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岩

摘要：古老的中国“西北花儿”作为世界级非遗文化项目名录，在新世纪面临着如何更好地得以传承保护与弘扬创新的紧迫问题。当前如何继续保护、传承、创新与改良，关系到古老的中国“西北花儿”文化生命力的延续之大计，“西北花儿”是一种活态的非遗文化，应该与时俱进，不断的传承保护中弘扬与创新。

关键词：中国“西北花儿”;新世纪;传承与创新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1）10-0047-03

广泛流传在甘、青、宁、新等西北各省区十多个少数民族，尤以河州地区回族为传播中心的中国“西北花儿”，被称为“中国大西北之魂”“活着的诗经”和西北文化“百科全书”，多年以来享誉国内外，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甘肃花儿”为名批准入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流传数百乃至近千年以来，在中国大西北这片广袤肥沃、人杰地灵的大地上生根、开花和结果，在民间的山谷沟壑极为的盛行和红火，是世界民间百花园中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一枝常开不败的绚丽艺术奇葩。

1源远流长的中国“西北花儿”及其发源地

“漫上个少年走天下，花儿的故乡是临夏。”“好辣子出在循化，好花儿出在河州。”临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花儿之乡。”是西北“花儿”的重要发源地和主要流传地。在临夏地区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众人喜爱。

关于“花儿”之名称，在文史记载中最早出现的是明代成化年间时任河州儒学教授高弘的一首有名的诗作：“青柳垂丝夹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断续长。”“花兒”作为一种大西北古老的原生态民间歌谣，无疑是西北各少数民族集体创作的结晶和用心浇灌的一朵民间艺术奇葩，有着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顽强的生命力。在漫长的历史文化长河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特色鲜明的地域民族文化现象。就中国“西北花儿”的整体来说，主要有三大流派，即“洮岷花儿”和“临夏花儿”“关陇花儿”（六盘山花儿）。其中的甘肃“临夏花儿”，也就是“河州花儿”，是由当地的回、东乡、保安、撒拉和汉族等各民族所共同创作和演唱的一种十分古老的民歌山谣，在临夏地区有着十分深厚的历史渊源、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相对固定的传播场所，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每年农历六月初六的康乐“莲花山花儿会”和四月初八的和政“松鸣岩花儿会”。届时，来自四面八方成千上万的各民族花儿好家歌手们齐聚“花儿会”，放声高歌心中的无限情愫。其规模之大，曲令之丰富、参与人数之多，流传之广泛，是世界上任何民歌所无法比拟和超越的[1]。

中国西北“西北花儿”自从有历史记载数百乃至口传近千年来延续至今，是一种活态的多变的可持续性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早在2004年，临夏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花儿之乡”的称号，莲花山和松鸣岩分别被授予“中国花儿保护基地”和“中国花儿传承基地”，一批各民族民间老歌手被授予了“中国花儿传承人”;2006年还在临夏州还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花儿专业委员会”，并且创办了《中国花儿》刊物。这无疑是西北“花儿”重要发祥地的一份荣誉与责任、担当。

2名目繁多的中国西北“花儿”曲令

在中国“西北花儿”曲令中，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曲令，如“回族花儿”“汉族花儿”“东乡族花儿”“撒拉族花儿”“保安族花儿”等。据粗略统计，其中在河州型花儿曲令中，迄今流传着200多种曲令，有数万首的传统唱词，如“河州大令”“河州二令”“河州三令”“保安令”“土族令”“东乡令”等;曲令之丰富，同样当居世界民歌之首。这些“河州花儿”曲令，无疑是当地各族人民民族民间音乐生活中最普遍、也是最受欢迎的民族民间艺术形式，是发自他们火热内心的赤诚爱恋，是他们追求美好生活和向往幸福爱情的真诚赞歌。由此，在中国“西北花儿”中，千姿百态的娇艳“红、白牡丹”“阿哥”和“尕妹妹”也频频出现在动人的“花儿”歌词中，由此而深深的扎根在祖祖辈辈的西北各族人民那渴望幸福生活、向往美好爱情的心田里，年年岁岁，延绵不绝[2]。

就其歌词内容来看包罗万象，多姿多彩，即兴创作，有感而发，充分体现了临夏地区各族儿女的喜怒哀乐，其中不少是大胆歌唱爱情自由的浪漫情歌，也就是人们所谓的“爱情花儿”。就其流传的时空而言，跨越漫漫近千年，记录着历朝历代各族民间底层普通老百姓的内心感触和情感世界，犹如一幅幅通俗而又生动的西北地域的活态历史文化民俗画卷。其曲调丰富多彩，既高亢、悠扬、响亮、粗犷，而又不乏委婉、细腻、柔美、凄楚的动人之情，充分体现了河州地区从古至今多民族、多元文化生活和人文民俗的丰富性、多样性，其强大的生命力和传播功能，具体表现在众多民族共同用汉语演唱上，并且各具特色，具有极强的艺术生命力和文化包容性，是西北多民族文化相互交流、民族和谐的桥梁和纽带，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诠释。可以说，底蕴厚重的“西北花儿”文化在各族人民交流思想情感、维系民族睦邻关系和凝聚人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有着其他艺术形式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在现代信息化、网络化快速发展的时代，各种新信息、新文化、新民歌铺天盖地的强烈冲击下，作为古老原生态的中国“西北花儿”及其三大体系，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和严峻考验，面临被新事物、新现象所边缘化、乃至被流行音乐所取代的危机。对此，临夏州、市有关部门采取多种有效措施，致力于积极保护、传承和弘扬“西北花儿”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抢救和保护工作，努力打造“花儿临夏”的文化品牌和城市形象[3]，并且出台制定了一系列有效的地方保护措施，为“西北花儿”在新时代更好的传承与保护，创新和发展作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例如在临夏州每年举办的“花儿会”系列文化活动、“花儿歌手大奖赛”、花儿教材进学校等等，有效的保护与传承了中国“西北花儿”文化。2017年还上演了新编花儿剧《布楞沟的春天》，2019年在北京成功演出，收到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大大促进了传统“西北花儿”文化及其在新世纪的不断传承与创新。

3中国西北“花儿”在新世纪的传承与创新之路

当前如何继续保护、传承、创新与改良，关系到古老的中国“西北花儿”文化生命力的延续之大计，而同样包括东乡族“花儿”在内的中国“西北花儿”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创新与改良，也期待着地方各级政府部门、文化单位及更多的花儿学者、工作者以及民间民族音乐家和有志文化人的大力关注与积极参与支持。

众所周知，作为一份十分珍贵的民族民间口头文化遗产，中国“西北花儿”涉及到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语言性、音乐学、历史学、民族民间文学等等多个研究领域，有不少值得学术界共同研究探讨的新课题。目前不仅在国内，在国际也有一些关注中国花儿的学者。而让更多的人深入认识和了解包括河州花儿在内的中国花儿，充分发挥花儿发祥地的资源优势，让河州花儿真正走向世界，也是每个地方文化工作者值得深入思考的当务之急。

与此同时，笔者从事“花儿学”研究及其评论工作数十载，对于包括东乡族花儿在内的“河州花儿”文化情有独钟，曾经多次参加过中国“西北花儿”学术研讨交流活动、多次在会议交流发言关于西北“花儿”在新世纪的弘扬与传承、创新问题，并且发表了十多篇学术论文，访谈了几十名“花儿”学家。关于在当下在提倡文化自觉中如何更好的传承保护和弘扬“河州花儿”的历史文化品牌和发挥其资源优势方面，笔者经过认真深入的多年思考，则初步形成有如下几点思路：

（1）地方政府部门，特别是有关“花儿”重要发祥地、流传地的各级文旅部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一定要明确制定出相应的配套扶持政策，并在政策和经费方面给予倾斜性的大力帮助与不断加大投入和支持力度，通过重点项目形式，对河州“花儿”进行静态和活态的两种保护措施，其中的活态保护尤为重要，其中的活态保护，特别是民间“花儿会”和民间老传承人、演唱者的保护尤为重要，以确保河州“花儿”不断传承、创新和发展。

如建议在“中国花儿之乡”甘肃临夏等地尽快建立起“中国花儿”文化生态保护区，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和数字化形式，直观的整理和展示出“中国花儿”的历史文化渊源及其传播风貌，进一步加强对“莲花山”“松鸣岩”等为代表的传统“花儿会”场地的活态保护;同时，还要对于传统的“花儿会”进行积极的引导，重点的保护与利用，让它完全回归到民间，回归于山间野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间“花儿”盛会和自由演唱、即兴发挥的“山场”。不要演变成商品贸易交流的市场，失去了“花儿会”原来的风貌。

（2）当前对于“中国花儿”的传承保护中，依然一定要首先抢救、保护和挖掘那些濒于消失的民间传承人及其“花儿会”的活态资料，特别是深藏于民间的“花儿”老歌手、老唱把式，以及那些来自基层田野的民间文艺工作者等。借鉴国外的做法：对于花儿传承人的保护，一方面是对传承人本人的保护，对其生存、生活提供保障，如养老、生活的补贴;加大对于民间的“花儿”传承人的保护与支持，充分发挥他们的传帮带作用，如临夏和政的国家级“花儿”传承人、东乡族的老歌手马金山，虽然年逾七旬，家庭困难，依然热爱“花儿”，并且在家乡举办了“花儿”艺术学校，致力于培养喜欢“花儿”的青少年。对于类似的行为应当给予更多的支持和肯定。另一方面，是对传承机制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独特方式，是以口传心授为主的传承，只有这样，让中国“西北花儿”尽可能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

（3）提倡文化创新才是保护“非遗”的根本出路所在。中国“西北花儿”的传承发展也不例外，必须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努力探索出一条市场化、产业化的民族文化创新与发展之路。让“中国花儿”真正走出田野，走出山林，走向全国乃至世界民間艺坛。为适应互联网时代和数字化时代的新要求，组织力量要逐步将一些经典的“西北花儿”曲目进行包装全新的艺术提炼，加工创新，推出系列的精品力作及电子音像产品;特别可以借鉴近年来“藏歌”流行、传唱的成功经验，邀请著名作曲家、歌唱家利用中国“西北花儿”音乐素材进行再度的艺术加工与创作，使得那些经典的河州“花儿”曲目和优秀的新编“花儿”能够得以快速的流行起来。例如，由花儿学家郭正清先生制作的《花儿轻音乐》和西北民族大学合唱团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的改编后的合唱《夜夜晚夕里梦见》等都是一种花儿与音乐，花儿与世界相接轨的成功尝试。作为“中国花儿之乡”，更有大胆创新，有义务和责任的主动去做一些让“中国花儿”走向全国，走出国门的探索和尝试。

（4）利用先进的互联网和数字化新技术，建立河州花儿数据库和声光电的立体化花儿艺术博物馆等，积极主动的抢救、保护、继承和弘扬原创性的花儿音乐及其唱词，原生态的民间歌手及花儿会的视频资料等，组织有效力量，积极行动起来，尽快建立起数字化的保护文库，全面翔实的记录原生态“花儿会”，花儿传承人、民间花儿歌手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要保护在传统“花儿”基础上，积极探索，不断创新，组织专业队伍进行改编和再创作更多的新编“花儿”曲目及代表性花儿剧、影视文学作品、微电影等等。

（5）充分调动和发挥省州市各级花儿学界老前辈的作用，让他们各尽其能，为中国“花儿”的传承与保护支招，在现有成果基础上，不断为西北“花儿学”的深入广泛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王沛.中国“花儿”散论[M].临夏：临夏州党案馆编， 2018：17-24.

[2]魏泉鸣.中国“花儿学”史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75-80.

[3]武宇林.中国“花儿”通论[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8（8）：43-45.

（责编：王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