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鹏

一、纳蕤思神话、现代主义与“语言本体之镜”

在西方诗歌的原型意义上，“镜子”母题可追溯到那喀索斯（纳蕤思）临渊照影的神话。1890年12月，法国人瓦雷里与纪德同游蒙彼利埃植物园中的水仙墓a，前者写下了长诗《水仙辞》，后者写下了诗化散文《纳蕤思解说——象征论》，后在1920至1930年代，经由梁宗岱、张若名、卞之琳等人的译介，纳蕤思神话对19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人们在理解自我、语言、诗歌及其相互关系等问题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水中的影像，象征了超越现实世界之后所抵达的艺术乐园;对艺术乐园的抵达，需要诗歌临渊自照，在对自我影像合目的性的沉思中形成一个封闭的循环结构。这个时候，之前一直作为詩歌之工具的语言则成为诗歌的本体，语言不再对作者负责，而是作者对语言负责，将语言本体的实现视作诗歌的终极价值。瓦雷里在其诗学文章中，曾将诗比作舞蹈，将散文比作行走，在二者的对比中谈论过这一问题：“行走如同散文，总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舞蹈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也许，它也是一种行为体系，但其目的在于自身。”“在散文所特有的对语言实际而抽象的运用中，形式不被保存，在被理解后不再继续存在……但相反的是，诗不会因为使用过而死亡;它生就是专门为了从它的灰烬中复活并且无限地成为它从前的样子。”b在瓦雷里的诗学认知中间，语言虽然同为诗与散文的媒介，但在两者中的功能却全然不同。在后者中，语言是传递信息的工具，当信息被人理解后，语言就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