，必须经过长时间连续监测才能从本底中扣除出来。我在研究院工作时，有些样品中的某些成分也是很微量，需要连续监测几天也是常有的事，所以我建议负责这项工作的同事尝试连续测量几天看看，结果连续测了2天，氚就暴露出来了。

还有一次，我们还测量到大亚湾核电站周围海水中有放射性银-110m。这种物质不是裂变产物，但我们测出来了。通过调查，发现是由于核电站需要用到控制棒，控制棒中的材料含有银。本身设备中的银是稳定的，但经过放射性中子辐照后，产生核反应，进而产生银-110m。

因以高灵敏度测出核电站排放到大亚湾内的氚和银-110m放射性产物，我们单位负责的“广东大亚湾核电站运行后厂址周围的环境放射性监测现状和分析”这个项目还在1997年获得“广东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辐射中心成立后，较好地完成了监测任务。另外，我单位监测数据表明，大亚湾核电站的放射性物质在环境中是完全得到控制的。

1996年，国家计划建立3个放射性核素台站，分别建在北京、兰州和广州，目的是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爆炸及其他任何核爆炸，促进防止核武器扩散及核裁军进程，增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当时，广州放射性核素台站有2个单位想争取该站的日常维护工作，我代表辐射中心去进行答辩。答辩现场，我以前核工业部第九研究所的一些老同事是答辯评委。他们知道我的水平，所以我们也就很顺利地拿下了项目，为单位又办了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