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华 万春林

(成都大学，四川 成都 610106)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这对超大型城市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超大型城市治理(1)根据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城市规模划分标准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成都是住建部2019年公布的全国16个超大、特大城市之一。超大城市意味着更多的人口、更强的经济活力，代表着一种文化身份认同，同时也意味着治理的难度。需要顺应社会发展需求，促进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提供公共服务，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融合，应对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风险。(2)柳建文：《超大型城市的治理与社区建设：基于天津的调查研究》，《社会工作与管理》2016年第5期，第50-59页。文化治理是超大型城市治理的核心和有效手段。(3)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通过文化治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不同于政治与经济治理的“硬”治理特征，文化治理体现出“软”治理特征，属于“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治理。一个城市的文化传统，凝练于历史积淀，浸润于日常生活，表现于平常日用，代表着超大型城市治理的文化根基与价值认同，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起着传承城市文脉、提升城市品位、创新城市治理水平的润物无声的作用，也是城市竞争软实力的重要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