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明

那时我在小镇读小学四年级，班主任是落户在镇上的上海女知青，教我们数学，四十岁不到。她脾气不太好，经常骂学生，骂得不解气的时候，便举起手掌或教鞭劈头盖脸一顿打。班上的小孩，都吃过她的“生活”，谁都会说两句上海话：“侬哪能噶憨额啦！”“侬只黄鱼脑子！”

彼时，在小镇家长的意识中，把孩子交给学校，就是听凭老师处置的。小孩子嘛，不打不成器。家长们甚至觉得，老师骂得越凶、打得越狠，越是说明负责任。

好几次，我看见戴着安全帽的男人、小腿沾着泥巴的女人，恭恭敬敬地立在教师办公室门口，说：“老师，我家小畜生不争气，随便打，不要紧。”

有一天，班上的教鞭坏了，几乎折成两截。班主任问：“谁家里有竹子，可不可以帮老师做一根新教鞭？”一只小手怯生生地举起来：“老师，我可以。”

举手的是我隔壁桌的晓玲。晓玲小小的个子，两根细细的黄辫子，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她的脑子似乎对于解方程之类的问题不太好使，考试成绩总排在后几名，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

第二天清早，讲台上放了一根教鞭——拇指粗细，圆润均匀，竹节被细心磨过，一端钻了孔，挂了一条彩色穗子，穗子是晓玲自己编的。晓玲骄傲地说，她寻遍爷爷家的竹林，好不容易才选定这根。新锯下的竹子得在火上烘烤脱水，才能坚固耐用。

班主任夸奖了晓玲，赞扬她的心灵手巧和集体主义精神。晓玲低下头，两只手绞在一起，似乎憋着笑。印象中，这是她第一次当众受表扬。

下午的数学課上，风云突变，晓玲连着答错了好几个问题，班主任杀气腾腾地冲到她身边，扬起教鞭，“啪”的一声，重重地打在她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