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

大体来看，刘醒龙最好的长篇小说都是书写“历史”的，其中篇则偏重于叙述某一具体的“现实事件”——与其按照“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文学史修辞策略将之命名为“现实主义”的，毋宁说是书写“现实题材”的。换言之，在刘醒龙的方法论中，“篇幅”涵容着作品的内在规模，而内在规模的最直接表征就是所叙故事的编年时间。九十年代刘醒龙引起批评界广泛注意的小说都是现实题材的，并且这些作品的体量基本都是中篇;新世纪之后他的创作重心则转向了长篇历史小说领域。这种创作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了当代文学是如何由“九十年代”过渡到“新世纪”的。

一

随着“当代文学”学科历史化进程的不断加深，许多凭借某种“公共话语”进入文学史的作品逐渐丧失了其曾经被“召唤入史”的依据;毕竟文学史最终只能容纳这样一些作品：在悬置社会历史信息的“阐释”之后，它们仍然能够继续被阅读、被理解、被欣赏。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和《凤凰琴》无疑属于这样的作品。

《分享艰难》属于文学史序列中的“改革文学”，“艰难”一词再明确不过地显示出作者在文化转型期的犹疑和惶惑。小说最大程度地将一系列具体事件（罚款、处理经济犯罪等等）置于一个复杂的场域中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勘测;以中心人物孔太平为圆心，随着叙事的层层推进，塑造事件形态的经济、政治、道德诸领域被一一带出，静止的共时图景随之变成了一个暧昧动荡的动态场域;具体事件在各领域之间过渡并在过渡中成形。……