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崇轩

一、从“终结”到“泛化”

今天的中国文学，已进入“泛文学”时代，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从新世纪初期到现在，这一话题不时被提起，但从未引向深入，那些重量级评论家很少发声。事实上，泛文学现象在表面的扩张、推进的情势下，已逐渐显露出种种问题、弊端，它不仅困扰着高雅文学的发展，同时也影响着现代文化的建构。只是在一片日新月异、高歌猛进的文化热潮中，我们被裹挟前行，没有意识到这一现象、潮流的潜在意义和后果。

20年前，美国文论家J·希利斯·米勒，在中国的文学刊物上发表文章，借德里达有关论述，宣示了他的“文学终结论”：“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a这一论断在中国文坛引起一场“地震”。有人无奈赞成，有人激烈反对。钱中文先生曾反驳说：“终结的只是某种文学思潮、某种文学体裁、某种文学形式的消失、转换与更迭，而不是文学自身的终结。”b与此同时，关于“泛文学”的讨论，却一直没有形成热点。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文学的变迁、泛化、衰微，引发了文学终结论的产生。而文学终结论的喧嚣，又证实了文学时代的“不复存在”。但学界热衷的是那个预言式的结论，而把事实和过程给忽略掉了。20年时间过去了，历史证明，文学的时代确乎过去了，但文学本身并没有终结。那种头顶光环、代表至高价值的高雅文学，被各种各样的潮流所淹没，被边缘化;而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审美，却渗透在各种通俗文化、艺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