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干

有人对我说，汪曾祺的小说和散文是两样东西。

我一愣，仔细一想，还真有道理。

汪曾祺的小说做得非常用心，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惨淡经营的随便”，而散文带着更多的随机和随心，他自己在《蒲桥集》的序言里，就说自己写散文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这个“捎带脚”，有点漫不经心，也有点意外之喜，搂草属于“正常工作”，打到兔子，属于份外的成就，当然有点惊喜。虽然汪老先生不在乎“兔子”，但兔子来了，他当然也不会放过。

之所以“人人都爱汪曾祺”，在于不同的人能在汪曾祺的作品中得到不同的需求。汪曾祺受到中老年读者的欢迎，源于其文化底蕴和艺术内涵，而年轻一代尤其是2000年以后出生的喜爱汪曾祺，看上的是那些散文，尤其是那些写美食的散文，很多年轻人对《端午的鸭蛋》《故乡的食物》等耽于美食的文字耳熟能详。汪曾祺自己不太在意的散文，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尤其获得以网文为阅读主体的年轻一代的青睐，这肯定是汪曾祺没有想到的，他的“捎带脚”带出“跨世纪”的效果，以至于很多年輕人以为汪曾祺就是一个会写美文的美食家。

汪曾祺对于自己的散文的地位不在乎，因为是“捎带脚”，他更在乎自己的短篇小说。1994年《大家》文学杂志横空出世，我请王蒙担任长篇小说的主持，刘恒担任中篇小说的主持，苏童担任短篇小说的主持，谢冕担任诗歌的主持，汪曾祺担任散文的主持。对散文栏目的主持，他有些不满意，他内心觉得应该担任短篇小说的主持，我当时也考虑让汪曾祺担任短篇小说的主持，可散文谁来主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