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艳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经权观念是公羊家哲学的重要话题，自孔子开始，儒家对经、权问题的讨论就从没间断过。从先秦至明清，“权”始终伴随着“经”而被赋予各种各样的伦理规定与道德涵义，今人已逐渐读丢了“权”最初的文字本义与精神指归。纵览《说文》《玉篇》《广雅》《广韵》《集韵》等字书，“权”字之训释几乎不离“称锤”“反常”“反经”等字眼，追溯其形、音、义，权本为一种名为黄花或黄英的木属植物，进而由木引申为称锤，由称锤演变为“反经”“反常”，再被诠释出“反经为善”“反经合道”等学说，其从生物科学概念转化为哲学范畴必然经历极其微妙的发展流变过程。再细究先秦儒家经典及其历代注疏，“权”字亦多取称锤、反经、反常等引申意，而不常显露其本义。以董仲舒、何休、陈立等为代表的公羊家尤其关注儒家之权变观念。鲁桓公十一年，《春秋》经曰“宋人执祭仲”，《公羊传》曰“反经而后有善”，权虽违背经之规定，但最终以善为归宿。“行权有道”[1](P63)，经有经道，权有权道，掌握了权的特质、原理、法则、规定才有行权的资格。有学者讥公羊家为“诈权”，陈柱批评此为“不善读书之过”[2](P115)。忽略了权由木衍生出的一系列涵义及其内在关联，造成了“权”的字源本义被悬置、架空，致使后人解读文本时偏离权之原初意旨，对于经权问题的义理讨论也不彻底、不深刻，缺乏充实饱满的学理养分。即便我们掌握了经、权的“形式意义”，仍然无法阐明儒家经、权之“实质意义”[3](P8)。宋代陈淳认为权字取义于称锤，因“权轻重以取平”[4](P51)而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